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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选手各施所能地拼争，他们关于教仪之争的演说成为德意志政治辩论的焦点。不过，温德赫斯特经常打胜仗。俾斯麦无论如何嘲骂他，说他是心怀仇恨的天主教教徒，警告并劝诱中央党反对他们的这个领袖，因为他反对帝国；又嘲笑他说他矮小，说他动弹不得等等，而温德赫斯特静静地反驳道：“我有许多缺点，但我却从不在议院里辩论时发怒。在议院里，我的脉膊每分钟跳六十次，在议院的围墙之外，我的脉博还是每分钟跳动六十次。何况，我的对手因为我矮小的身躯属于中央党，就骂中央党，请问，这是恭维我呢，还是在贬斥我？”
温德赫斯特说俾斯麦应该把国家权力移交给议院。俾斯麦闻言，伸出颤颤抖抖的手抓住眼前桌子上的玻璃杯，赶紧喝了几口，似乎要把温德赫斯特的话统统喝下去。温德赫斯特依然在往下说：“倘若把宗教从我们的学校里摔出去，谁来担负起教育的责任呢？国家能够胜任这件工作么？国家是否有完成这件工作的条件呢？若是有，请你告诉我有关你新的国家的回答。将来如果不是一个异教的国家，就是一个无神的国家，再不然就是上帝自己在世上。”此时，俾斯麦既不愿意答复，也不能答复，他只是带着个人的不快反驳说：“我出来办事多年，我会证明我维护着普鲁士君主制的宗旨的。”
第二天，俾斯麦开始了反攻，用很激烈的话骂人：“你话里的油不是疗伤的油，是助长怒气火焰的油。我很少听说议员对于纷争要进行劝说或调解……假如这位议员能够知道我所得自于上帝恩惠的一小部分，我求我所信奉的上帝的保佑，来抗拒我会遭遇的悲惨命运……你如果不承认天主教的领袖地位，你将更容易为国家的安定做出贡献。惟有当纷争与革命在国内占优势时，天主教的许多希望才能够成为事实。”
温德赫斯特立刻答道：“我不是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但是你们大家却好像想要我做些什么……我不愿说出关于宰相对我的攻击我本人作何感想，因为我是在这个议会的议长领导之下，而大臣们好像是不受节制的，我无论对着什么都不会退缩。那位先生问我，我是否还对汉诺威王室效忠。我相信我已经按照《圣经》上的话，凭着我的良心，尽了我当人臣的本分。有人说中央党有自己的秘密计划，从而给一个议员安上了嫌疑犯的罪名，企图以此恐吓这个党。这是我们正实行的近乎于压制言论自由的恐怖主义。我要对这位先生说明，要他相信，当运气好的时候，维持君王专制主义是很容易的；但当运气不佳时，还想强迫人民服从，那是办不到的！”
温德赫斯特的奋斗就是这样地有声有色。后来他揭示这种强权精神与奋斗之所以能推行的主要原因时，是这么说的：“因为这位先生有比较多的军队，有大量的金钱，这二者都多于我，所以他推行他的见解就会比较有成效。……一个人如果有二百万军队作后盾，他就不难推行他的外交政策！”当温德赫斯特还在那儿演说时，俾斯麦走出了议院，温德赫斯特微笑着给他来了一箭，算作为他送行：“遇着这样攻击的时候，武士的习惯是本人要接受挑战的……若是能够在德意志面前同我的对手谈谈，我会很为这种特殊的荣耀而自豪。”这个大卫就是这样很骄傲地，也很巧妙地用俏皮话把石子凶猛地扔向歌利亚的头。
但他并未命中目标！俾斯麦很快就发觉自己在这个宗教问题上做了错事。他利用好争斗的皮胡之死，与善于处理外交事务的利奥十三世的即位，遮遮掩掩地收回提案，把他提倡奋斗的责任都推到他的下属们身上。迟至１８７３年底，安德拉西写道：“无论什么时候，一提到教皇，俾斯麦就怒目圆睁，从他嘴里蹦出的话像是在咒骂。他说，教皇会危及各国安全的；他说，教皇是一个革命党，是一个无政府党，不管哪一位帝王，要想保全王位，都必须抗拒这个人。”后来他明白过来：罗马是不会被征服的，于是他就怪罪他的礼部大臣法尔克。当俾斯麦与符腾堡使臣米纳特会谈时，他用很精妙的譬喻说：“国家好像一个宪兵，手执利刃，悄悄地捉拿脚步快的教士。”他说，当婚姻法颁布时，他在瓦森。他正式地对萨克森使臣法里森说：
“他们反对我的计划，与我争斗。我只是同中央党作政治斗争，我激怒了全部天主教徒，这根本不是我的过错。我原来是反对这么做的……但是甘豪增与法尔克两个人以辞职威逼我，所以我不得不让步。现在我后悔我签字之前为什么没有读到这几条法律条文，因为里面有许多话是胡说八道……我请你告诉你的君王，最近这两年在普鲁士发生的事情，不该由我负责。”
不过，一年前俾斯麦唆使这一半人民反对另一半人民，他说：“威胁我们国家的就是那个不会做错事的教皇！无论什么权力，宗教之外的权利，他都是喜欢拿过去就拿过去——宣布我们的法律无效，抽我们的税捐——一言以蔽之，在普鲁士这个国家里，无论什么人都不如这个外国人有权力！”可是现在他却说出了前面所说的话。
他希望德累斯顿早已忘记了他所说过的话，但是，他错了。欧洲记得，罗马更记得。别人也不会忘记他二十五年前所说的话：“我希望我能够看见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船傻瓜，在基督教会这块礁石上碰个粉碎”！当老格拉赫对俾斯麦提起他还是虔敬派时，他冷冷地回答说，他的意思是说耶稣教教会，罗马占卜人不能不微笑。皮胡在临死前不久说他的大仇敌是一个信奉耶稣教的腓力。他留下了这样的预言：“最后有一块大石头滚落到山脚下，把这个巨人碾碎了。”
第4卷独裁（1）
这位独裁者，现在脚步很重的、很霸道地在帝国走过，国人称他铁宰相。他们是不知不觉在说着笑话——因为这位独裁者处理内政极其强硬，国人却不愿意他这样强硬；他处理外交相当灵活，德国人不再要什么东西。不过，无论怎么说，当国执政发号施令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相信别人，不相信别人有睿智和忠诚，但却有万种理由自信拥有的机警，不管哪个人，只要有才能，他就疑心可能是自己的劲敌。种种迹象表明，他越来越变为一个独裁者，把全部的权力都抓在自己手上。但这样的自以为是（他的天性不好笔墨与纸张），他恨人而爱树。对参政者与他们的各种行为深恶痛绝。这些都促使他想休息，想过乡下的生活或者长期度假。他一休假就是五个月，临离开时他把公事交他人办理。但如果承办者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却会惹来祸端的。对这种情形最清楚的，莫过于罗恩，罗恩在未做内阁总理之前曾写道：“那位归隐于瓦森的人，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却发出极严厉的禁令，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许惊动他……除非他踌蹰满志，以便以一个上议院与必要的阁僚共事于帝国，不然的话，将来的历史会把他作为一个反面的人物……你不能永远依靠动手才得温饱，无论你的手多么灵巧，多么有力，你的口齿多么能言善辩……他只有很少几个朋友。他特别愿听他仇敌们的话，这些仇敌中最坏的就是其中的几个崇拜者……只因为我自己如此看重他，所以我希望多方改变他。”不久所有的人都看出来拉斯克发牢骚，说俾斯麦不再能够迁就任何一位部长。他只与司长们联系。我们又读道“德国人愿意被俾斯麦管理，以至于他回到瓦森称病时还是要他管理国家，哪怕是任何较少的管理都不愿意是俾斯麦以外的任何人。”
第一层，他的专制施加于各部部长与王公们身上；第二层，他的专制施加于帝国议会的更为厉害；其三便是施加于官吏们的专制，而且达到极点。即使是诸邦在位的公爵们，如果不按约定的时间到，他就不会见。甚至于国王们在他那儿也会碰钉子。如果他约一位王公晚上九点来见，八点三刻俾斯麦还在处理事情，便会打发人去拿来他的制服。到了九点一刻，他换好办事的衣服，口授台德曼写字道：“在位的君主们，不必想让我多等他们一刻钟。”这时候有人来报大公到了，两扇门大开。台德曼的记载说，俾斯麦原是一面走来走去，一面嘴里说着。一听见大公来到，便赶快坐在书桌旁，装作埋头于公文的样子。随后他就表示深深的歉意：“我很不盼望殿下今晚来探我啦，因为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他这样的行为意在使王公们不要太离谱；但是他还有别的意图，他要叫参政议会晓得他做了什么。他知道外交部是说长论短最热闹的地方。有一次萨克森王出其不意地走来，看门的是一个老牌的普鲁士人，问道：“你有约在先吗？如果没有，我可不能让你进去。”萨克森王只好走了。后来俾斯麦赔不是就完了。
俾斯麦有时候一连好几个星期不见阁员和大使，这是处于他不喜欢他们或想躲避答应要求的情况下。路西亚与台德曼都告诉过我们，当俾斯麦不愿意的时候，必须用妙法才能够使他收回一项通告或决定。我们简直有跟读关于俄罗斯专制君主的宫内情况记载一样的感觉。有头等睿智的人物，自然不愿任人摆布，使内阁徒有虚名。越来越没人愿意在内阁供职。他诱人入阁，过不久又将其踢出阁外，有一个会说俏皮话的伯爵，把俾斯麦比作唐璜，说他起初引诱美貌女子，等玩腻了就抛弃她们啦。俾斯麦看重一位阁员，至多不过两年；很少多于两年的，这并不是不自然的事，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倘若我要吃一勺汤，我必须先问过八个傻子！”但如果他的同僚们投入到对手的怀抱，他却大发牢骚，说他们忘恩负义，自称是赏识他们提拔他们的。
只要有人来访他，除非客人只是毕恭毕敬地听他说话，否则只要客人一插话，总是惹起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