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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讲究钻营的社会里，我们可以猜测没有任何人开始做一件大事会像俾斯麦这样从容。他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却也会细致地讨论用多少副餐具，或告诉他哥哥说他的老马夫穿起新式衣服来，好像一位伯爵——他对他哥哥说起这些琐事，从另一方面表示俾斯麦的祖先们是成长于不甚宽裕的家庭。遥远的波美拉尼亚女孩子们会称他是个“世界伟人”，然而他却不过是二等乡绅，只是在忽然间受命当国家代表。俾斯麦自始至终都摆脱不了他那乡绅的本色，如少年时大手大脚地花钱，后来才开始知道节俭，一心想增加田产，努力清还田产所担负的债务，然后添置新产，添置森林与村庄，为子孙谋利。有时他觉得这样做很让人讨厌，但是从基本上说，这样做却养成了他以后的性格。由于经营着这许多产业，使得他成为一个小心翼翼的经济家，并且使他由家长制作风演变成国父的作风。
他的阶级骄傲，也是忽然间变作进入上流社会的贵族公子的派头，因为这样的骄傲大于一位图恩伯爵的骄傲，这个伯爵认为请法兰克福的商人吃饭就是失了身份，俾斯麦报告给他的长官，外交总长曼陀菲尔，说道：“我同那些卖给我家具的商人的太太们跳舞，这些人极有礼貌，几乎使我暂时忘记他们丈夫是那么狡猾的商人。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女士，就是卖给我雪茄烟的商人的太太，坐在我身边的女士，正在同一位先生跳舞，那位先生是前天卖给我太太窗帷的商人。”俾斯麦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不同阶级宣战，国内政策也是如此，这种行为很符合他的个性。
第2卷大使生活（2）
惟有他的哥哥明了这一切，但是却不明白俾斯麦的别的事情，他的哥哥“就是一个老实地主的俾斯麦”。他兄弟二人虽有言在先，两人的钱财要分得清清楚楚，也没有什么证据证明做外交家的俾斯麦托他哥哥经营什么事情，他们却彼此不断地互相传递经济方面的情况。他现在属于本地的政事局，却向局里诉说申豪森现在的主人要求填补款子、河堤等等。“我现在从申豪森收到欠租，我有许多还债的计划，我似乎变成了一个极为贪财的资本家。”当他们夫妇不断地被一些王公贵族们宴请时，他却在心里算计，“赴宴时须随身带着行李与仆人，坐马车需要花钱，喝酒也需要花钱，这样算来，我们所花的钱，也足够我们在家请几位客的。”接着他又算计，以自己所处的地位需要请多少次客。“请这许多次客，要花许多钱，我得小心打算，从前对于钱财却没有像现在这般小心。我们现在花费很节省，赔补去年冬天的费用，到七月初一，我的财政状况又可以好起来。”有这样一笔一千元的款子，从前是可以记公账的，现在却要他自己掏腰包，他当然很不高兴。其后他对于社会上的诸多应酬，他也不再肯花钱。不仅在他早几年的信中，连后来六年的信，都提到这种宴会。“说到这些宴会，最令人讨厌的就是那些切碎了的肉！倘若我一个人将剩肉都吃了，会弄坏脾胃的，倘若我宴请的老少们都帮我吃掉，我喝了太多的酒，也会伤害我的脾胃的。”
基本上讲，他觉得外交官的生活是单调无味的。他写信给他的岳母：“我从早上吃茶点时起到中午，这段时间接见大使、听属员们报告公事……随后再到议会，闭会最早也要在一点钟，迟则在四点钟。闭会后等到五点钟，有时我要出去骑马，有时要阅览公文。……我们吃大餐时多数时候有一两位随员相陪，餐后（往往我还未吃完，就有人请我出去）是一天中最舒适的时光。我躺在大虎皮交椅上吸烟，乔安娜同儿女们围着我，我翻着二十张报纸。到了晚上九点或九点半左右就有人来报告，说马车准备好了。我满肚子的不快，关于社会上所说的快乐，我有一种很痛恨的感觉，我们必须装扮好自己，以便在欧洲的上等社会中演戏。乔安娜在宴会上同老年妇女们闲聊，我同她们的女儿们跳舞，要不就同她们的父亲们谈一些严肃的话题，将近半夜时，甚至更晚，我们才回家。回家后我躺在床上看书，直看到我睡着。等到乔安娜喊我起来，问我究竟是起床还是再睡。”
“使馆里有一种随意的舒适感，其实就是乱，因为太多的礼节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我的一个老朋友美国人莫特利来法兰克福探望我，说道，‘有好几处大房子，人们在里边可以随随便便’，这就是其中之一。……私宅都在后面，向着花园。人们在这里都是很亲密的，老的少的，祖父母们领着孩子们，旁边还跟着一条小狗。他们在这里吃、喝、吸烟、弹钢琴。在这个大宅子里面，啤酒、饮料、香槟等应有尽有。人人都收藏着极好的哈瓦那雪茄，想吸就吸。”当俾斯麦能够穿他的那件带花的睡衣，并穿到很晚，有时穿到中午，他为此会非常高兴。当他要出门的时候，却不得不脱下这件花衣，打扮整齐。“与其买十件浆过的内衣，不如买五件更好一些的。你只花两元钱是买不着好内衣的。”
这样的生活，使他觉得活得很年轻，在他的朋友柏克给他画的一幅油画中，俾斯麦就显得很年轻。现在他剃了胡子，却失去了许多苍老的感觉。在他未当大使之前，他确实显得有些苍老，后来渐渐地恢复了年轻。他剃去了胡子，是为了做外交家考虑的，他虽然对夫人说，他之所以剃去了胡子，是为了听从她的要求，实际上，他是听了涅塞洛德的一句示意的话，才决定将胡子剃去的。因为他正要觐见沙皇，有人猜测尼古拉不喜欢胡子。他不习惯那种坐着不动的生活，这样他会觉得难过。他说了不满意的话：“那些永无休止的宴会，使我讨厌到疯狂，这对我简直就是一种糟蹋。因为人们要吃许多杂七乱八的东西，以便敷衍到终席。我的肝可要毁了——这些不良后果就先别提了。”但是当他的医生告诉他要他早上五点钟起床，披上一块湿布时，他就说：“假使能够找着一个死的更自然的办法，我宁愿死得更自然一些。”
他身体很重，只能靠骑马、打猎才能把体重减轻些。倘若有公事使他不能出猎，他常常会发怒。“到底还是打猎才是最好的消遣方式。在森林的深处，那里既无人，又无电线，只有在这种地方，我才会感觉格外的舒服。我想过乡下日子，想出了思乡病。……我已日渐衰老，我想享受这闲适的生活。”他求他哥哥给他一匹马，“要能载得动我，还要好看一些的。我不管马的脾气有多大，只要它有这样的体力。”我们看什么样的马，就知道他十年间的变化。从前他看马匹与女人，是越野越好；现在他不要驯服什么人。只有当他在丹麦海口外，在狂风大作时在船上过一夜的时候，只有在匈牙利听见他的朋友们在森林里同强盗格斗时，在露天宿营的时候他有时还会火气很猛地发牢骚说：“人们在令人讨厌的法兰克福，是得不到这样的阅历的。”
其实他的新事业使他老得很快。在他当大使的时候，从三十七岁到四十八岁，俾斯麦的精力也日渐衰落，然而他却更难以让人对付。他变得更加敏感，看见时光转瞬即逝。他虽然在十年间很不满意普鲁士所作的事，然而却不能改变什么，他的精力也在不断的报告与公文中消磨。两年之后，他写道：“我绝对不能相信，自己会习惯了例行公事，如今我在这里已习惯了这些。……我天生不愿写东西，又是天生的懒，我极为惊异我竟能如此节制这两件事。”我们要想起从前的俾斯麦是什么样，就会知道他现在是受了怎样的约束。有一次他外出旅行了两个星期没得到报纸看，就后悔自己少年时虚度了光阴。他在法兰克福三年后，他又说不满意的话，“因为没有事做。”
他说的事自然是政治上的事，并非日常公事，这些是他的属员们去办的。在联邦议院，当议员们发表一些繁冗的演说时，他就写家信逍遥。但是有一次，有一个少年犯了政治罪，他得知要拘捕他，他就一大早爬了三层楼去见这个年轻人，说道：“你赶快跑到国外去！”少年迟疑不决，俾斯麦又说道：“你好像不知道我是谁。也许你没钱，我给你点儿钱，你赶快跑到国外去，不然的话，人家就会说巡警办事可是比外交家麻利。”又一次在俄国都会，有一个逃犯是使馆认识的，俾斯麦替他预备衣服改变装束，从后门把他放走——俾斯麦随后反责备警察让坏人逃走！这样不合法的事是少有的，但是当遇到这种事时，俾斯麦的冒险敢为的性子又发作了。
当他写信时，他的脑子转得很快。他的随员们说他走来走去，穿了一件绿色的睡衣，话从口里一句接一句地冲出来，中间还夹带着些批评的话。当他心情好时，他会拖住一位秘书，然后他口述，由秘书来记录，从半夜一直到天亮。他做人家的长官是很正直很和蔼的。他受不了同他拘泥于礼节的秘书，这使两人在一起不舒服。他请他的秘书们同他一起去打猎，同他一起饮酒，当他在不太得志时，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满意。有两位秘书说起他时，所讲的情形基本相同，俾斯麦训斥他们如同训两个不听话的小学生。有一次有一位秘书没有完全听他的命令，俾斯麦说道：“我想你一定会后悔的。因为我知道你的见解和我一样，那就是一个顾体面的人只要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