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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的7月24日，盛夏时节，建议案终于得到了回复。回复称潜江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已经商议出解决的办法。
一、为了解决城区教师工资拖欠问题，决定在城区中小学生中人平集资50元；
二、自今年9月份开始，全市教师的工资由市财政局拨付市教委，再由市教委按月下拨到乡镇教委和市直学校；此前拖欠的工资由各乡镇负责解决。
姚立法认为，这份回复表明，潜江市委市政府根本没有诚意解决教师的工资问题。他们把本该由市政府解决的问题，踢皮球一样的踢给了下级（乡镇一级政府）和老百姓（学生集资给老师发工资）。满心期待的教师们，万万没有想到，等来的竟是这样的一个毫无意义的答复。
也曾经有教师拿着这份回复去找乡里领导要工资，乡里领导说：“市里不给我钱，我就是倾家荡产、把裤子当掉，也发不起你们的工资。”至于城区学校通过学生集资给教师们发工资的做法，则遭到家长们的强烈抗议。因为，这是明目张胆的乱收费。
一年后，2000年的9月29日，潜江市政府办公室下达了一份《关于化解学校教育债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内文写道：要强化全员的偿债意识，教师津贴、补助和福利发放要与偿债挂钩。凡有债务的学校，其经费必须先保证计划偿债，否则一律停发。
据了解，潜江市政府这么做的理由是，该市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搞教育建设的过程中，欠下了不少债，所以，请广大教师们体谅政府和学校的难处，帮帮忙，用他们的工资和福利来还这些债。
这无疑是一份让潜江市所有教师更加心寒的政府文件。“霸王”文件彻底摧毁了教师们拿到被拖欠工资的希望，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而国家文件是早就明令不允许将学校的债务和教师的工资挂钩的。
写调查报告，递交建议案，当面与市里领导理论，甚至罢课、围堵政府机关……该想的办法都想了，下一步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教师们由愤怒而茫然，由茫然而绝望。摆在面前的，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放弃。
姚立法没有放弃，依然穷追不舍。
此后，几乎在每年的市人大会上，他都会不依不饶的提交一份内容大致相同的建议案——关于解决拖欠教师工资的建议。
市人大某工作人员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姚说，教师工资的建议案，眼睛都看出老茧来了，你以后别交了。市政府没钱，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啊。
事情就这么拖下来了。一拖又是好几年。当选为人大代表的第三年，也即2001年3月，倔强的姚立法带着几千教职工的联名信进京，到财政部、教育部、人民日报社、中新社“上访”。
看过姚递交的材料后，《人民日报》派出记者先后几次到潜江市进行采访，并于5月22日刊出《盲目举债“达标”，“普九”失去根基——潜江市片面追求“普九达标”引发诸多问题》的报道，披露、批评潜江市将债务强行加在教师们身上的不法行为。
权威党报的的批评报道，对于潜江市教师工资问题的解决，同样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在潜江市，教师工资的问题，好像是一个死结，是一个根本无解的题。
一百多年前，康有为骂道：中国的政治是无人负责的政治。可是，教师的工资问题，不只是政治，更是生活，是活命钱。
“一个这么简单、这么合情合理的要求，几千人争取了好几年，却毫无进展和结果。我们的人民政府为什么会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呢……”姚立法神情激愤。
“选民责怪你了吗？”我问。
“没有。大家还是理解的，我真的尽力了。”说到这儿，姚立法的眼圈红了。
被截留的救灾款
1999年3月28日，姚立法在潜江中学走访选民的时候，意外得知：学校教职工银行卡里50元钱不明不白的被学校扣除。
1998年，是个灾难之年。这一年夏天，天降汤汤大水。中国29个省受灾，受灾人口2亿多人。长江沿岸的许多城市和村庄都浸泡在汪洋之中，家园尽毁，农田被淹。
据潜江中学的负责人说，被扣的那50元钱，全部上缴市教委，献爱心捐给灾区人民了。
50元钱，对于月工资只有三、四百元的教师们而言，不是一笔小数目。
教师们说，这爱心该献，可是献得稀里糊涂。首先，学校不和教师们商量一下，就随便扣大家的工资，这种行为未免太霸道了；捐款应该是一种自愿行为，捐多捐少，应该是教师们自己说了算；捐的钱，学校并没有开具收据，口说无凭；学校扣除的这笔钱，具体流向了哪里？学校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教师们把心中的诸多疑虑悄悄告诉了姚立法，希望他能帮大伙儿核实一下。此时，姚立法正在为解决教师们被拖欠的工资而焦头烂额，得知这个情况后，他二话没说，第二天就着手救灾款流向的调查。
据姚立法了解，不只是潜江中学，全市所有教职员工，甚至中小学生，在市教委的号召下，全部为灾区捐了款。这些捐款最后汇总到市教委，由教委捐献给灾区人民。
这么多的救灾款捐给了哪里？是否全部捐给了灾区呢？对此，市教委并没有公示过。那么，这种行为，说明了什么问题？背后是否存在猫腻？救灾款在上缴和捐赠的过程中，是否有可能被非法截留？姚立法用他一贯质疑的思维方式揣测、琢磨着。
“你怀疑、调查的人，是你的领导和同事。有没有想过可能的后果？”我问。
“我是双重的身份，是教职员工，也是市人大代表。一个市人大代表如果会被人际关系捆住手脚，还怎么做事？”姚立法说。
“不担心穿小鞋吗？”
“他们只能给教职员工姚立法穿小鞋，不能给人大代表姚立法穿小鞋。人大代表拥有特定的权利。”
虽然姚立法语气轻松，一幅不管不顾的“拼命三郎”模样，但是，调查自己的顶头上司和朝夕相处的同事，我能想象出其中的尴尬、微妙和艰辛。
人大代表兼职社会工作，这是中国“人大制度”的特色。从好的方面说，可以使人大代表在工作过程中和选民打成一片，彼此加强沟通和交流；从坏的角度想，一旦涉及到本单位的腐败、侵权等棘手问题，上下级、同事、朋友这些关系，必然会成为人大代表调查过程中的重大干扰。
3月30日，姚立法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找到市教委办公室分管这项工作的某副主任，说自己受选民的委托来了解一下捐款情况，希望他把捐款明细给自己看看。
姚立法在市教委勤工俭学办公室工作，和这位副主任是共事十多年的老同事。工作之余，他经常到这里来串门聊天。所以，一走进办公室，他很随便的在一张凳子上坐下。
副主任问姚立法：你凭什么查账呢？
姚回答说，他是人大代表，依法视察。
副主任说道：既然是依法视察，那就请你拿出代表证来。我们要证明你的人大代表身份以后，才能接待你。
这一刻，副主任一幅完全公事公办的模样。
由于潜江市人大常委会还没有向代表们发放代表证，所以，姚立法拿不出代表证。
因为生气，姚立法满脸涨得通红。他出言不逊：你这么做很无聊啊。你每次通知人大代表去市里开会，不都是通知我吗？
双方剑拔弩张，吵得不可开交。
事实上，副主任是在秉公办事。因为，根据规定，人大代表必须持证视察。不过，副主任明知姚立法是本系统的人大代表，为什么仍然坚持要查看其代表证？用“秉公办事”四个简单的字是否能解释清楚？我不敢妄下论断。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姚立法是教育系统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他代表的是教育系统的所有选民。换言之，姚立法也代表了副主任。姚了解救灾款流向的目的，是为了替副主任这样的选民查清真相。可是，即便如此，副主任依然“铁面如山”，毫无回旋余地的拒绝了姚的要求。
后来，经过潜江市人大常委会的多次协调，市教委才允许姚立法查看相关账目。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姚立法发现，教育系统果真存在非法截留救灾款的问题。
1998年9月，潜江市实验小学全校师生一次性捐款2。328515万元，市教委只收到该校1。25555万元的捐款。学校截流的10743。8万元，存在学校某领导私人的账户上。
1998年8月和9月，潜江市教委共收到捐款30。060351万元，流向是：防汛指挥部1。781万元，市民政局2。22万元，监利、洪湖、石首、公安四地教委各5万元，省教委5。1525万元，还剩余9068。51元。
市教委捐给灾区人民的钱只占整个捐款的七分之一，并没有依法专款专用，大量的钱捐赠给了没有受灾的关系单位；另外，还有近万元的救灾款存在市教委某领导个人的户头上。而此前，姚立法得到的答复是，全部捐给了灾区。
两笔一万元左右的救灾款余额，从1998年8月发起捐款，到1999年4月姚立法查账发现，已经被截留了近8个月时间。按照每个教职工被扣50元钱计，这两万元的截留款，相当于截流和亵渎了四百名教师的爱心。
国家早就有明文规定，救灾款必须专款专用，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名义截留挪用。
就在潜江市教育系统发起救灾捐款活动的前后几天，长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险情，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也就在这段时间，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经亲赴湖北长江抗洪第一线，给军民鼓劲儿，誓与洪水抗争到底。
这样的紧要关头，潜江市教育系统的某些人敢于截流灾民的救命钱，这胆子不可谓不小，这良心不可谓不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