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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时怎能想到，两周之后，到看守所来把他接出去的，不是系里的领导，不是班上的辅导员老师，不是学校的任何干部，而是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他的父亲。
父亲是通过什么途径得知保良关在分局看守所的，保良无由明了。父亲在知道这件事情后的第一反应，保良也猜测不到。但他后来知道父亲为他找了省厅的领导，找了市局的领导，找了学院的领导，找了……很多很多领导，这些领导也都为保良的案子做了批示。分局的民警这下知道了，他们在夜总会抓的这个人，是一个老公安的儿子，是一级公安英模的儿子，是一个正准备子承父业，继承警察衣钵的青年。虽然各级领导的批示中，都首先强调了一定要依法办事，但也同时要求办案的古陵分局要详细调查，搞清原委，分清责任，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面面俱到的套话当中，倾向所指，还是听得出来的。
古陵分局照批示要求，重新做了细致调查，在这两周之内，找保良谈了多次，也提审了小乖和与保良同房跳舞的其他违法人员。最后撤消了原来做出的对保良收审教育三个月的处理决定，改为行政拘留十五天的处分，从羁押之日起算，十五天后，保良走出这道高墙电网，和父亲面对面地站在了拘留所的门前。
保良进入拘留所第一天就受到同牢押犯的欺负，一场恶斗之后浑身暗伤。第三天拘留所知道了保良的出身背景，给予了特别关照，民警亲自进号嘱咐老押犯不得欺负新押犯，同号的犯人这才知道这小伙子来头不小。之后保良没再挨打，但，这十五天的拘留生活对他来说，如同百年炼狱一般。十五天，他吃不进任何食物，不想与任何人交谈。白天，他的思想极度混乱，既有与世隔绝的恐慌，又害怕走出这里重返自由。晚上，即便在轮班站岗监视号内犯人睡觉之外，他也从未有过彻底熟睡的一刻。十五天后，他拿着警察发还给他的身份证，钱包，还有那只镶钻的白金耳环，走出拘留所大门的时候，父亲也许已经认不出他了，他不再是那个英俊挺拔的公院学生，田径高手，阳光少年，而是一个骨瘦如柴，弱不禁风，面色枯萎的释囚，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真正的吸毒者。
他站在父亲面前，摇摇晃晃，变得细长的脖子，几乎撑不住微微颤抖的头。他听见父亲开口叫了他一声：“保良……”他再也忍不住滚滚泪水，张开双臂抱住了父亲。
父亲一动不动地让他抱着，他能感觉到父亲和他一样也在哭泣，不一样的是父亲把哭泣全部压在肺腑，除了胸腔起伏之外，不让自己露出一丝唏嘘。很久之后父亲才移动残疾的双腿，毅然离开保良虚弱的身躯，转身向大路走去。
保良失去支撑，身体晃了一下，他可怜地叫了一声：“爸，您原谅我吗？”
父亲站住了，他站得很稳，双脚一点也不像患有残疾，就像一个永远不倒的英雄。他转身，走回来，没有停顿，没有犹豫，扬起了巨大的手掌，用尽全力抽在保良的脸上，一掌就把这个不肖之子打倒在地！
父亲含泪看一眼倒在地上的保良，再次转身，走了。脚跛得厉害。
第二部分陆保良参加淫乱派对
陆保良参加淫乱派对，吃摇头丸，吸Ｋ粉，受到公安机关查处的丑闻，以最快的速度、以最花样的版本，在省公安学院风一样地传开。教室中、食堂里、宿舍内，无人不谈。保良回到学校的第二天，还出了早操，还上了一天课，晚上还到图书馆去找了老师规定看的书。晚上睡觉前，同宿舍比较要好的同学还私下里向他问了问情况，做了朋友式的安慰与规劝。第三天，辅导员老师叫保良到系主任办公室去一趟。在系主任办公室里，系主任，还有另一位保良并不熟悉的学生处的老师，向他宣布了省公安学院刚刚做出的关于开除保良学籍的决定。
保良已经有所预料，他已经学会把事情想到最坏，但，在听到系主任以平缓而又沉着的声音宣读决定的时候，他仍然感到全身每块肌肉都在发抖。在系主任宣读完毕并例行公事地征求他对处理决定的意见时，保良已经抖得口齿不清：
“你们……你们跟我爸爸……说了吗？”
系主任说：“学院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已经和你父亲谈过了。你父亲对学院的决定，表示理解，没有意见。”
保良本想做些申辩，做些恳求，但父亲的态度让他放弃了残余的幻想。他走出系主任办公室以后发觉他的那身本来非常合体的警服变得衣宽袖大，与他瘦削的身材有些不符，就像是一件别人的衣服，让他偶尔借来临时穿的。他曾无数次想象过自己空荡荡的肩章上，经过日积月累，立功受奖，不断添加着星星杠杠，他想象过当那些星星杠杠终有一天超过了父亲，父亲将用怎样一种欣慰的笑容，代表陆家的家族与先辈，向他表达奖赏。
保良回到了家里，带回了所有属于私人的东西，留下所有和“公安”沾边的物品，包括警服、校徽、公安业务的教科书和相应的听课记录。回家后整整一周，他几乎没有走出自己的卧室，连饭都是杨阿姨送到他的屋里。他在卧室里几乎听不见父亲的声音，听不见父亲说话，听不见父亲走路。父亲走起路来一轻一重，那声音很容易辨认。那几天，连杨阿姨也轻手轻脚，连嘟嘟都自觉收敛了喧哗，从家中窒息的空气里，保良能想象出父亲的脸上，该是何种表情。
父亲不来找他，不和他说话。
他是那么渴望父亲的脚步突然自远而近，突然敲响他的房门。他渴望父亲进来找他谈谈，哪怕狠狠骂他、打他、听他忏悔、听他痛哭。他渴望他们父子间能够面对面地，无论以什么方式，让这件令父亲蒙羞的事情就此成为历史，让这耻辱的一页，毁掉父亲的光荣与梦想的一页，就此翻过。
但父亲不来找他，不想面对。
一周之后，保良走出了卧室，走出了家门，走到了刺眼的阳光下，他仰头望天，想判断自己是不是已经疯了，已经崩溃，已经双耳失聪……他看见的太阳，依然光芒万道；看到的天空，依然碧蓝耀眼；他听到街上人声鼎沸，车鸣声咽。他的身体虽然虚弱，但四肢还能活动自如，器官感觉，敏锐如初。
他顺着大街走，走了很久很久。
从搬到省城上中学开始，他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以一个闲人的身份，以一个被社会抛弃的边缘心情，在大街上，在摩肩接踵的人海中，如此盲目地，随波逐流。
他不知不觉，走到了李臣工作的台球馆里。
台球馆里，顾客不多，啪啪的击球声刺激着保良的耳膜。他看见了李臣，李臣穿着深色的西服，和一个送饮料的服务员交待着什么，举手扬眉，一招一式，全都像模像样。李臣也看见他了，迎着他走过来，一脸惊讶：“哟，保良，你怎么来了，你今天没课？”
第三部分确需要重新计划人生…（图）
那天晚上，半夜三更，在菲菲姨夫的小吃店里，鉴宁三雄喝得一醉方休，大家全都酒后失形。李臣狂笑不止，刘存亮则一醉就哭。说起鉴宁老家，说起老家那座红色的山丘，说起山丘上那座形同古堡的废窑，说起站在窑顶放眼涛涛河水的满腔豪情，说起背井离乡的孤独无助，衣食住行的艰辛不易，怎能不一怀愁绪，双泪横流，连李臣的笑声里，都含了一丝难掩的唏嘘。
但保良没哭。
保良也醉了，但他没哭。
保良问李臣：“李臣，你现在最想要的，最最想要的是什么？”
李臣说：“我最最想要的，是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咱也不知道熬到什么时候，才能在省城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现在每月挣的这点工资提成，有将近一半是他妈的给房东挣的。”
保良问刘存亮：“存亮，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刘存亮说：“钱！”
保良说：“钱？就这么简单？”
刘存亮说：“只要有钱，就有了一切，房子、事业，要啥有啥。你说吃了摇头丸想啥有啥，还不就是那么一会儿，药劲儿一过，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保良说：“不是有钱才有事业，顺序应该正好相反，只有事业好了，才会有钱。”
刘存亮不以为然，他虽然醉了，但对金钱这根命弦，依旧清晰了然：“像我们这种中专学历的文盲，家里又没背景，要想事业成功，熬到猴年马月也未必能行。只有先挣出钱来，再靠钱做本，才能干出事业。”
李臣不屑地反驳：“没有事业拿什么挣钱，抢银行去？别说让你去当抢匪，上次让你去装警察，你都哆哆嗦嗦。”
刘存亮也不屑地反驳：“只有你才会傻到去抢银行，发财的办法多了，只要会动脑筋。”
李臣说：“你倒说说，你动的什么脑筋？你来省城也一年多了，我还真没注意你这脑袋有什么不同。”
保良说：“存亮一直买彩票啊，说不定哪天就中！”
李臣说：“买彩票是靠天吃饭，脑筋再傻也有中的。”
刘存亮说：“买彩票的讲究其实很多，在哪个点买，选什么号码，中奖的概率绝对不同，这方面我研究了很久，不跟你说罢了。”
李臣说：“嗬，是吗，那这发财的诀窍还是你自己好好捂着去吧，说不定还能捂出个金蛋来呢，小心别捂馊了就行。”李臣转脸又问保良：“保良你最想要的，倒是什么？”
保良说：“我最想要的，是回公安学院上课去，那件事只是我做的一个噩梦，等我醒过来以后，才知道什么事其实都没发生。”
李臣说：“咳，这是废话，等于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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