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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机制上看，宝钗与黛玉的距离就更多。感情与理智，率性与高度的自我控制，热烈与冷静，献身与自保，才华灼众与守拙尚同，这长久以来便吸引着作家的笔触与读者的神经。例如安娜·卡列尼娜与她的丈夫卡列宁的性格冲突，就不无这种色彩。我不知道托翁此书在其他国家的反映如何，反正在中国劳动人民中，确有读之而同情卡列宁而责备安娜的，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地道土产。笔者再提一个煞风景的问题：作为小说来读，作为电影、电视剧里的人物来看，安娜·卡列尼娜美丽则美丽矣，热烈则热烈矣，生动则生动乃至崇高伟大矣，现实生活中，您消受得了这样一位情人吗？起码对于炎黄子孙来说，林妹妹与卡列宁夫人，都是可望不可及、可审美而不可动真格的。而且不仅龙的传人然，那位滔滔不绝的罗亭，打动了非凡的俄罗斯女性的心，到了来真格的时候，不也是逃之夭夭了吗？
我们固然可以说宝钗与黛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性格，同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宝钗与黛玉代表了两种心理机制、流露了伟大作家对于这两种心理机制的敏感、理解、惶惑与遗憾呢？严格地、现实主义地说，一个人的心理机制很难片面而又高度发展到宝钗或黛玉这种程度的。两个女孩子是很难聪明美丽、各具特色、难分高低到钗黛这种程度的。《红楼梦》中的宝钗、黛玉，与其说是照实记录，不如说是写意传神的眷恋与寄托，归根结底是抒发了作者的心曲：悲其金而悼其玉，既是悲悼现实生活中或有的金与玉的原型，更是悲悼作者对于人生、对于女性美的理想，而这种理想本身就不是单一的与纯粹的，而是充满内在的矛盾与选择的困惑、遗憾的。宝钗与黛玉之间的疏离、对立、友爱（谁能否认她们之间特别是经过了一段磨擦较量以后，建立了相当不错的友谊呢）既是两个人、两种性格之间的纠葛，又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两种心理机制、两种自我导向的相重叠、相分裂、相冲突的写照，从而是作家对于人性女性的理想与理想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现实与现实之间的种种观感、种种思索、种种追忆与幻梦的奔突、融解与泛滥的写照。
薛宝钗精神
薛宝钗体现的是一种认同精神：认同于已有的价值标准系统，认同于孔老夫子谆谆教导的 “礼”的即秩序、服从、仁爱的原则，认同于人际关系的平衡与实利原则。薛宝钗体现的又是一种理性的、冷静到近于冷峻的自我控制即“克己复礼”的精神。诚于中而形于外，薛宝钗的表现堪称是（那时候的）文化理想的化身：进退有据，刚柔得度，行止得体，藏用俱时。这实是一种政治家的素质，能令人联想到范蠡、张良、萧何、魏徵而远远高明过商鞅、吴起、伍子胥、韩信之辈。我们完全可以出自反封建的热忱而将这种文化理想贬得一文不值。我们可以诛薛宝钗之心，斥之为伪，声称“我不相信”，而且旁人难以为薛宝钗辩护。刘备、宋江，表现得越是理想越是要被斥为伪、被讥为刁买人心，这既说明了人心真伪之难辨，也说明了越是完美的理想越是难于令人接受它实行它的可信性。“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老子的名言不知道是否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些印证。我们也完全可以为宝钗的超人般的精明、城府、冷静而感到疏离、反感乃至毛骨耸然。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社会生活中，在哪怕是夫妻、父子、兄弟、在两个人或多于两个人的相处中，如果没有起码的理智和自制，如果没有起码的薛宝钗精神，如果实行绝对的不折不扣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就很难有哪怕是一小时的平稳与和谐。我们还不能不承认，如果拒绝丝毫的认同，一个人很难正常地生活二十四小时而不自杀也不发疯。包括作为对立的另一极写来的林黛玉，也不是全无薛宝钗精神：请看，林妹妹初进贾府，她不是也只得随和着些，连每饭后必过片时方喝茶的习惯规矩都改过来了吗？当林小姐因为引用了不该引用的闲书（涉嫌黄色吧）上的语词并因此受宝姐姐的教育帮助的时候，她不也是虚心接受而衷心感激的吗？我们可以抱怨薛宝钗的人性的深藏，却不能不承认正像任性是一种人性的表现方式一样，含蓄、克制、冷静计算，乃至为了某种道德、文化、功业的要求而压抑牺牲一己的生理欲望也是一种人性的层面表现，哪怕称之为人性的变异。变异也是人性，谁能论证人性只有一种模式而且是不可变异的呢？只有承认薛宝钗式的心理机制同样也是人性的一个层面，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能性，才能解释古今中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道德家、谋略家、智者、禁欲主义者，也才能解释我们为什么说薛宝钗也是理想了。
林黛玉精神
然而，如果仅有这样一种机制，这样一种理想，人、人生、人际关系又太枯燥、太寂寞、太冷峻了。那种人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更像输满各种程序的电脑。当然，一定程度的电脑化，如前文所述，也是人性题中的应有之义。说不定恰恰是在这种随着科学技术社会组织的日臻完善、人类电脑化的趋势有所增长的情况下，人们就更加需要林黛玉式的少女气质的匡正、补充、冲击。一种感天动地的、炽热如火的、悲剧性的爱情，谁能不为之而怆然泪下呢？现代社会越是产生不出林黛玉式的人物，越是削弱乃至扫荡林黛玉式的心理机制，读者就会越加欢迎林黛玉，向往林黛玉，热爱林黛玉。林黛玉是理想，林黛玉是诗，林黛玉本身便是情，是一切电脑都没有而人类所渴望、所难以获得、所梦寐以求的情。林黛玉的钟情、嫉妒、多疑、纠缠、惧怕，林黛玉的病态，表现了许多弱者的内心，表现了许多强者深藏的、潜意识中不愿人知的那一面内心。如前所述，《红楼梦》里写到了林黛玉的“薛宝钗精神”，那么，薛宝钗是否也具有“林黛玉精神”呢？很难说没有。宝玉挨打以后宝钗的两度忘情表现，一次是“含泪”“弄衣带”“软怯娇羞轻怜痛惜”，一次说薛蟠“我先就疑惑你”（均见第三十四回）就是明证。这就是说，是社会的人，就会有薛宝钗的精神，是人特别是女人，就会有林黛玉精神。阅读林黛玉会引起这方面的认同、共鸣、宣泄的快感与反省的清醒、俯视的超越，这是构成林黛玉的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曹雪芹活着的那个时代，在封建礼法重重束缚人性特别是女性的这个层面的时代，林黛玉的出现，恰如空谷足音，它的艺术冲击力，实在是无可比拟的。
美而不美 善而不善
不仅如此，曹雪芹的伟大还在于他写出了这种性格素质的魅力，也写出了它的美而不美、善而不善的那一面。林黛玉的任性，林黛玉的狭隘，林黛玉的软弱而又孤高，林黛玉的蔑视群氓（她对刘姥姥的嘲笑是何等刻薄！）无论如何也难算是美德善行，我们又何必为“贤者讳”呢？如此这般，林黛玉与薛宝钗，既是两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又是人和女性的性格素质、心理机制的两极的高度概括。一边是天然的、性灵的、一己的、洁癖的，一边是文化的、修养的、人际的、随俗的；或此或彼，偏此偏彼，时此时彼，顾此顾彼或顾此失彼，谁能完全逃出这二者的笼罩与撕扯呢？它们是作者对于人、对于女性、对于可爱可敬高贵美丽的少女的统一而又矛盾分裂的感受与思考，是作者的人性观、女性观、爱情观的精彩绝伦而且淋漓尽致的外化、体现。
这样说，是否作者认同于俞平伯先生的被批判过的“钗黛合一”论呢？我认为，俞先生的理论确实不无道理却又不尽然。第一，二者是可以分离的，诗上画上合在一起不等于重合成一人也不等于是联体人。第二，二者并非绝对半斤八两，虽然曹雪芹用尽了小说家的手段，使二者轮流坐庄、不分高低，仍然露出了倾向：“莫失莫忘”，贾宝玉爱的、为之死去活来、为之最终斩断尘缘的，毕竟是林黛玉而不是薛宝钗呀！第三，二者的“兼美”即二者的合二而一，曹雪芹也明确地知道是不可能的，于是才有悲剧，才有痛苦，才有《红楼梦》。造成贾宝玉的也是曹雪芹的灵魂撕裂的痛苦的，恰恰是两者统一兼备的妄想。第四，我们还要强调，作者这样写是出自小说艺术的需要，这样写才抓人，这样写才呈现出一种内在的戏剧性、悲剧性，这样写还便于在这部包罗万象的书中组织相当一部分情节，使这部小说端的成为一部非同凡响的奇书，而与历来那种黑白分明、情节集中的章回小说拉开了距离。说下大天来，最伟大的小说仍然是小说，最辉煌的小说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