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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一下，只要不排他、不强人从己，倒也不违破闷与把玩之旨。至于索得是否符合曹氏原意，恐怕就是天晓得的事情了。
我们当然不能忘记曹氏撰写《红楼梦》时的人文环境。清朝的文字狱是可怕的，曹氏要避文字狱就要用许多曲笔。文字狱当然不好，曲笔对于文学倒未必不好。认为绝对自由地肆无忌惮地发泄才能出好文章大概与另一种极端一样荒谬。清代的文字狱中最可怕的文字狱是关于反清复明的罪状之罗织。偏偏索隐派学者要从《红楼梦》字里行间大做反清吊明的文章，愈做愈多，愈做愈津津有味，做起来难以自拔。幸亏雪芹在世时没出这样的索隐者，否则岂不等于碰上了古代“姚文元”，非把曹雪芹索到断头台上不可！这样进行索隐的兴趣，有逆反心理，也有中国旧文人的“闲适”心态在起作用。越严禁反清吊明就越觉得到处是反清吊明的哑谜，就像越怕越有鬼，越防越草木皆兵一样。清后索隐反清，当然就不怕“上税”。解放后，这样搞索隐的人已经少多了，但仍然有，据说贵州一位朋友费了许多年的时间，破译并认定《红楼梦》是一部讲宇宙史地球史的书，他的高论甚为惊人，这里就不引用了。
索隐的由来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根据”。《红楼梦》第一回，石兄向空空道人为自己的故事做辩护时强调：“……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很好，既然写出了“事体情理”，也就写出了世间诸人诸事的共同性、相通性、普遍性。世界的统一性包括了物质的统一性，也包括了规律、道理、“事体情理”的统一性。人们求知常常有知一隅而三隅反的情形，有由此知彼、因小见大、睹物思人的情形。文学作品中也常常有写一隅而令读者思三隅，写小而出大，写此而令读者思彼的情形。只要这些“举一反三”“由此及彼”不包含着入人于罪的恶意，如姚文元的这方面的功夫手段，那么哪怕是牵强附会的联想也是可以的。何况欣赏就是再创造，就必然加上欣赏者的发挥乃至加工改造借题发挥呢！由《红楼梦》而联系宇宙的历史，由《红楼梦》而联想吊明反清，说明了《红楼梦》包容的“事体情理”以及文字手段的广博性，也说明了论者主观取视与解释的独特与执着。谁知道呢？也许无材补天，锻炼通灵，静极思动，石而玉，玉而人，人而衔玉，从大荒无稽青埂来回大荒无稽青埂去的概括当真通连着某些宇宙史的道理？也许各种曲笔隐喻至少在手段上与清代怀明文人有某点相通之处？反正人为“红楼”立法，立法到了这一步，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反倒不是那么重要的了。我还有这样的切身经验呢，三十四年前的那段公案，拙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有一段林震对槐花的感想，说槐花“比桃李浓馥，比牡丹清雅”。一位前辈作家老师评论说，作者以桃李比喻大众，牡丹比喻上层（大意如此），而以槐花自许，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清高。说老实话，读后我实在佩服老前辈的博大精微、敏捷老辣，甚至佩服我自己竟这样深刻，动辄颇有含意。一九八五年西柏林举行的关于笔者的小说的讨论会上，瓦格纳教授分析拙作《悠悠寸草心》里的主人公是理发师，“理发”谐音“立法”；姓唐，唐是过往中国的一个兴盛的国号。因而断言“寸草心”是呼吁通过加强法制来振兴中华，也真是“没了治了”！请看，“红学”的索隐法已经“走向世界”了呢。
变态与狂想（4）
当然，从个人情况来说，我的追求在于把《红楼梦》当做小说读，在于对之进行文学的、小说学的即关于该小说的题材、构思、人物、意蕴、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的探讨。对浩如烟海的“曹学”“版本学”“大观园考据”“拆字”“破谜”……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实实未敢问津。但文学作品兼具文学之外的属性如社会学、史学、政治经济学、生理心理病理学、民俗学的属性与研究价值，文学作品吸引非文学的研究也就并不奇怪。文学实在很难“回归”到文学就是文学，小说就是小说，别的什么都不是的程度。当然，如果恰恰忘了文学是文学、小说是小说，也着实太惨。《红楼梦》的状况则更特殊，即除了“兴衰史”“理乱书”“阶级斗争史”“情海忏悔录”等性质外，还可以成为“纳兰性德公子传”及“谈禅论道”、“排满革命”之书乃至成为文物成为谜语推背图。我也颇怀疑一些类似“走火入魔”的研究，但即使走火入魔的研究本身，也可以提供一种文化的与文学的研究信息，它本身应该成为合情合理的研究对象而不仅是被嗤之以鼻。
难矣哉，“红学”！你不但要研究不止一个版本的《红楼梦》文本，而且要面对比“红楼”本身不知膨胀了多少倍、枝蔓了多少叉的“红学”。红楼多歧路，思之意黯然！一部小说能引起如此多方面的、有些是千奇百怪的、与一般文学批评大异其趣的研究，哪怕其中包含着骇人的荒谬，这本身就颇值得研究一番，这本身就是绝妙的文化现象、文学现象、小说现象。奇哉“红楼”！书奇，作者奇，研究得也奇！对“红学”的无知也许反而使我们获得一个方便的角度，去思量小说本身、去思量阅读小说的常人心态与常人反应，并以小说本身，以阅读小说的常态作为出发点，去追溯去揣度各种奇异的红学现象。这叫做以常问奇，以常解奇，以常制奇。所以，我讲的这些就不算红学而只能算红学门外的感受。题曰变奏，曰狂想，曰门外，曰妄谈，望能表达伫立于红学前辈前面的惶恐心情，或能有幸得到指教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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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混沌
文学性质的混沌（1）
一般我们称《红楼梦》是部现实主义的著作大致是不差的。因为《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突破了中国小说的这里姑且称之为“古典主义”吧，尽管大家对这个名词的看法不见得一致。《红楼梦》以前的小说大体遵循着教化的模式，人有善恶邪正，事有前因后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带有教化的模式化色彩。这在小说里常见，诗歌里不明显。这样的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和事件是被提纯了的。比如说一个人性格豪爽讲义气，人物一出来就是豪爽讲义气的，不管是李逵还是张飞。《红楼梦》中的大量描写给人以纪实的感觉，使人感到曹雪芹确实是在写实，感到他确实有着实在的生活的经验，甚至带着自传的色彩。吃饭、穿衣、看病、饮酒、行令都是实在的生活。也有描写看来没有摆脱传统话本的模式，如写贾雨村与甄士隐手下的丫环娇杏，娇杏慧眼识风尘，对贾雨村一笑，贾雨村发达以后娶她为妻。还有一些描写显然有作者虚构的成分，说成写实则是不可能的。例如红楼二尤虚构成分比较多，戏剧性比较强。
《红楼梦》尽管脍炙人口，但被改编成戏的并不多，改编了的也不甚成功，远不如三国戏、水浒戏、西游戏。水浒戏中大家知道的有《野猪林》《林冲夜奔》《火并王伦》；三国戏就更多了，《群英会》《借东风》《甘露寺》《火烧连营寨》，多得不得了。红楼二尤被编成了戏，它的戏剧性较强，虚构的色彩浓，有不少细节描写失真。如尤二姐吞金自尽，许多科学家认为吞金不会坠破肠胃而死而且死得那样快是不可能的，甚至于不会死。吃一块金子，如果能咽得下去，它就会排泄出来，不会死的。我们中国人有金不能吞的概念，当然金也不是食品啦，所以写了尤二姐吞金。另外尤二姐的性格也不太可能。尤二姐在宁国府的时候是很厉害也很泼辣很风骚的一个女人，贾蓉过来开玩笑，尤二姐把一口槟榔喷吐到贾蓉的脸上，这是很不符合行为规范的。当别人讲到王熙凤如何厉害的时候，她说，我倒要会会她，看她是不是三头六臂。这说明尤二姐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对王熙凤并不怵，话里含有一种搏杀意识，有一股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劲头。但后来见到王熙凤呢，变成一个面团了，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连哼一声都不敢，这变化是戏剧性的。
尤三姐的戏剧性就更强，原是一个浪荡的疯丫头，她和贾蓉、贾珍一起吃饭的时候把他们搞得那么狼狈，贾蓉贾珍就是不要脸嘛，厚颜，可在某种意义上说尤三姐脸皮比他们还厚，把他俩给“涮”了。然后尤三姐要嫁给柳湘莲，一瞬之间变成了《女儿经》所要求的那样一个淑女，不苟言笑，行不摇裙笑不露齿，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标准，这不符合人物的实际。尤其是她的自杀，柳湘莲把鸳鸯雌雄剑赠给她作为定情之物，后来柳湘莲悔婚退婚，尤三姐一激动，说我把剑给你，顺势往脖子上一抹，立即倒地，死了。让人看了觉得不太可能，因为自杀也是不容易的。“文革”中有人割断了气管自杀，原先我以为人割断气管会死，其实人死不了，而是在脖子上冒泡儿，三天都不会死。医生有时为了抢救病人还要通过割开气管直接往里输氧。割断动脉人才会死，人的动脉在什么地方？如果没有学过解剖学的话，一刀拉下去，手再一软，人不会立刻就能死，一小时之内死不了。柳湘莲很有武功，他援助薛蟠大战土匪获胜。尤三姐自杀时，湘莲、贾琏两个男性在旁边，他们看着竟连个鱼跃扑救的动作都没有，描写死前挣扎的话一句也没有，宰一只鸡也不能这么容易。再说柳湘莲把剑作为结婚的礼物送给尤三姐，磨得那样锋利，不是作为装饰性的如练武的太极剑那样，而是到了吹毛断玉削铁如泥的程度，这不可思议。这好比我们的一位战斗英雄把盒子枪送给了未婚妻，而且把十二发子弹压进去，再把保险打开，怎么可能呢？但这些都没有关系，作为小说来说是允许的，任何作家都不能对他的每一点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