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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实主义的研究大致是把《红楼梦》当做对生活的再现来分析的，是用“再现说”来研究的。我觉得也可以用“表现说”来研究，对于作家来说，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再现”与“表现”之争，很像瞎子摸象之争。不错，《红楼梦》是对生活的再现，但它同样是作家心灵的产物，是通过作家的眼光和心灵来表现生活的。用表现说来解读《红楼梦》，我觉得可以把林黛玉和薛宝钗合起来看。合起来看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她们俩是一个人，而是说她们本身体现着统一的人性的两个方面。合起来的意思就是画一个太极图——阴阳鱼，如果黑的是林黛玉，那么白的就是薛宝钗。她们代表了人性最基本的“吊诡（悖论）”，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自然的、充分的，表现为林黛玉；同时，人又是群体的、道德的、理性的、有谋略的、自我控制的，表现为薛宝钗。
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上基本是拥黛抑钗之说占上风。从性灵的角度来说，我也非常喜欢林黛玉。林黛玉的情是一种为之可以生，为之可以死的情。而薛宝钗有她十分深沉的一面，我甚至感到她做到了大雅若俗，我不能笼统地认为薛宝钗“媚俗”。她保持了自己的清醒，有所不为，有所不言，她所达到的境界是一般人所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矛盾是人性的基本矛盾。安娜·卡列尼娜为什么喜欢渥伦斯基，而不喜欢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没有太大的毛病，是相当规矩的、做事按部就班的一个沙皇的大臣。她喜欢渥伦斯基，结果并没有得到幸福。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放映电影《安娜·卡列尼娜》，有人写信给电视台，认为播放这个电影是恶毒攻击我们的老干部。我们的老干部都忙于工作，而电影等于鼓励他们的妻子另觅新欢。
在钗黛问题上，共产党有一种悖论，作为革命党它应该支持林黛玉，作为执政党它应该支持薛宝钗。薛宝钗是社会和群体中一个稳定的因素。在文学的评论上大家可以歌颂林黛玉，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女儿是林黛玉式的性格，她非倒霉不可；如果是薛宝钗式的性格，那她可以有光明的前途。对《红楼梦》进行表现主义的研究，我们就能感觉到曹雪芹塑造这两个人物的初衷，作者并没有简单化地要肯定哪一个，否定哪一个，许多对这两个人物的特殊处理也就可以理解了。
非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
我们也可以对《红楼梦》进行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研究。文通中西学富五车的金克木先生说他对《红楼梦》中的一些问题无法理解。一是怎么可能有这么一个大观园、这样一个女儿国、这样一个充满了清纯和诗意的世界呢？二是像刘姥姥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这样随随便便、畅通无阻地进入大观园呢？而且刘姥姥在那里应付裕如，跟受过多年的公关、外交训练一样。尽管她采用的是粗俗的方式，而粗俗的方式有时也是很需要的。就像除了吃山珍、海鲜以外，也需要吃酸菜粉和鲇鱼炖茄子。刘姥姥一出来，就是上了一盘鲇鱼炖茄子。她带有乡土气息，不但贾母听着受用，就是读者看着也受用，如果都是才子佳人式的“精英”，我们也是很难消受的。这样就使小说的许多描写带上了真假之辨，或真假之不可辨的色彩。对这样的描写恐怕很难用现实生活的逻辑去解释。曹雪芹的天才在于他写真实的时候写得太真实了，以至于他写得不太真实的时候，你都认为是真实的，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叫做“假作真时真亦假”。他艺术的信用和说服力实在是太强了。
对《红楼梦》还可以进行象征主义的研究，有些人已经这样做了。例如石而玉，玉而钗，钗而麒麟，一个麒麟还不够，还有第二个。包括各种器物吃食，似乎都有象征意义。我甚至觉得也不妨对《红楼梦》进行现代主义的研究，因为它的出现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颠覆。它是非英雄化的，是非因果报应的（虽有因果报应的成分，但主线没有因果报应），非线性关系的，非道德教化的，甚至是非故事性的。这些特征显示着它与古典主义文学的明显差别。我说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红楼梦》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影响或《红楼梦》成为现代主义出现的一个契机。我的意思是一个大的文学天才可以在很早的时期，就在他的作品中产生对传统的突破和颠覆，而不是在现代主义成为一种理论或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成为一个流派的时候。所以我想如果从《红楼梦》突破古典、背叛古典、颠覆古典、超越古典的角度上来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九九〇年的时候，财政部在王丙乾部长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班子专门研究《红楼梦》理财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还搞了一篇论文。对这篇论文褒贬不一，但这也是一种有实用意义的研究方法。
哲学的内蕴
再谈谈对《红楼梦》进行哲学的研究。这里只是点到而已，不能细说。哲学的研究也包括神学的研究。梅新林先生在他的《〈红楼梦〉哲学精神》一书中对《红楼梦》的哲学内蕴有许多有价值的论述，当然也有显得牵强之处。他用悟道、思凡、游仙——佛、儒、道这三个模式来解释《红楼梦》，就是用理念的方法、模式的方法来追逐文学，这里会对文学有某种“歪曲”。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大学者，对自己研究对象的“歪曲”越厉害。梅先生的研究解决了我一个问题，我写过一篇文章《钗黛合一新论》，钗黛合一用现实主义的方法研究是十分荒谬的，但从作者的理念来说完全可能合一，从理念上她们之间可以取得一种互相对应、互相照射的关系。
梅新林先生写了《〈红楼梦〉哲学精神》一书，主要是以中国的哲学精神分析，我还希望能读到《〈红楼梦〉与西洋哲学精神》。当然《红楼梦》不是西洋哲学的著作，曹雪芹也不可能接触西洋哲学。但全书所揭示的存在的荒谬性，以及通过贾宝玉之口说出的对生命原本价值怀疑的那一段话，都连通着西洋哲学的精神。荒诞主义认为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所做的事情和他要达到的目的经常处于一种绝对错位的状态。我觉得《红楼梦》对这一点反映得好极了。特别是抄检大观园一节，抄检大观园的事件中没有胜利者，每个人做的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海德格尔的“人诗意地生活在地上”的论点，他对文化悲剧性局限性的批判；加缪的“局外人”的命题（贾宝玉就硬是一个局外人！）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都会帮助我们发展与开拓红学。所以我觉得用西洋哲学的精神研究《红楼梦》也会非常有趣。
至于神学的研究，我觉得《红楼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它涉及了宇宙和生命的发生学，即宇宙和生命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讲到了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讲到了太虚幻境，讲到了石头的故事，讲到了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用现在一个时髦的说法就是它充满了一种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所谓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问题。过去我们囿于现实主义的要求，有一种说法就是承认写实的描写如何之好，如写人物、写环境、写风景、写伤春、写悲秋、写吃螃蟹、写吃饭喝酒等等；而它的遗憾之处是有一些神神鬼鬼和荒诞不稽的东西。但请设想一下如果《红楼梦》中没有太虚幻境、没有一僧一道、没有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还能有它今天的效果吗？真是那样的话，我们无非是看到一个贵族之家没落的故事，一个爱情失败的故事。
文学欣赏与再创造
有许多对《红楼梦》的研究是趣味性的，比如周策纵先生提交的关于曹雪芹用过的“笔山”的论文，再如研究一下给宝玉祝寿时的座次，俞平伯先生为此还画了图。五十年代批评说这是无聊的，琐碎的，无意义的。我觉得有人干一点琐碎和专门的事也好，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人人都准备来制定政治路线的话，中国只怕会多事。如果有一些人不那么热衷于研究政治局的座次，只研究怡红院的座次，我觉得对中国的稳定团结和改革开放只会带来益处。
《红楼梦》提供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因此《红楼梦》本身就可以像生活一样成为某些作家进行再创作的素材，尽管成功的是这样少，但这种诱惑是永远不能消失的。不断有人对它重构、补构、续写。近几年还出现了“红楼杂文”，就是以《红楼梦》的某一个人物或故事为题材，通过议论来讽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这实际上也是对《红楼梦》进行再创作。它追求的是一种感悟，是一种举一反三和触类旁通，不完全是一种学术性的研究。
刘心武先生对秦可卿的论述，我觉得很有趣。他认为秦可卿是有特殊的政治和门第背景的。根据就是秦可卿在小说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她的举止是无懈可击的，按照巴尔扎克的说法，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人的时间，如果她是孤儿院里领出来的孩子，很难有这种气质。她的房屋的陈设都是宫廷化、贵族化的。她这个角色的作用是让她来托梦讲述由盛而衰、由满而溢、及早退步抽身的一番道理，这与她的身份不符。她的丧事又是那样一种超级的规模。她的死与医生估计的病情也不符。因此，刘心武先生认为她是宫廷斗争中失败的一个皇族的后代，被贾家掩护寄养在家中，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筹码，一个政治投资，因为宫廷的斗争是瞬息万变的。医生来看病就是来报告复辟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因此秦可卿是自杀的。她自杀的原因不是与她公公通奸被人发现，而是她公公要求她自杀的，她再呆下去已不是贾家的一个筹码，而是贾家政治上的一个定时炸弹。我不想仔细介绍刘先生的论述，他的论述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他还写了小说《秦可卿之死》，按他的理解补写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