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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名额以县大小定十名至二三十名不等。县试后，四月间，童生赴州府，参加“府试”（直隶州、厅试同）。府试考官为知府，或直隶州、直隶厅同知。录取者获准应考院试。院试考官为各省学政，每年例行巡视下属各府县学“临案观风，出棚考试”。院试通过后，士子的社会身份便由“童生”变成“生员”，俗称“秀才”。
做到秀才，可以说在科举道路上已迈出坚实一步，其社会地位与经济生活等方面都有所变化提升。清代秀才享受一定优惠政策，顺治皇帝在顺治九年（１６５２）时明确谕示：“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除丁粮，厚以廪糈”，“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也即是说：秀才可以“入泮”学习，为下一步参加举人考试做准备。官学中士子一切费用由国家支付。此外，秀才的官役与差徭也被一一免去。如果秀才触犯刑律，官方在量刑时会比普通百姓要轻。
清朝定制，每逢子、午、卯、酉之年为乡试的“大比之年”。乡试通常在八月举行，故称“秋闱”。考官一般由皇帝钦派。考试地点在各省省会的贡院举行。大清帝国乡试分两京（顺天、南京）十三省，加起来全国共有十五个乡试考场（后来变成了十六个）。参加乡试的秀才每省都在几千人，有时甚至还会发生考贡院内考试场地不够用的情况。嘉庆九年（１８０４），由于宗学一体参加顺天乡试，原顺天贡院的九千一百多个号舍不够用，监试署给事中皂麟等上奏说：“本年科举共九千二百余名，又因三场并试翻译四百余名，不敷坐用。因将弹压等处席棚编列坐号，防范难周，恳请将翻译乡试更定日期。”乡试为典型的封闭式考试，届时贡院内外戒备森严，院中建有明远楼，四隅也有t望楼，人在楼上全闱内外形势悉在目中，可随时稽查士子有无私相往来，及执役人等有无代为传递关通之弊。士子入场后，关闭大门，高墙与外隔绝。围墙上遍铺荆棘，内棘墙高一丈，外棘墙高一丈五。在顺天，顺天府会派巡察御史满汉各六名，及五城兵马司率领兵丁往来巡视；而在各省，督抚派军队于四周各段驻守巡逻，以防干扰与作弊。参加考试的秀才们每人分到一单间考屋，称“号舍”。白天应试晚上睡觉，尽在其中。乡试通常要考三场，每场三天。每场考试中间秀才不得离开“号舍”半步，因此考生要备足干粮浆饮。当然不许随带违禁药品。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湖南乡试时，有谢增生等两位秀才，偷偷将鸦片烟枪带进了考场，被发现后受到重处。
乡试通过者，称“举人”。举人便获得参加每三年一次在京举行的会试的资格。会试也是三年一考，一般定在每届乡试后的第二年（定制丑、辰、未、戌年）春季。各省举子入京赶考，由国家统一安排发给“举人水脚费”，并由各省提供举子们插有“礼部会试”小黄旗的驿马“公车”，一路迤逦，浩浩荡荡地由卢沟古桥涌进北京。清代会试地点一般设在顺天府贡院。与乡试一样，会试也是考三场，每场三天。淘汰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会试发榜后，榜上有名者得到“贡士”称号。
会试后，接下来的殿试为等额考试。虽然所有参加殿试的人都将金榜题名，但是，金榜上题名的次序将直接影响每位进士今后官运的走向，同时对自尊也是个挑战。清代殿试排名分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则赐“同进士出身”。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的进士，殿试成绩不很理想，只排名在第三甲中，也就是说是个“同进士出身”。按例三甲进士不能留京做官，要放外任。当年曾国藩走路子托人，费尽周折才进了翰林院留在了北京。但“同进士出身”始终是他心中的隐疼。后来，他做两江总督时，一次宴客做对子。座中有人出“如夫人”，另一个姓李的应对“同进士”。顿时曾国藩脸色遽变。
清代殿试一般在保和殿举行。试题由皇帝亲出，阅卷大臣尽由一品大学士与六部尚书们组成。嘉、道以前，皇帝有时会亲自升殿监考。殿试毕，按例要举行盛大的传胪典礼。届时，皇帝坐殿，王公大臣们都到位列班，新科进士们也都穿着朝服，头戴三枝九叶冠，列队前往接受皇帝的检阅。传胪官在隆重的礼乐声中依次唱名新科进士，进士们应名出班列队，向皇帝行礼。传胪后，新科进士正式产生，礼部将填好的金榜张贴在长安街头诏示天下。
传胪后还会举行一系列的庆典，进士们不但要入宫赴“荣恩宴”，还将与老师同乡等搞各种“团拜”。最后进士们还得前赴国子监（全国最高学府）参加隆重的“释褐礼”。释褐，就是脱掉了百姓的衣服，标志着成为“公仆”。进士们的名字还会被刻在太学前的进士题名碑上，与日月同辉，天地齐寿。
第四部分第72节 金字塔下落榜多
在清代，孩子们一生下来，即被灌输科举文化。启蒙读物之一就是大宋真宗皇帝赵恒所做的《幼学文》，诗中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公开鼓励人们从小就为“金榜题名”而奋斗。
科举的进步之处就在于“使草野寒酸登进有路，不假凭藉，可致公卿”。在清代，朝廷一向称科举为“抡材大典”，标榜“珊网无漏”，“选无遗珠”，目的就是欲举天下之贤智才能，咸纳于其彀中。
但科举的名额毕竟有限。在清代，一般全国秀才的名额约在两万五千名左右；乡试录取名额在一千五百名左右；会试录取名额在二百五十名左右。从童试到会试，淘汰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对于寒窗青灯的士子们来说，层层淘汰的现实无法绕过。
有人做过统计，在清代，一个人从童试开始到殿试，前前后后要经历大大小小各级考试（包括各种复试）至少十多次。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论，必须建立在每一级考试都能一次通过的基础上。而这种情况现实中十分罕见，更多的情形是，许多士子很可能在某一级的考试上原地踏步，蹉跎岁月。比如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癸未科的殿试状元，江苏宝应（今宝应县）人王式丹（１６４５—１７１８），二十来岁考上秀才，中举人时已是五十八岁。换句话说，王花了近四十年的时间，才走完了从秀才转变为举人的路。王式丹还算是幸运的，最后终于“金榜题名”，而更多的士子则可能永远“科场蹭蹬”、“穷经而死”。
“金榜题名”固然是人生喜剧的顶峰，但落榜者永远是大多数。名落孙山对士子们来说，从精神到肉体都是一种煎熬。《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对此曾有过一番诛心的描写：“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闱）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考棚）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考）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发榜）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以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报矣。”
尽管如此，大多数的士子，为了“金榜题名”，依然义无反顾，前赴后继。清朝二百多年间，“白发童生”，“寿星举人”现象十分普遍。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广东顺德百岁老人黄章由曾孙陪着千里迢迢来到京师会考。入考场时，老人家特意叫曾孙打着“百岁观场”的灯笼在前引导，轰动了整个士林。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两广总督蒋攸奏报上年广东乡试考生中，年上八十的有陈彭寿等十人；七十以上的如何章度等更是多达一百零二人。蒲松龄先生十六岁时就中了秀才，但此后在乡试中却屡战屡败。七十二岁时，还在顶风冒雪赶考，总算博得个岁贡的功名。悲喜交加之余作《蒙朋赐贺》诗一首：“落拓功名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也羞。”
科场上瞬息万变，有时还会发生喜极生悲的事情来，包括意外事件。清宫档案记载：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３０）十月，兵部尚书丰绅济伦等奏：江苏武举潘兆龙殿试不到。后查明“十月三十日在太和殿考试，是日黎明即骑马赶赴，不意行至正阳门桥上，因石道水滑，马失前蹄，跌伤左腿，发晕多时方能起立。即雇车拉往医家调治，彼时因疼痛难忍，心慌意乱，未曾著人赴兵部呈报。”还是这一年武科殿试后，进行隆重的传胪大典，状元徐开业与探花梅万清居然都没有到班。于是兵部议奏请求严加处分。“查传胪典礼攸关，徐开业等以草茅新进，未谙大典，不克期进行礼，殊属迟误，相应据实参奏。”嘉庆皇帝还算开恩，没有砍他们的头，但状元与探花还是丢掉了，而且还罚他们下一届不准参加会试。
第四部分第73节 阴阳科场术
道不行，而术生矣。为了尽快缩短到达幸福彼岸的路程，一些考生，尤其那些平时不用功而又好投机取巧的人，便开始打一些不规矩的主意。在清代，科场上的各种不正之风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愈演愈烈的趋势。
在清代，政府制订有一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