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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我到巴黎，M请我和另几个朋友去作客，在他台湾女友租住的单元里。聚会不欢而散。不久前法国《解放报》采访他，他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在别人的严厉指责下，他嚎啕大哭。清晨分手时，他脸上满是未干的泪水。
此后我只在巴黎地铁里晃了一眼，没打招呼，只见他敦实的身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关于他的消息断断续续：女友跟他分手，他流落街头，到处跟朋友借钱；几位好友凑钱帮他租了间房子，而他整夜把录音机开得山响，洗澡水溢得满地，没几天就被房东赶了出来。很多年没了音信，据说他漂流到罗马，又回到巴黎。也许有一天会在巴黎街头见到他。
十一
L老板个不高，溜肩膀，脸色红润；唇鬓和头发正变白，好像刚从一场大雪中归来；眼睛眯缝，在眼镜后头频频牵动笑意。他在巴黎中国人的文化圈是号人物。他开的那家中餐馆在巴黎算得老字号了，名声在外，主要是本店老板热爱文化——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喜欢请客，每年中秋节的螃蟹宴，一请百十口子。凡路过巴黎的中国人，只要跟文化沾边，都会被他请去侍候一番，好像他侍候的是中国文化。孰不知，多数文化人其实和文化没什么关系，饭碗而已。
他温州人，自幼丧母，父亲把他拉扯大。在香港读完高中，他跑到巴黎闯天下，先厨师后老板。老板娘是他表妹，亲上加亲，夫唱妇随，生意一度红火得很。他这辈子本来和别的餐馆老板没什么两样，但八九年的事件改变了他。他跟着热闹起来。但热潮退去，散的散走的走，把他晾在那儿。在失落的寂寞中，他结识了滞留在巴黎的一帮中国文化人。要说文化和餐饮业素无缘分，虽然文人也得吃饭，餐馆也得靠书画妆点门面。没想到文化竟把L老板搞得五迷三道，欲罢不能。他心野了，有空就跟朋友泡在一起谈天说地。餐馆衰败了，就差桌子长出草来；老婆怨言无声，卷铺盖跟他离了。
去年新年前夜在朋友家聚会。众人皆醉，惟他独醒。凌晨，他开车送我回家。巴黎满街是等车的人，涌来涌去，像潮水一般。他灵活转动方向盘，绕开那些企图拦车的。茫茫长夜，何处是岸？话锋一转，他突然长叹道：“你说人这辈子是怎么回事？一夜间，钱财对我没意义了。到我这岁数，居然也可以另走一条路，再换一种生活方式……”
每次聚会，L老板总是要等餐馆关门，拎着两瓶上好的法国红酒开车过来。进门，打招呼，坐定，尝酒菜，给予应有评价。他在文化圈子泡了十年，对这套语言系统不仅不陌生，还能穿针引线。有时碰见新来高手，他沉默不语，品酒，眯眯笑。
十二
我打电话到新加坡找S。一个菲律宾女佣用英文说：“我们老爷睡了。”我一听来了火：什么老爷？快叫他起来。“我不敢，”女庸呐呐说。
十五年前S到北京开会，在我家小坐，他那时英俊小生，话不多，既骄傲又谦和。
他发表在《今天》上的《下地狱书》独得一九九二年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奖。由于消息闭塞，当一位坐过牢的罗马尼亚诗人代他领奖时，他正骑车在上海的弄堂里钻来钻去。紧接着他和法国姑娘丽丽堕入情网，搬到巴黎来。丽丽有一部分中国血统，会讲中文。我九三年春天到巴黎，正赶上他们的婚宴。那天丽丽的亲朋好友老师同学浩荡如云，代表着巴黎人健康的社会关系；而男方只有我们几个朋友，多少说明了一个东方漂泊者的尴尬处境。
依我看，S是个真正的诗人。如今这年头，诗人大都张牙舞爪装疯卖傻心怀叵测，像S这么温雅沉静的，不多。他用一双忧郁的眼睛倾听别人，专注而充满信任，而他说起话来像个梦游者，似乎随时准备用梦纠正现实。
他们婚后不久得了一子。生活所迫，丽丽不得不放弃读博士，去中学教书。S一边学法文，一边靠教中文赚点儿零花钱。他的头发脱落，背驼了，精神日渐恍惚。我那时住荷兰。有一天收到他的信，打开，竟是空的。我赶到巴黎，约他到一家咖啡馆见面。我们喝着啤酒，从下午一直到夜色来临。他目光涣散，心情沮丧，似乎随时会从椅子上出溜下去。我劝他，更主要的是一种内在冲突——两种古老文明的不可兼容性。
再见面，他精神好多了，像经过冬眠的獾，眼睛雪亮。他写了一组关于巴黎的诗，无疑是他作品中最好的。是啊，他用梦纠正了生活。
丽丽在法国外交部找到份差使，全家要搬到新加坡住几年。在为他们庆幸的同时，我又担心，在那金鱼缸似的城市里，怎么能得到足够的氧气？他再次流亡，从他的第二故乡巴黎。
我琢磨，一个中国诗人和巴黎必有某种对应关系：气质与宽容，孤影与光源，梦与时间，异国情调与本地口音，汉字与放射性街区。
十三
Y朝我脸上连着打了两个喷嚏。他拍皮包累坏了，好几天没怎么睡觉。他宣布，从今天起他两个月没活，要在棋盘上好好厮杀一番。正赶上午饭时间，他手脚麻利，转身端出二菜一汤。饭后我睡午觉，他躺在另一张床上看报，很快打起呼噜来。对我来说，Y是个神秘人物，我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除了拒绝时间，也拒绝温情。上次他送我去机场，神色慌张，做贼似地塞给我个大钱包，原来是件礼物。
我出去散步。穿过新桥（Pont Neuf）时，不禁探头看了看河水。好几年前一个美国作家朋友来巴黎，我们一起带孩子到卢森堡公园玩。田田和他女儿一样大——八岁，他儿子仅五六岁。穿过新桥时，我提到鲍尔·策兰（Paul Celan）跳塞纳河自杀的事。孩子们吃惊地睁大眼睛，问什么是自杀。后来这个美国作家告诉我，他的孩子缠了他很久，还是弄不懂为什么人会自杀。
我过桥转了个弯，回到巴黎圣母院广场。大群鸽子在游客头上翻飞。一个野孩子冲过去驱赶它们。不，这是记忆中的片段。十三年前，我第一次带田田来这里。她聚精会神地用面包喂鸽子。我对好焦距，按动快门。一个野小子朝鸽子群跑过去，把鸽子吓得满天飞。田田皱着眉头，风吹起她带五彩斑点的蓝色风衣。这一瞬间得以保存下来，背景是巴黎圣母院。
鸽子有鸽子的视野，它们总是俯视巴黎的屋顶；狗有狗的视野，它们看的最多的是铺路石和行走中的脚；蚊子有蚊子的视野，它们破窗而入，深入人类生活的内部，直到尝到血的滋味。
我忽然想起来本雅明（W。Benjamin）的话：“旧地图——在爱情中，大多数人寻找一个永久的家园。但还有少数人则寻找永远的漂泊。后一种人属于忧郁者类型。”记得九一年春在蓬皮杜中心朗诵后回答问题时，主持人问我是否喜欢巴黎。我说我喜欢漂泊，而并不太在意途经的地方。我的回答令他大失所望，在法国人眼里，巴黎是至高无上的。散场后，Y带着女友找我在书上签名。我一时转向，把他当成另一个搞摄影的了，硬拉着人家下馆子。好在他处变不惊，给了我一次将错就错的机会。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卡夫卡的布拉格（1）
一
迈克在电话里叮嘱我：“别急，有人去接你，他很高，像个篮球运动员……”果然，一出海关就看见了，他举着牌子，头在人群之上浮动。他又高又瘦，一脸疲倦而温和的笑容。他叫斯坦尼斯拉夫（Stanislav），是音乐家，帮布拉格作家节接送客人。我们坐进他那辆老掉牙的斯克达，点火，车连咳带喘地出发了。他英文差，问我会不会德文。我说不会。他说他月底要到德国演出。我问他用什么乐器。他说了个德文词，用手比划。钢琴？不。管风琴？他拼命摇头。我问他一般都在哪儿演奏。他说主要是为病人。医院？不。疗养院？他拼命摇头。但愿不是殡仪馆，我心想。我放弃了对他生活中两个重大细节的好奇心，看窗外风景。
这是我第四次来布拉格。
八九年夏天我在西柏林。迈平夫妇开车从奥斯陆出发，把我捎上，再穿过东德进入捷克。过了边境，开进头一个捷克城市吃午饭。女服务员不会英文，我们用国际语言加俄文单词，点了可乐和匈牙利牛肉汤，好歹填饱了肚子。一结账，我们乐了，几乎等于是免费的，头一回体会到西方游客的优越感。
越过伏尔塔瓦河上的桥进入布拉格市区，天已擦黑了。我们把车停在繁华大街上，迈平给一个叫奥尔卡（Olga）的汉学家打电话。她丈夫说奥尔卡带孩子去乡下度假去了，欢迎我们到他家住。他是个建筑师，对布拉格了如指掌。我们晚上出去喝酒游荡，他带我们看老城广场边上的卡夫卡故居，指出在我们脚下有个巨大的矿脉。布拉格的美独一无二，特别是夜里，古老的街灯引导夜游者迷失方向。灯光下，阴影转动，回声迭荡，似有幽灵出没。我恍然大悟，卡夫卡的小说竟如此真实，真实得可以触摸。那正是蓝丝绒革命前夕。马丁（Martin）是奥尔卡在布拉格大学的同事，也是地下文学刊物《手枪评论》（Revolver Review）的编辑。他当时正忙乎着秘密串连搞联名信，要把前国王的侄子推出来，恢复帝制。他也找我们签名，我不喜欢帝制，拒绝了。
四年后，《手枪评论》请《今天》在欧洲的编辑到布拉格开讨论会。我们先在《手枪评论》编辑部开讨论会。临走头天晚上，在一个中世纪的地窖为我们举办了诗歌朗诵会。散场后，突然一个天仙般的女人出现，马丁介绍说，这是《手枪评论》新任总编辑。她落落大方，在我们桌旁坐下，引起中国文学的一次骚动。她说她正在写一篇戏剧评论。李欧梵的脑门儿发亮，对捷克戏剧给予高度评价；张枣抢过话题，猛烈抨击美国霸权文化的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