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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之书-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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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背。“升得太高了,”她叹了口气。乔纳森说,“抓住月亮可不容易。”     
    老太婆答道:“关键得抓住好月亮。”出租车拐弯,和月亮分道扬镳。老太婆放下照相机,吹起口哨。    
    


第一辑  空山约翰和安

    一九九四年春天,我和彦冰开车从纽约出发,北上,经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进入美国最北部的缅因州。风卷积雪,打在车窗上;偶尔有几个旧招牌向我们打招呼。从州际公路换地区公路,再上颠簸的土路,路标越来越不正规了,似乎更具有私人含义;我担心在某一终点,会变成孩子猥亵的图画。一座残破的铁桥在车轮下唱歌。彦冰告诉我快到了。森林深处,一家农舍冒烟。敲门,没人。门没锁,无留言。水壶在铁炉上嘶嘶响,蒸汽翳暗了窗户。在两只苍蝇的环绕下坐了很久,终于传来汽车声,主人回来了。    
    约翰(John)结实能干,像守林员。他正经是个文学教授,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家学院教书。他五十出头,络腮胡子及鬓角花白,头顶还是黑的。我跟他开玩笑,说他自下往上被冻结。安(Ann)人高马大,比约翰年轻多了。她原来是约翰的学生。在美国大学,严禁师生之恋,但他俩堕入情网。约翰被校方逐出伊甸园,安就像带着红字,穿过鄙夷的目光,又熬了一年多才毕业。她讲起当时的压力,委屈地笑了。    
    晚饭前,我们去散步。到处是冰雪,但泥土变得松软,春天就在脚下。一条小河冲进阴郁的森林,在洼地滞留成一片湖泊,召来几只野鸟戏水。约翰和安忙碌着,搬开横在路上的枝干,辨认动物的踪迹。他们拥有一百多公顷的森林。走了一个小时,都未出其领地。约翰告诉我,近年,有些私人公司买下土地,大肆砍伐。他和安只要有钱,就尽量扩充地盘,并鼓励周围的朋友也这样做,以对抗毁灭森林的恶势力。那想必是一种相当绝望的斗争。    
    他俩都能迸出几句中文。安八九年在复旦大学教英文。六四后,外国老师展开激烈争论:撤走还是留下?谁也说服不了谁。安决定留下。不久,约翰也从美国赶来。教书之余,他们和上海的青年诗人有来往,并翻译了一本当代中国诗选《烟民》(Smoking People)。彦冰就是那时认识他们的。    
    安是本地人,家在十英里外,在一个叫墨西哥的小镇上。那极像个中国社会,表姐堂兄七姑八姨都住一条街,这家的故事传到那头再传回来虽走了样,但没耽误功夫,正接上故事的发展。我们一下车,亲戚们探头探脑。安忙着打招呼。这是个典型的工人区,房子矮小,毫无特点。走进客厅,所有家具摆设,带有一股尘土的味道,和她的父母一起老去。她父亲在看电视,他转过头来,跟安说起母亲的病情。母亲从厨房出来,脸色泛红,嘴唇苍白。她说话很快,不易听懂。半年前,她被发现得了癌症,目前正在化疗。她体质虚弱,笑着,有一种对命运的无力感。父亲插话,但紧盯着电视。安就在这儿和四姐妹一起长大。我好像听见地板上纷乱的脚步声和女孩子的尖叫。    
    安领我们到河边。一群难看的水泥建筑群,就是母亲的病源。这个造纸厂建于本世纪初,带有所有资本积累的血腥味道。这本镇居民惟一的生活来源,又是终生折磨他们的噩梦。它在血缘关系上,又加上阶级关系、工作关系和男女关系。它造成的污染,使小镇的癌症发病率极高。安年轻时在厂里打过工,吃过苦,也恋爱过。她是个讲故事能手,那些天,一个个血泪的幽灵纠缠着我们。大概以前起过誓,她正用造纸厂的白纸写下一段被湮灭的历史。    
    约翰,作为一个例外被安的亲戚们接受。起初,人们用疑惑的目光打量这位勾引女孩的大学教授。约翰默默不语,用双手证明他还有别的本事。他和安花了十年的时间,把森林深处的破败农舍翻修成像样的家。    
    约翰每天只睡5个小时。我失眠多年,得靠午睡、打盹等多种形式的休息才能勉强充上电。不管我何时睁眼,约翰总是抱着杯咖啡,精神抖擞地坐在桌前。他正义务帮朋友校对一本厚厚的书信集。电源到底哪儿来的?咖啡公司应该拿他做广告:看,永不疲倦的约翰!请注意本厂的标志“约翰牌咖啡”。    
    星期六一早,我被他们叫醒,睡眼惺忪地上车,拉到本地的一所中学。铺着白桌布的长桌摆着各种早点。桌后是缅因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高矮胖瘦,系着围裙在“为人民服务”。他们倒咖啡,端点心,殷勤周到。我忍不住想掏小费。政客们屈尊到此,也算是到家了,但不知有多少选民会为了顿早饭投票。一位众议员到我们桌来作陪。约翰介绍这是中国客人,他并不介意我们兜里没选票,讨论起美国的对华政策。    
    安有时在一所小学教亚洲孩子说英文。她很适合当老师,乐观而有耐心,能看得出来,孩子们喜欢她,但她更想成为小说家。她正在写那个梦魂萦绕的造纸厂,好像那罩住她青春的魔法,只有用笔才能除掉。那旷日持久的写作使她占据家中惟一一间书房,因此而获得某种中心地位,像一颗恒星,约翰得围着她转。约翰四月开车去一千二百英里外的大学教书,十月回来,陪安过冬。    
    想想都让我不寒而栗。整整六个月,安独守空房,在老林深处写作。即使约翰冬天回来,这天涯地角也只是两个人的世界。缅因冷到零下三四十度,一旦大雪封门,只能困守家中,面对炉火,度过漫漫长夜。我在这些年的漂流中,虽有过类似的经验,但就承受能力,远不能相比。在说笑声中,我意识到他们的内心磨难,远非我能想象。而他们自甘如此,毫不畏惧,在人类孤独的深处扎根,让我无言。我默默向这两个迸溅火花的寂寞灵魂致敬。    
    安和约翰吵架,被作息不定的我无意听到。安想要养个孩子,或至少养条狗。我当然能理解她内心的软弱。她在暗夜里嘤嘤哭泣。但转过脸来,她又笑了,跟我们讲起他人的悲惨故事。    
    约翰的女儿来了,和男朋友开车从波士顿来度周末。她小巧玲珑,是约翰热爱德国文学的结果。约翰年轻时翻译里尔克的诗,从德国带回译稿和妻子。他女儿刚在波士顿定居,找到工作,生活才开始。能看得出约翰由衷的高兴。但房子太小,他坚持让女儿和男朋友在外面的草地上搭帐篷过夜。两个年轻人倒十分乐意,酒足饭饱,早早去休息。我感到不安。一个小生命驶离父母,就本质而言,既残酷又自然,谁也无能为力。我在床上辗转不眠,听外面风声。那帐篷在风中鼓胀起来,像船一样驶离。约翰的女儿惊恐中转身,紧紧搂住她的情人。    
    


第一辑  空山美国房东

    如果我凭记忆给拉瑞画幅肖像:秃顶,肥硕的鼻子,眼镜后面狡黠的眼睛,身材不高但结实,肚子微微鼓起。他就是我的头一个美国房东。九三年秋我刚从欧洲搬到美国,在东密西根大学找了份差事,活不多,钱不少。负责接待我的美国教授事先给我写信,说帮我找了住处,在他家附近,离大学也不远,有自己的卧室和卫生间,可使用房东的客厅、起居室和厨房,租金300美元。听起来不错,我欣然接受了。    
    教授和夫人到机场来接我。先在他们家共进晚餐,佐以法国红酒。酒足饭饱,他们开车带我到拉瑞家。主人上夜班,要很晚才回来,这是栋普普通通的木结构房子,两层,主人住在楼上。我的卧室紧挨着楼下的客厅,小卫生间里老式澡盆的水龙头滴滴答答地漏水。居住条件基本上符合信上所说的,只是所有的设备都很陈旧。地毯磨穿,壁纸发黄,沙发吱吱作响。只有一台9英寸的黑色电视,摆在厨房的食品架上。我只待三个月,没什么可抱怨的,于是住下。    
    早上起得晚,我正打开冰箱想找点儿饮料,忽然感到背后的目光,转过头去。“嗨,”拉瑞坐在沙发上微笑,狡黠的眼睛在眼镜后面审视我。我有点儿尴尬,像贼被抓住似的。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拉瑞在附近的密西根大学的剧场当电工。他四十岁,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在密西根大学毕业。一年前离了婚,前妻带两个孩子也住在这镇里。他抱怨前妻贪婪,离婚时分走了不少钱,只剩下这座祖传的房子属于他。    
    我们所在的小镇叶普斯兰梯(Yipsilanti),混居着白领工人和大学生,和邻近的密西根大学所在的城市安纳堡相比简直像个穷弟弟。这里市政建设落后,治安差。我曾在夜里听见过枪声。第二天看报,醉汉火并,死一人。没想到拉瑞竟是本市的议员。他说起这事时,我们正坐在他家的前廊喝啤酒。黑暗中他握着酒瓶,得意地露出白牙。他的野心不大也不小,有一天想当当本市的市长或州议员。我问想不想当州长甚至美国总统,他摇摇头。    
    他很现实,市议员每年能拿两千美元的津贴且受人尊重。“但我得花钱花精力竞选。”他说。不过他又承认,竞选的费用大部分是捐来的。常看到他在电脑前忙碌,然后把几百封宣传资料寄给选民。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问他是否去过本市的脱衣舞厅?他连连否认说:“我哪能去那种地方?要是被我的选民看见就完蛋了。”美国人对政治家道德完美化的要求,真是到了愚蠢可笑的地步。    
    我发现拉瑞喜欢中国饭。于是我每次做饭就多做一份,一个人吃实在无味。有一天,拉瑞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晚上要来一位女客。我连忙下厨,备了四菜一汤。女客正点到达。我发现她和拉瑞根本就不认识。她一进门东张西望,好像在给拉瑞的房子估价。席间她透露了她是通用汽车公司的高级技工,年薪五万(吓了我一跳,美国人是从来不谈工资的。) 接着她开始盘问拉瑞,拉瑞倒也沉得住气,应答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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