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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数学家和玻璃球游戏选手，”老人会这样分析，“已经依照自己的口味为你们蒸馏出了一部世界历史，其中仅有精神思想和艺术的历史，你们的历史没有血肉和现实生活。你们精确地知道拉丁语结构解体于第二世纪或者第三世纪期间，却完全不理解亚历山大，悄撒和耶稣。你们探讨世界历史就像一个数学家探讨数学，其中只有定律和公式，却没有现实，没有善与恶，没有时代，没有昨日也没有明天，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肤浅的、数学上的当前。”
“可是研究历史而不对其进行次序整理，能写出历史吗？”
“撰写历史当然得进行归纳整理，”老人生气地叫道。“与其他事物不同，任何一种科学全都是一种整理，一种简化，使人类难以消化理解的东西得以消化理解。
我们相信自己业已认识了若干历史法则，我们便可以尝试做一些史实的研究工作。
这么说吧，倘若一位解剖学家解剖一具尸体，一般说来不会碰到令他意外的情况，他会在表皮下层发现一块块的组织、肌肉、韧带和骨骼，与他借以工作的简图一致。
但是，如果这位解剖学家只会照简图工作，而完全疏忽其解剖对象个人独有的特殊真实的话，那么他便是一个道地的卡斯塔里人，一个玻璃球游戏者，把数学法则用到了最不适用的对象身上了。我个人认为，可以容许历史学家将自己最感人的幼稚信念应用于整理历史和研究方法上，但是还有一个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他必须尊重那不可理喻的真理、现实以及种种现象的独特的一次性。我亲爱的朋友，研究历史不是开玩笑，更不是不负责任的游戏。一个人想从事历史研究，首先得明白自己试图去做的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完成，然而却因其重要性而必须去做的最重要工作。
所谓研究历史，亦即是说他会面对一片混沌，然而却得持有维护秩序和意义的信念。
年轻人，这是一种十分严肃的工作，也许还是一种悲剧性的工作。“
克乃西特当年给朋友们的书信中大量引用了约可布斯神父的言论，有一段最具代表性，原话如下：“在青年人眼中，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就好像历史大蛋糕里的葡萄于，毫无疑问，他们也属于其实质性主体，但是要想把真正的伟人和表面上的虚假伟人区别开来，绝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简单和容易。虚假伟人之能够脱颖而出，在于历史机遇以及他们推测和抓住这个历史关键时刻的本领。有许多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更毋庸说那些新闻记者了，都把他们这种预知和把握某个历史关键时刻的能力称之为：一蹴而就的成功，并说成是伟大人物的一种标记。某个一夜之间变成了独裁者的微不足道的下士，或者某个曾经一度控制了一个世界统治者喜怒哀乐的妓女，都是这类历史学家偏爱的角色。与他们相反，那些耽于理想的年轻人，则大都偏爱悲剧性的失败者，殉道者，在重要历史时刻不是出场稍早就是略迟一步。对我来说，由于我毕竟首先是本笃会的历史学家，因而世界历史中最能够吸引我，令我惊奇，让我觉得值得研究的东西，既不是个别人物，也不是军事政变之类，我不关心他们的兴衰成败，我所关怀喜爱，并且永远具有好奇心的是世界上下述现象：例如我们这类宗教组织得以长存的原因。这类组织长期具有生命力，因为它们的宗旨是试图凝聚、教育和改造人类的精神与灵魂，使他们通过教育而不是通过优生学，通过性灵改造而不是通过血腥手段，变成高贵的人，成为既能统治也能服务的人。阅读希腊历史时，最攫住我内心的并非光辉灿烂的英雄豪杰，也不是在安哥拉广场上的大声呐喊，而是某些精神探索，譬如毕达哥拉斯兄弟会或者柏拉图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例子是儒家体系之历久不衰。而在我们西方历史上，首推基督教以及作为其结构而存在并为之服务的教会组织，在我眼中，这才是具有主要价值的历史组成要素。一个幸运的冒险家成功地征服或者建立了一个国家，使之维持了二十年、五十年，或者甚至持续了一百年之久；或者，某个富于高尚理想的国王或者皇帝尝试推行某种比较正直的政治或者努力实践某种文化改革梦想，一度获得成功；
又或者某个国家或者某一团体在重大压力下居然能够承受艰苦并目。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未能引起我的兴趣，远不及我们宗教团体始终不渝、全力以赴地工作那么吸引我，在这些工作中，有些已延续了一千年甚至两千年之久。对于神圣的教堂，我不拟说什么，因为这是超越我们信徒之上的事情。我可以谈谈各类教派组织，例如本笃会、多明我会以及后来的耶稣会等，全都持续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尽管时兴时衰，时而侵犯别人，时而适应别人，总算也全都保持了各自的面貌和声音，维护了自己的姿态和独特灵魂，看样子还会延续好几个世纪。
我认为这些才是最可敬佩、最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
克乃西特崇拜约可布斯神父，就连他的不够公正的偏激之词也十分赞赏。当时克乃西特其实并不知道约可布斯究为何等样人，因而只把他视为学问渊博的天才学者，克乃西特完全不知道那人正在有意识地参与世界历史事务，正以他那宗教组织政治领袖身份左右着世界政治，四面八方不断有人来向这位政治历史和当代政治专家寻求咨询、忠告，甚至寻求调停。克乃西特就这样过了两年，直至他第一次休假离开修道院。这期间他和老人往来时只把他当作普通学者，除了他的言论，对他的生平、活动、职业以及影响情况一无所知。显然这位学养深厚的老人善于隐藏自己，连友谊之情也不外露，而修道院的修士们也皆深谙此道，比克乃西特所能够想象更为善于隐藏。
过了两年之后，克乃西特就像任何一个客人和局外人都能够达到的一样，完全适应了修道院生活。他不时协助那位管风琴师的工作，使修道院小小圣歌合唱队那一线薄弱却悠久可敬的传统得以适度地延续和发展。克乃西特在修道院的音乐档案馆里发现了若干有价值的材料，便抄了几个副本寄到华尔采尔，尤其是寄给了蒙特坡。他开了一个小型的玻璃球游戏初级课程班，安东现在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他诚然未能教会格尔华修斯院长中文，然而却把使用草茎占卜的技巧以及改进了的静思默修方法传授给了院长。这位院长也熟悉了克乃西特的性格，已经很长时间不曾像客人初到时那样，常常勉强他饮酒了。院长在一年两度公事公办写给玻璃球游戏大师的答复文件中，对约瑟夫·克乃西特在玛丽亚费尔的成绩考核里尽是赞誉之词。
而在卡斯塔里方面，涉及克乃西特课程计划和成绩清单的部分才是他们细细审查的内容。他们认为程度稍浅，但是这位教师为了符合修道院的程度，更主要的是为了适应该院的思想习俗而采取的方法，他们大致感到满意。最令他们高兴，甚至真正喜出望外的事莫过于克乃西特与著名的约可布斯神父有了亲密的频繁交往，是的，甚至建立了友谊关系，卡斯塔里行政当局对此当然只是心照不宣，闭口不谈的。
这种友谊关系结出了形形色色的果实，尽管说出来也许会稍早泄露我们故事的内容，然而还是值得说说，或者我们只把克乃西特最为珍惜的那一个果实在此略作叙述。那果实成熟得非常缓慢，就像生长在高峻的大山上的树种被人们移植到了肥沃的平原里，总是迟迟不愿生长。这些被移植后的种子由于遗传因素，对肥沃的土地和温和的气候总持抑制观望态度，它们仍然保留着祖辈那种慢节奏生长的遗传特点。约可布斯这个睿智的老人，习惯对任何影响尽可能保持小心考核态度，因而凡是这个年轻朋友兼敌对观点者向他灌输的一切卡斯塔里思想，他就是这样犹犹豫豫、一步一步地让它们在自己身上生根的。慢慢地种子总算萌芽生长了。对于克乃西特来说，在修道院多年逗留期间所体验到种种美好而宝贵的经历中，这一件事是最美好的：开始时似乎那么难以出现的信任和坦率在这位世故老人身上总算缓慢萌芽生长了，老人不仅渐渐对这位崇拜自己的青年同行产生了同情心，而且对其身上的卡斯塔里思想烙印也逐渐容忍理解了。这位年轻人——似乎说成学生、听众或者门生更为恰当——一步一步把老人引向了认可另一种宗教的境地：老人最初说到“卡斯塔里”或者“玻璃球游戏”这些字眼时，总采用讽刺语气，往往只用于挖苦谩骂，后来开始容忍理解，而最终完全承认了另一种思想形式的可信性，也承认了另一宗教组织，承认了他们尝试创造精神贵族教育的努力。约可布斯长老不再对卡斯塔里的历史短暂、年少无知吹毛求疵，毕竟成立不足两个世纪，较之本笃会晚了整整一千五百年呢。他也不再把玻璃球游戏视为纯粹的花哨美学玩意儿，也不再否定这两个年龄相差悬殊的宗教团体未来有亲善与结盟的可能。
卡斯塔里行政当局对约瑟夫赢得了约可布斯神父的部分信任看成他玛丽亚费尔之行的最高成就，克乃西特本人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此毫无想象，只看成是自己私生活中的一件幸运事。不过他常常在想：派遣自己来修道院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否像那些竞争对手们最初所妒忌的是一种提升和嘉奖，还是随着时间的消逝，不如说是一种毫无荣誉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