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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坛传奇作家:我的父亲张恨水-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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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当时40开外,身体较为高大,胖墩墩的。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嗓门很高,带着京腔徽调。他撩起夏布长衫,拿着折扇,登上楼来,嘴里还说着:‘今天可真热!’一来编辑部,他首先是翻看当天各家报纸,拆阅给报社和他私人的信件,然后和报社其他负责人谈谈,了解报纸出版时间和发行情况。他洒脱豪放,谈笑风生,有时高兴起来还要哼哼京戏。记得有一天晚上,左笑鸿从北平来(左笑鸿也是新闻界知名人士,当时主编《世界日报》副刊),他的装束与恨水先生差

  第41节:创办《南京人报》(6)

  不离,两人原是故交,自是无话不谈,说着笑着,这两位先生忽然一唱一和地来一段《连环套》,声调高亢,字正腔圆,而恨水先生竟至离开座位,摆起步来。他这一唱,引来了隔壁排字房的工人,无疑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尽管《南京人报》充满着和谐和朝气。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加紧了对华的侵略。但是南京的达官显贵仍然承袭着“六朝金粉”,还是醉生梦死,沉醉在南明偏安一隅的迷梦中,居然要做“桃花扇里人”。父亲看到这一切,真是忧心如焚,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愤怒地吟出:“凭栏无限忧时泪,如此湖山号莫愁。”为了中华民族,为了祖国,他愿意牺牲一切,所以他大声疾呼地喊出:“国如用我何妨死!”这种掷地做金石声的诗句,就是父亲心情的写照!
  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空袭南京,南京城内100万市民陷入了战争的灾难之中,人心惶惶,人们开始疏散逃难,报纸的销量骤然下降,报纸没有人看,更没有广告,但是报馆的日常开支又必不可少,父亲身为社长,已无积蓄,又无收入,怎么办?幸亏印刷部的全体工友和编采部的全体同仁,体谅父亲处境,主动表示,为了抗日,同舟共济,只要几个钱维持生活,工薪全免了,大家还说,就是维持费发不出来,也要坚持,这是大家的报,不能让这“伙计报”先垮,而被“老板报”所窃笑,“玩命儿”也要“苦撑到底”!这一番表态和精神,父亲被深深地感动,也受到了巨大的激励!他咬着牙,硬是把《南京人报》办下去。
  那时我家已搬到南京郊区上新河,他每日下午到报馆办公,处理事务及照应版面,一直到次日太阳东升,才可以下班,回到家倒头就睡,醒来之后又匆匆进城,从上新河到城区要步行十几里,每每行到半路,空袭警报就来了,南京郊区根本就没有防空工事,敌机一来,父亲就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树下,抬起头,飞机扔下的炸弹,高射炮的射击,全都看在眼里,炸弹、炮弹的轰鸣,房屋倒塌的惨状,他都亲眼目睹。他把这些记在心里,写在纸上,既是向日本侵略者控诉,也是留待后来算账作证明!一待警报解除,父亲立即奔向报馆,马上着手当天的稿件。更重要的和最困难的则是筹措当天报社的开支。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向朋友借钱自然所借非时,即使是有钱存在银行里,也受着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取几十元,父亲只有四处告贷。一天24小时,他都是在这种高度紧张、焦虑、恐慌中挣扎着,不到一个月,他就病倒了,一个从不得病的人,一病就是大病,而且来势凶猛。这次是疟疾、胃病、关节炎一齐袭来,只好卧病在上新河家中。人在战乱之中,即使是病了,也不能“养”,这一时期,他担心全家老小的安全,也惦记着报务,他既不能写作,也无心看书,生活一下子乱了套,也完全打破了他几十年来的生活习惯。为了父亲的身体,全家建议他到芜湖去养病,报馆的事务,暂时交给友鸾叔和我的四叔牧野先生。就这样,《南京人报》一直坚持到12月初,即南京沦陷前4天方才停刊。父亲自己办报的一页历史,就这样“翻”过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自己办过报。而我那卷“海内孤本”的《南京人报》,自从“下落不明”后,我多方寻觅,始终也没获得一页,但愿得,我的“为伊消得人憔悴”,会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南京人报》留给我们的就只有那本《中原豪侠传》。

  第42节:“国如用我何妨死”(1)

  “国如用我何妨死”父亲于1934年冬由北平到南京有感而赋诗云:不必功名等白头,早将心迹托浮鸥。
  国如用我何妨死,事总因人大可羞。
  腹俭已遭家室累,卖文还作稻粱谋。
  凭栏无限忧时泪,如此湖山号莫愁。
  诗言志,这些掷地作金石声的诗句,就是父亲的心志,为了国家民族,他愿意牺牲一切,情愿投笔从戎,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这并不是书生的浪漫情怀,而是父亲身体力行真正去做的事!《南京人报》被迫停刊后,父亲于1937年底,把全家迁往故乡安徽潜山,安顿好了以后,他抛弃了全部家产和事业,还有他多年精心收集、视如珍宝的书籍和资料,停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和《南京人报》,为了抗日,他毁家纾难,手提一只行李箱,只身入川。途经武汉时,我的四叔张牧野先生押运着装有《南京人报》的机器、铅字的木船,也到了武汉。父亲原来的计划是入川到重庆,或是复刊,或是把机器卖掉还债。可是在武汉,他看到许多爱国有心而又报国无门的人,内心充满愤慨和无奈。这时又传来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父亲在震惊中更感到无比的愤怒!他虽然是无权无势的布衣,“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他有爱国的赤诚,浩然的正气,他要用可以调动的一切,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我的四叔劝父亲,干脆把《南京人报》的机器扔了,回故乡大别山打游击去!我的四叔虽是学艺术的,终日和点、染、皴打交道,但并非留长发穿怪衣不拘形迹的艺术家,他习过武术,练就了一身好拳脚,还保留了“将门之后”的豪气,“七七”事变时,他正在天津,参加了天津民众抗日的保安团,和日本侵略军进行过肉搏战,可以说是已经有过“杀敌的经验”。同时,武汉也聚集了不少家乡青年,他们都愿意回到家乡亲手杀敌,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的祖国。可是他们希望有些声望的父亲出面协助,好使他们能够名正言顺回家乡抗日。
  这个建议,使父亲怦然心动,他想到家乡大别山层峦叠嶂,林密山险,正是打游击与敌人周旋的好地方。“国如用我何妨死”,这个愿望和诺言可以实现了,他愿意用他的声望和影响,号召组织一大批爱国青年,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中,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父亲虽已是43岁的年纪了,但他仍然热血沸腾了,他兴奋地同意了四叔与家乡青年的请求,他毅然决然地要投笔从戎,扔掉笔杆拿起枪杆。
  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父亲用他的名义亲笔写了个呈文交给当时国民政府的第六部,请认可他们的这个行动,并写明了他们不要钱,也不要枪弹,就只要第六部的认可,免得家乡人误会。呈文是递上去了,结果呢?被拒绝了!
  父亲请缨无路,简直为爱国而发了狂,所以父亲入川后,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叫《疯狂》,就是他这种愤慨心情的发泄。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连载时受到各方面的掣肘,下笔出言,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最后写成的与原意已有很大的出入,父亲自己对此书是不满意的。我的四叔不管这一套,硬是回到家乡,在潜山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数年的游击战。父亲曾根据这支游击队的英勇事迹写了一部小说《巷战之夜》,其中的景物、地名都是真实的。
  事隔多年,听母亲打趣父亲这段“投笔从戎”的往事时,我们实在想象不出父亲架上老花眼镜,手托步枪的情景,不免掩口葫芦,忍俊不禁,但是看到父亲那斑白的头发,笑而不答的清瞿面孔,我们笑不出来了,一种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
  父亲在武汉时,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书。那就是恰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父亲被推选为第一任理事,他欣然从命。这在他是破天荒的,因为在此以前,他都是愿作“超人”,从不做官,从不参加任何党派,也从不参加任何文学团体,但是为了民族大计,为了抗日,他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主张。
  由于报国无门,父亲把爱国热忱及一腔孤愤,全都书之于纸上,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的抗日游击战

  第43节:“国如用我何妨死”(2)

  小说,他是个“百分之百”的书生,对于军事又是个“百分之百”的外行,为了写好游击战小说,他积极地搜罗材料,并向打过游击战的朋友请教,而且《新华日报》的资料室,允许父亲任意索观有关文件。抗战初期父亲写的抗日游击战争小说有:《红花港》(发表于香港《立报》)、《潜山血》(未完篇)、《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发表于《立煌皖报》)、《游击队》(发表于汉口版的《申报》)以及前文说过的《巷战之夜》。
  在短短的一两年内,父亲居然写出了这么多的有关游击战的小说,实在令人敬佩,尤其是《巷战之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父亲写小说从来都不是“照搬生活”,而是对生活的综合概括,提炼升华,在他写的一百多部长、中篇小说中,都是以生活为依据,然后进行艺术创作,但是《巷战之夜》和《大江东去》却是个例外,这两部书都是根据真人真事而加工的“半真人真事”的作品。
  《巷战之夜》写于1939年,是应张慧剑叔之约而做的,那时他还未到重庆《新民报》工作,《新民报》“三张”尚未大会师。因友谊之故,父亲是不能不写的,所以就写了这部《巷战之夜》,连载于慧剑叔主编的重庆《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上。初名《冲锋》,次年江西《上饶日报》转载,易名为《天津卫》。前一书名突出的是故事中的冲锋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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