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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坛传奇作家:我的父亲张恨水-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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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紫色小花,让绿油油的叶子衬托,非常得娇媚。一只大白色的公鸡,昂起头来,歪着脖子,甩了大红冠子,用一只眼睛,注视着那颤动的竹枝。竹枝上,正有一只蝉,在那里拉着“吱吱”的长声。
  多么细腻的观察,多么出色的描写,寥寥数笔,就是一篇妙不可言的白话“晚明小品”。由于对这部书的偏爱,我曾经把它称之为“散文体小说”,并把这一想法说与父亲。父亲笑而不答,未置可否。父亲多次公开说过。中国的章回小说,是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它与西方小说各有短长,但是章回小说家也有些缺陷,父亲为此作了改良,并且是孜孜不倦,终其一生。他认为:一是缺少心理活动,因此他吸收了西方小说的长处,大量增写了人物心理活动。二是缺少写景,尤其是情景交融的描写,他在小说中非常强调景是为渲染人物感情而描绘。三是父亲从戏剧和电影中得到启发,借用“小动作”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我个人认为,《巴山夜雨》在这三方面的尝试,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是改革章回小说的成功范例。有些熟读父亲作品的读者敏感地认为,《巴山夜雨》和《山窗小品》两部书是“姐妹篇”诚哉,斯言!这两部书虽然一是小说一是小品文,但把二者印证的读,就如同嚼橄榄,回味无穷。
  父亲写完了这部小说,就患了大病,一病3年,病愈后,虽也恢复了写作,但记忆力与能力都大大降低,远不能和病前相比了。根据《巴山夜雨》的创作,我有一个预感,如果他不得病,可能他的思想和文风都会有一个大的转变。
  《巴山夜雨》在报上连载后,还没有出单行本,父亲就得病了。他去世后,我出于尊重、缅怀之情,用了数年的时间,亲自或请人帮助,把这部长达60万字的小说,一个字一个字地从报上抄了下来,本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作为父亲的手泽留为纪念。1986年因四川文艺出版社的敦请,交由他们出版单行本,把这部父亲病前“痛定思痛”的“压轴”之作奉献给当今读者,使之多结识一些文字之交,我也算是为父亲了结了一个心愿,感到异常欣慰。

  第56节:病榻缠绵有3年(1)

  病榻缠绵有3年1949年的5月下旬,晚饭后,父亲给两位读初中的哥哥补习英语,讲着讲着,突然他啰哩啰唆,口齿不清起来,而且越说越困难。两位哥哥越听越觉得不对劲,抬起头来看父亲,只觉得他晃悠悠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两位哥哥急忙把他搀扶到睡榻前躺下,谁知父亲一躺下,就昏迷不醒,人事不知了。两位哥哥吓坏了,立即大叫,全家人看到父亲危急的样子慌作一团。还是母亲沉得住气,立即打电话请一位和父亲有10年之交的张大夫火速赶来。张大夫很快来了,检查了父亲的身体,说很危险,可能是脑溢血,要立即送医院。母亲赶紧派了家人,把父亲抬到离我家最近也是当时最好的中央医院。经检查,确诊是脑溢血,生命危在旦夕,随时有可能停止呼吸。经过医生的及时抢救,父亲昏迷数天之后终于醒了过来。但是他的记忆力受到很大破坏,除了只认识母亲,连家里人也不认识了,说话也相当困难,仍有生命危险。那时,母亲怀着3个多月的孕,她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住在医院里,昼夜陪侍父亲,父亲的吃喝要一口一口地喂,父亲的便溺也都要在床上方便,母亲不厌其烦地为父亲擦洗身子。苍天不负苦心人,奇迹终于发生了。父亲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死亡的威胁,他活过来了!
  父亲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才回到家里。他的陡然病倒,使家里的经济来源断绝了,平素又没有什么积蓄,母亲很着急,又得瞒着父亲。于是她变卖了自己全部首饰,给父亲看病,并维持着家用。
  父亲的这场大病,固然是他一生伏案挥毫,绞尽脑汁有关,但埋下的病因,却要从他“自愿”辞去北平《新民报》的职务说起。许多没有见过父亲的人,总是从“书如其人”来推测,以为他长于辞令,精明强干,洞察世事皆学问的人,其实大谬不然。生活中的“张恨水”是一个寡于交游,憨厚老实,木讷少言,略显“土”气,不善于周旋的书生。所以在他的朋友中,曾有人戏言,在谈笑风生的朋友群中,“谁最不像张恨水,谁就是张恨水。”事实确实如此,父亲虽然倚马才高,万言立就,但是在生活中,却充满着天真,常以诗人的浪漫情怀去对待世事和人际关系。“知夫莫若妻”,母亲就常打趣父亲是个十足的“书呆子”,用书本来套生活,是“猴吃麻花———满拧”。父亲尽管已是蜚声国内外,但他自视平凡,从来都没有特殊之处,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及道德熏陶,以真诚待人,不把名利置于心上而淡泊自甘,以为别人也像他一样,这是他的缺点,自然也是他的优点。报社本是个复杂的场所,父亲虽然办报有方,但却不善处理人际关系,更不懂得报社内部的权力之争。此时总社派来了副经理曹仲英先生和总编辑王达仁先生。

  第57节:病榻缠绵有3年(2)

  王先生年轻活跃,很想有番作为。父亲当时的职务是《新民报》协理、主笔兼北平社经理。虽然北平《新民报》在父亲的惨淡经营下,受到北平市民的喜爱,数年间其发行量一直居北平各大小报之首,亦是《新民报》五社八报之冠。仅以此而论,可说是成绩斐然,为《新民报》立下了汗马功劳,理应受到嘉奖,然而事实却不然,他得到的是一个相反的结果。既然总社派来了人,新任总编辑王达仁先生又很想有番作为。父亲再任职,就有些不识时务了,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父亲于1948年秋,辞去了北平的《新民报》的职务,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北平《新民报》,结束了他奋斗30余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报人生涯。从此,我再也没看见过他坐在大餐桌前,编辑稿件或安排版面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在北京刚解放不久的1949年的春天。当时北平的《新民报》还完全由王达仁先生主持,3月2日至4日,王先生在该报用了3天的时间发表长文,给父亲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把父亲说成似乎是“国民党在新民报的代理人”。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使父亲受了很大的刺激,对他的精神及身体都影响很大的。虽然后来真相大白,王达仁先生也亲自登门向父亲赔礼道歉,请求原谅,但那已是后话,是父亲大病数年后的事情了。
  就在父亲家中养病期间,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北京隆重开幕,父亲被邀为代表,而他却因病未能出席。会后大会派人来看他,并送来了一套约50本的“大众文艺丛书”。同月,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不久,被文化部聘为顾问,有了份固定的工资,使家庭生活有了基本保证。
  与此同时,他的老友也都给了他无私的援助和深切的关怀。上海的《亦报》和《大报》,将父亲的旧稿在两报连载,使父亲有了一些稿费。当《亦报》把《五子登科》易名《西风残照图》连载时,因为父亲没有来得及写完,而报社不希望稿子半途中止,父亲在病中又不能执笔,左笑鸿叔知道后,便主动地无条件将书续完了。1956年该出单行本时,父亲已恢复了写作能力,便又重新续写,这续写部分先在《 哈尔滨文艺》杂志连载过,所以现在读者看到的《五子登科》则完全是父亲的手笔了。父亲恢复写作后,有了稿费,叫我带上在当时为数不菲的一笔钱,去交给左叔,算是酬谢病中的帮助和友谊。但是笑鸿叔说什么也不要,叫我原款带回,并亲自登门向父亲说明情况,父亲在无奈之中,请左叔在西单商场楼上西餐厅,吃了一顿西餐,由我陪同,所以我“蹭”了一顿丰美的俄式西餐。笑鸿叔及其他父执对父亲的友谊,使他感到很温暖和欣慰。
  也许是心情好的原故。父亲的病情也逐渐好转。病后两个月,他便能“牙牙学语”;3个月时,竟能扶着手杖出门看望老友了。当他颤颤抖抖地亲自登门看望笑鸿叔时,笑鸿叔大喜过望,激动得热泪盈眶。
  父亲到医院复查,大夫高兴得连连说:“张先生能恢复得这么快,这样好,真是奇迹!真是奇迹!”
  当时,家中虽然经济拮据,但母亲省吃俭用,尽量为父亲创造一个良好的养病环境。可能是因为父亲有病吧,我们兄妹似乎成熟了许多,也更加和睦友善了。除了母亲给父亲做一些好吃的,我们每日都是粗茶淡饭,但却使我们懂事用功起来。在这样安静祥和的环境中,父亲身体恢复得令人吃惊的好,当他能够离杖走路后,便开始练习写墨笔字。他一生都在勤奋地学习,一个大半辈子笔墨耕耘的人,倘不写作,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病魔虽然没有夺去他的生命,但对他的身体和记忆力都有相当大的损害。脑溢血给父亲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不清楚,还要流口水,左半边偏瘫,行动极不方便。但是他没有被吓倒,

  第58节:病榻缠绵有3年(3)

  也没有后退,他以写作为生,只要有一口气,他就要写作。所以父亲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不屈不挠地向自己的身体挑战,和病魔作斗争,看书还不行,便先练写字。父亲让母亲买了许多小学生练习毛笔字用的大字本,每天在大字本上像小学生般地练习楷书,一切从头开始,认真地读帖,认真地写。只见他那不听使唤的颤抖的手,紧紧地握住毛笔,一笔一笔的写,那样认真,那样专注,上午定时写,下午也要定时写,终于,他能灵便地书写了,而且字越写越好,几乎恢复到了病前的水平。看到他在案头堆起来的一百多本习字本,我们真是感到由衷的敬佩。
  1949年底,小弟弟出生了,这使父亲异常欣慰,也使他的病情更快地好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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