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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更有害呢？我相信，只要是不抱偏见的人，就都会得出一个正确的认识。
当今世界，正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互相交流、碰撞、融合、产生优胜劣汰大变化，由此而导致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中国，也正是处在上下一心，团结奋斗，抓住历史机遇，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以彻底改变历史造成的落后局面，努力赶超世界科技先进、发达国家，以实现中华民族历史复兴的时期，学哲学、学科学、学技术、学文化，正是为实现这种理想所需要大力提倡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老子鼓噪的“绝学”、“绝巧”、“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等一系列谬论不是进行批评，而是反对进行批评，乃至对其进行美化与吹捧，给其戴上“哲学之父”的高帽，大喊其思想如何“奇妙”，乃至喊出“老子的书就是国际性的智慧经典”，“在21世纪，中国还需要老子，世界也还需要老子！”这种吹捧之肉麻，夸耀之无状，无论怎么说，我都认为这都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第六节 尚贤与不尚贤的理论不同
在黄帝的治国思想理论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尚贤任能。其言论有：
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贵贱之恒位：贤、不肖不相易；畜臣之恒道：任能毋过其长；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①
王天下者，轻悬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智，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令行天下，天下则之。②
不重学，去师道，无以建生。当者有极，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逆而异理，审知顺逆，是谓道纪。以强下弱，何国不克？以贵下贱，何人不得？以贤下不肖，何事不成？③
一言而利事者，士也。一言而利国者，国士也。是故，君子卑身以从道，智以辨之，强以行之，贵道以并世，柔身以待时。王公若知之，国家之幸也。国大人众，强之于始，身载于后。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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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道法》。
② 《黄帝经·经法·六分》。
③ 《黄帝经·经法·四度》。
④ 《黄帝经·十六经·前道》。
行憎而索爱，父弗得子；行侮而索敬，君弗得臣。①
吾苟能亲亲而兴贤，吾不遗亦至矣！②
黄帝治国，强调尚贤重士的观点，不仅是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且是防止政治腐败，为害于民，遗祸于国，保证执政权力始终掌握在“体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③者的手中，使政治实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由此而制定了上至帝王，下至大臣的选贤任能制度。后世将五帝时期的帝位选贤任能制度，或谓之“禅让”，或称之“推位让贤”。如：黄帝有子二十五人，这二十五人之中没有一位继承帝位者。在黄帝死于涿鹿大地震之后，是其子青阳居少昊代为理政。青阳是黄帝在二十五子之中最为倚重的一个，力牧与大山稽在论及战蚩尤之中，就曾称赞：“战盈六十，而青阳未失”④。涿鹿之战后，黄帝就又派青阳司职于少昊之地，且施政多有建树。依照其时情形，青阳若称帝并把帝位传于己子，是不会遇到任何反对意见的。但是，历史的事实是，不仅青阳自己始终虽主政治国而未称帝，也未让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子登上帝位，而是精心挑选培养着一个帝位的继承人——高阳，最后选定高阳继承黄帝，登帝位而治国，这就是帝颛顼。因为，高阳在少昊之地佐青阳理政之中，就显示出了“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⑤的卓越才华与品格。帝颛顼也同样未将帝位传于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子，而是在晚年将帝位传于桥极之子高辛，高辛即位为帝，这就是帝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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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称经》。
② 《黄帝经·十六经·立命》。
③ 《黄帝经·十六经·顺道》。
④ 《黄帝经·十六经·正乱》在传抄中，误将青阳抄作了“高阳”。
⑤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在五帝时期的帝位传承中，只有帝喾一个人是将帝位传给了其长子挚。对此，后人或以为在帝喾之前并不存在帝位“传
贤”的制度，如郭沫若先生就有这种认识①。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五帝时期的帝位“选贤任能”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选贤任能”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其一，这种“帝位选贤禅让制度”是只在帝王的后裔中选贤，而不是在天下百姓中实行；
其二，它还承袭有自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方国之时形成的“传长不传幼，传嫡不传庶”的旧制约束。如少典传轩辕以“帝”位，因其姓姬，是长子，任榆罔为“后”职，因其为姜姓，为庶出，为次子。其后，黄帝重用的青阳、青阳选贤承绪帝位的高阳，以及高阳选贤继承帝位的高辛，虽然破除了帝位传长不传幼的旧习，但可能还存在着先嫡而后庶的习惯。因为，青阳、高阳、高辛，都是“姬”姓。高辛之子中有弃、契、放勋等。其中挚为姬姓，而放勋为伊姓，且帝喾传帝位之时，放勋只有十余岁。在颛顼的后代中有老童、鲧等，皆不若挚与放勋为贤。故帝喾传位于挚。
其三，“选贤任能”的标准是“贤”。中国自古在推举贤能人才之中，就有一个“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行为品德标准。所以，我们不能以五帝时期有帝喾将帝位传于其子挚，而贸然认定“唐虞”之前没有帝位“传贤”之制的实行。
其四，历史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帝喾所选的帝挚，确为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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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沫若在《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中这样说：“我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可知素以人民为本位，而以博爱博利为标准，有不待乎唐虞之禅让，已确乎其为一种民主主义Democracy矣。至唐尧更决定传贤之制度，我国哲人政治之成立，乃永为历史上之光荣。”这显然是以为尧之前只有民主政治，而未实行帝位传贤之制。
者：其执政后，先使只有十多岁的幼弟放勋辅佐自己治国，第三年，封其弟放勋为唐候，使其治于唐国（地在今河北唐县城南），并仔细观察放勋的治国能力。到了第九年，帝挚认为自己治国能力不如放勋，就亲“率群臣造唐而致禅”①帝位于放勋，放勋即帝位继挚治国，这就是唐尧。历史的事实亦证明了，帝挚的虚怀自谦是难能可贵的，其选贤的政治目光是睿智和远大的，其以大公无私的胸怀，确实为中国的历史进步选择了一位著名的贤君！
至于唐尧选贤禅帝位于平民的重华（虞舜），重华执法杀了治水无功，而导致洪水更加泛滥的鲧，又任用鲧之子禹继其父治水，最后禅帝位于治水有功之禹，而不传位于己子，则是人所共知之事了。
老子则是处处反对黄帝的思想理论的，所以，他坚决反对“尚贤任能”，认为治国者必须推行“愚民”政策，“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只有“不尚贤，使民不争……常使民无知无欲”，②才能政权稳定。这是又一个反传统、反进步、也是与老子自己“尊道贵德”之说自相矛盾的观点。
什么叫做“贤”？“贤”与“智”、“圣”，都是学道、积德、行为高尚者的一种称谓。如黄帝曰：“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见谓圣人。”墨子主张“尚贤”，庄子也说：“久与贤人处，则无过。”③奈何唯独老子为着张扬“愚民”主义，连“尚贤”也要反对呢？
至于说到“使民不争”，就更说明了老子不过也同春秋、战国诸子一样，不了解中国古典哲学博大精深的哲学理论思想体系，更不懂得人类社会发展史，其言实为一种违背事物客观规律的反进步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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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帝王世纪》。
② 《老子·第三章》。
③ 《庄子·德充符》。
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理论，就是认识到凡事物无不具有相对性。对于这种事物的相对性，在中国古典哲学之中就以阴阳为代称。并且认为，凡是事物的阴、阳异性之间，就存在着互相感应、互相吸引、互相交流、互相渗透、互为己根而又保持相对平衡的客观自然规律。对此，在《易》经中分别以象术法则在《咸》、《恒》等卦中进行表述，又以《泰》、《否》作正、反两方面的强调；而事物的阳与阳、阴与阴同性事物之间，则存在的是相互排斥、相互竞争、物极必反、和而不同、合二为一等不同具体条件下的不同客观自然规律，对此，分别以《睽》、《革》、《夬》等卦进行表述。
同性相斥自然规律，在自然界普遍存在，如两个以上相同频率电波的互相干扰；两个以上频率相同的声波、光波、水波之间的互相干涉；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领土、自然资源的争夺；同行、同业、相同产品生产的市场竞争；同性动物之间的性伴侣争夺；同类植物在同一块土地上对于阳光、水分、空间和成份相同肥料的争夺；两个以上天体的引力对另外天体吸引性干扰而引发的摄动；人类社会中，不论男女，为着个人利益的互相竞争等等。同性相斥规律和异性相引规律，同样又构成了对立统一、守恒等规律。正是这种性质不同的规律同时存在于自然界而交互作用，才使万事万物既变得纷纭复杂而又各有其序。对此，在《易》经中，是用《损》卦等进行比喻性解释的。
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变革历史，追根溯源，不能够脱离开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