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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与不敢，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一个辨证应用、同时交互作用的观点。黄帝认为，当战争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时候，在强敌面前，在战略上一定要树立敢打必胜、一决雌雄的信念。其在谈及战蚩尤之前的思想时这样说：“夫作争者凶，不争者也无成功。”“于是，出其将士，奋之戎兵，身提鼓鞄，以御之（蚩）尤。”①然在战前的一切军事部署方面，则是慎之又慎，而“立于不敢，行于不能”，绝没有半点轻敌思想。而是做最周密的军事部署，绝不给蚩尤留半点可乘之机。这，又是敢中之“不敢”。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之中 ，则又是敢与不敢的交互为用：既教兵以一当十，敢战敢拚，有以弱胜强的决心，又在每一战争发展环节上，都“慎案其象，不擅断疑”，“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困之”……黄帝认为，善用敢与不敢而为战，“其民劳而不怠，饥不饴，死不怨……战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名声彰明，顺之至也。”②
对不同性质战争的后果分析：
黄帝以其时社会上所存在的不同性质之战，以及可能发生的性质转变及后果，进行分析，而将战争性质列为三种：为利，为义，行忿。认为：为利者，事实上得不到多大利益，甚至因此而受害；为义者，往往不容易把握分寸，因此而导致不断地扩张与兼并，最后所造成的是众之所死，和发动战争者的危亡；至于行忿者，不仅不合道义，还极其容易由此而丧失理智，因忿而自不量力，结果是自取灭亡。
对于这个问题，黄帝是这么说：“诸库藏兵之国，皆有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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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十六经·政》。
② 《黄帝经·十六经·顺道》。
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所谓为利者，见（其国）民饥已极，国家不暇，上下不当，举兵而伐之。虽无大害，亦无大利焉；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①对此，若“诛禁当罪，而不私其利，能令行天下，而莫敢不听。自此以下，兵战力争，（则）危亡无日，而莫知其所从来。”②因为，此时之所谓“义者，众之所死也。是故，以一国攻天下，万乘之主兼并，稀不自此始，鲜能终之。非心之（不）恒也，穷而反矣；所谓行忿者，心虽忿，不能徒怒，怒必有为也。成功无以求也。即始兼并矣，非道也。”③ 故，“天下有三死：忿不量力，死；嗜欲无穷，死；寡不避众，死。”④
而老子因为强调治国的“无为”，则是不区分战争性质，不讲正义与非正义，对战争一概而论，采取坚决的反对态度，这就是一种是非不清的荒唐“理论”了。因为，在哲学理论上，首先要概念清晰，逻辑严密。倘若概念不清，逻辑混乱，就会因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老子这位所谓“哲学之父”是怎么说的：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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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黄帝经·十六经·本伐》。
② 《黄帝经·经法·六分》。
④ 《黄帝经·称经》。
⑤ 《老子·第三十一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为不道，不道早已。①
世间事物，都有其相对性。而老子言事物，都往往是以绝对而言，而不谈其相对性。都是先给出一个没有严格定义、不能稽考的笼统结论，而后就此展开论述。如此，便到处出现似是而非的言论。在对待战争与和平这个问题上，同样是以人们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普遍愿望，先抹平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界限，而不分是非地反对一切战争。并以中国上古因重视强兵但反对恃武称雄形成的礼仪制度为例，反对治国强兵之策。进而以言“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的主张。这就是不确之论了。如果照老子的话办，我们就不可以进行现代化的军队建设，就不能为保卫祖国的安全，为维护国家的主权而走强军道路了。这能证明老子思想的正确么？至于其宣扬“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的理论。又是以自然规律的“无为”以为证，归其“无为而治”的一贯主张，就是明摆着的谬论：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②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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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老子·第三十章》。
② 《老子·第七十三章》。
③ 《老子·第六十九章》。
老子之言，在谈哲理之中，处处无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与客观自然规律表现为“无为”之间的重要区别，处处以自然规律的无思、无为而无所不为，要求人之学哲学，也同样与客观自然规律等同，也必须做到无思想、不作为，辩称如此便可达到无所不为。这就是其全书的一个本质性荒唐论点。对此，一般不学哲学的人们很难辨别其谬误而不上当。现在，我们常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言法网难逃，就是取自《老子》之语。但是，谁都会认识到，狡猾的犯罪分子之所以难逃法网，是因为作奸犯科，首先为危害社会的不义之事，是受到全社会正义的人民所反对、所不容的事。更重要的是，有着无数执法者不畏艰险地与其进行斗争，如果当真像老子要求我们的那样，执法者都去效法客观自然规律的“无为”而不作为，不去想方设法地破案和追捕犯罪分子，将其绳之以法，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法人员也不协助，则“天网”而不成其为“网”。
同样，老子不分战争的性质，而笼统地反对战争，由此主张国家不走强兵之路，假如用兵者也信其“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遇到国家受到强敌入侵，将帅与士兵都“不敢进寸而退尺”的话，广大的黎民百姓岂不是就要眼睁睁地遭受血与火的灾难吗？
至于老子的法宝“抗兵相加，哀者胜矣”，我以为是一种既荒唐而又可笑的屁话。举例而言，当年日寇侵华，是其蓄谋已久的一场疯狂性发作，其无论是在战前准备、战时动员、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等一切方面，当时的中国都难与之相比。在其疯狂的“三光政策”面前，我国人民被成千百万地大批屠杀，侵略者不光不为无辜的死难者有一丝一毫之哀，而是以杀人手段、方法进行比赛而取乐。中华民族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形之下，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政治不分党派，经过我们全国人民八年的团结奋战，最终将其打出国门的。因为，实践证明，在疯狂的侵略者面前，什么“哀”与哭，屁用都没有。如果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都尊奉老子之言，在疯狂的进攻面前，大家都“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则中华民族早已亡矣！所以，老子并不是什么“哲学之父”、“智慧之父”今有学者吹捧老子是“哲学之父”、“智慧之父”的话，是一种经不起哲学理论与史与实践检验的错误认识。
第四章 《老子》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
第一节 老子并不真正懂得何谓“道德”
因为老子的书本名《道德经》，所以，今有学者以为，发起一场学习、赞扬、诵读老子《道德经》的群众运动，就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讲道德，就是促进了社会主义和谐建设。果真会是如此么？非也！
问题是，讲道德是必须先搞清楚何为“道”？何为“德”？“道德”一词源自何经、何典？其最初的哲学涵义是什么？其社会意义的历史性延伸是什么？老子懂不懂“道德”？讲没讲“道德”？讲得准确性如何？而不能搞“看书看个皮”，不究其特定内涵的想当然做法。因为，学者做研究，发议论，不能无据发言，不能搞寻章摘句、断章取义、说似是而非的话，不然，号召全民学习之举，就有可能会危害全民族。
《道德经》一书，是老子抄袭黄帝《道原经》的辞句，割裂原文，歪曲原义，反对黄帝以道治国思想，贩卖“愚民哲学”的东西，今书名称之为《老子》。其书虽以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重要名词“道”“德”为据，而大谈治国之道。实际上他通篇以言统治权术、权谋，而根本不懂“道”理，也未真正学“道”而有所“德”。原因，就是老子既不懂“道”之为何？更不懂何为“道德”？而其思想中多有违反“道德”的谬论。
我说这个话，那些尊老子为“哲学之父、智慧之父”，赞颂老子的话有“多么高妙，多么神奇，多厉害，多了不起”的先生，就一定会跟我急！
不过，我要劝这样的先生，你不必急，我既没有挖谁家的祖坟，也没有焚书坑儒，老子的书，我也一个字都不会毁坏，是非曲直，都要从客观事实上判定。如此，就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要讲道理，首先就必须弄清“道理”的确切涵义，什么是“道”？其“理”为何？
中国古典哲学一直以一个单字为称：“道”。道，指的就是客观事物变化中的自然规律。故“道学”译成现代通俗用语就是“自然规律学”。而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却并不是千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