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甏�2400小时，这在中国独一无二。因此，我们九寨酿业生产的葡萄酒，据国内酒业权威专家李桦讲，可与法国波尔多媲美；还有青豌豆，小金的是最好的，远销成都、重庆。至于红色旅游，国家已投资10多个亿打巴朗山隧道，一旦贯通，整个大九寨的西环线就全活了，你们从重庆过来也就大半天时间，那时，小金的面貌将会是全新的。”
三
小金天主教堂，是法国传教士佘廉霭于民国八年（1919）兴建的。整座建筑坐西向东，四合院落布局，由经堂、东侧厅堂、北侧厢房三部分组成。墙上砌有基督、十字架及几何图形装饰，有三道券拱门。左右两墙均开有五扇西洋式券拱窗，北侧过道尾部有一小门，南侧过道尾部有一假门。室内有大木柱十根，柱基为八棱鼓形石柱，柱顶上有叶形浮雕装饰。1935年6月，天主教堂成为中央机关所在地。
夜宿小金当晚，我独自去教堂。教堂静谧，不远处闪烁着县城里为数不多的霓虹灯。山下是小金川的激流，一轮月亮斜挂天空。我突然想到了佘廉霭，在多少个孤星冷月的夜晚，黑衣布履的他，是否想过故国、亲人？能在异国他乡忍受长期的孤寂，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境界！
没想到第二天，我真遇到了另一群有境界的人。
同样在天主教堂，我巧遇香港“长征助学步行团”。团长叫梁建华，去年10月，梁率团从江西瑞金启程，至今已7个多月，步行了5300多公里，募集助学善款1600多万元，“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到陕北吴旗。”梁说。
梁接受我采访的第一句话是：“你不能和我谈政治。”我一愣，尊重了他的要求。
这是一个瘦削高挑的男人，49岁，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曾是一家大公司的电脑软件设计师，“为了长征助学活动，我已把香港的工作给辞了。”梁的团员告诉我，他辞去的是年薪百万元的职位，“我们中不少人都辞了工作，就为来走长征路。我们甚至还学会了唱长征组歌。”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梁告诉我，以步行方式重走长征路，最初的萌想是2001年，“那年，宋庆龄基金会在凉山资助了10所小学，这事让我很激动。能不能把活动搞大点，资助更多的学生？于是我和朋友们商量，没想到大家热情都很高。”2004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香港著名慈善团体“苗圃行动”，共同发起这次“长征助学”活动。“我们的启步仪式还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的呢！”
梁介绍，全团固定成员21人，平均年龄50岁，最大的70岁，每个团员除要缴7万元旅费外，还必须缴纳8万元以上的助学善款，“我们的计划是募款2020万元，用于资助我们长征路上所经过的101个县的101所长征苗圃希望小学，”梁说，“现在已经有50多所学校获得了捐款。”
据介绍，团员们每天清晨即打点行装，闻鸡上路。每天走30公里，每6公里休息5分钟。团员中66岁的宗光耀曾是中央驻澳门联络办原副主任，算是步行团里最大的“行政官员”；领队张远文，曾做过10多年的国家级运动员，也是奥运冠军刘翔的前辈。1974年，作为一名中学生，张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国际比赛中夺得110米栏冠军，这是我国中学生在国际田径短道比赛中获得的首枚金牌。
“我们的总行程是8300公里，需要305天，将于8月15日达到吴旗。”谈到步行长征的艰苦时，梁认为最难忘的是在贵州西部大山上，“天黑了，下雨，目的地还不知在哪里。大家又冷又饿，但你总不能蹲在地上不走啊。于是互相携手，你搀我扶，鼓励着，就这样，我们在泥泞中走了半夜，终于走进了灯光。那种感动，我从没体会过，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辞掉百万年薪的职位来走长征路，你真不后悔吗？”我问。
“不后悔。人的一生，有些事不是钱能平衡的。这300天的步行，将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梁大声回答，眼圈忽然红了。
我一时不知再问什么。
第三章 雪山草地抚边乡（1）
历史之误——我是第一个来这里的报社记者
抚边乡旧属底木达县，现位于小金县抚边河左岸，境内有粮台老街、万里城和象鼻山等，因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要塞。乾隆三十六年（1771）金川战事再起时，大将军温福由汶川出西路，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率师由打箭炉出南路，夹攻小金川。抚边是小金川门户，清军在这里遭到藏军顽强抵抗，1773年温福战死于抚边象鼻山，另有2000清兵阵亡。清廷震怒，换帅增兵，加大了对大小金川的强烈攻势，以致血流成河、万户萧疏。
时隔一百多年后的1935年6月18日至2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驻抚边，在这里留下许多动人故事以及上百件文物。但长期以来，抚边一直在媒体关注之外，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国外如索尔兹伯里等，都将抚边边缘化了，以至于我成为红军过境70年后，第一个来这里采访的报社记者。
抚边：有一种幸福你永远不懂
一
我到达抚边乡前，报社已有同仁打电话给我，说我身后有不下5家报纸和两家电视台也在走长征路，让我抓紧点，“另外，还有一队马来西亚老兵的越野车队，也在走长征路。他们追得很紧呢！”
我想，抓不抓紧要看采访对象的厚度，真要讲快，我一天就可以撵到甘肃腊子口去，可那还有啥意思？
但抚边乡我却差点错过了。从小金到抚边，沿抚边河向北走。上午，山谷里的太阳实在太好。自跨进小金境内，没有一天不阳光明媚。这也印证了靳东的话，小金的日照全国少有。山谷右边是次生林，树不大，但茂密、整齐。后来在马尔康，州林业局高工周天乾告诉我，原始森林与人工林的最大区别，不是看树的大小，而是看是否长得整齐，“原始林的树大小不一，人工林是统一栽的，大小差不多。”
抚边河左岸树少，不时冒出一片片农田。屋舍多藏式结构，碉楼却不多见。这条南北走向的河谷是当年清军南下大小金川的通道，每一步都曾洒过鲜血。阳光在山谷间一闪一闪，听着车中刀郎的《喀什噶尔的胡杨》，人在光影中就有些恍惚，不觉进入假寐，突然惊醒好像上天有灵，就那一瞬间，我蓦地睁开眼，车已经快从抚边乡穿街而过。我问小刘师傅这是哪儿，他说不知道。我抬眼向左边一瞥，一行红字一闪，我赶紧叫停车。下车一看，果然有戏。
那行字是“抚边乡红军旧址和古战场由此去”。
抚边老街远离公路。山上，四野开阔，山下是成片的田土。抚边古称粮台。“这儿是方圆百里的粮仓呢。红军当年在这里筹到几万斤粮，很了不起吧？”说这话的是抚边乡木坡中学原校长、现抚边“九人红军文化纪念小组”的宣传组长郭贵忠。
3年前，抚边有9位老人自发成立了这个小组，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寻访了数以百计的抚边老人，终于将70年前红军在抚边的历史重现天日。这段历史，恰恰在党史和军史中鲜有记载，众多作家、记者却长期忽略了抚边。郭贵忠对我说：“你们是来抚边的第一家报纸，我要感谢你们！”
其实，更该感谢的是这9位可敬的老人：郭贵忠、刘顺忠、李太富、马林发、马树才、姚碧诗、罗秀品、金吉华、彭兴德。
二
1935年6月18日傍晚，中央红军军委直属部队进驻抚边，一个穿灰布长衫的高个子带着警卫住进破碉村罗茂才家。罗当年40余岁，务农。罗听战士们喊长衫者“先生”，便跟着喊，后来才知先生姓毛，叫毛泽东。
郭贵忠强调，现在的影视作品表现毛泽东长征时，要么穿军装要么披军大衣，“事实并非如此，罗茂才亲眼见到毛泽东在抚边一直穿长衫。”
毛先生待人客气，但他说的湖南话罗茂才和邻居们都听不懂，毛就放慢语速，用大白话给大家讲道理，“我们穷人要团结，要打倒那些为富不仁的坏人。”正说着，警卫员喊开饭了，罗见毛与战士们吃的只有包谷糊糊，就进屋端出一碗咸菜，毛先生不受，推不过，收了。后来离开罗家时，毛叫战士给罗留下两块大洋。罗的邻居赵海山见红军清苦，就问警卫毛先生吃不吃狗肉，警卫说不吃。赵没听，硬是把看家的狗打了，炖好后给毛先生端去，毛再三感谢。
第三章 雪山草地抚边乡（2）
19日夜，红军总政文工团在老街城隍庙戏台演节目，两盏煤气灯把舞台照得雪亮。演出前，毛先生登台讲话，台下有一千多群众，“抚边乡能来的人都来了。”郭贵忠说，“毛先生怕群众听不懂他的话，说得很慢，最后说：抚边有志气的青年，请跟我一起北上去！”
毛先生讲完话，抚边的热血青年宋全胜第一个跳上戏台，挽起袖子高喊一声：“毛先生，我跟你去！”台下台上一片掌声，毛也鼓掌，笑了。抚边的老人们目睹这支军队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霉老二”（对红军的蔑称），都愿把子女送来参军。据郭贵忠们调查，当地共有61位青年男女参加红军，多年征战后，只有三人回来过：邓玉兰，女，解放后曾任南京市委副书记，1962年回抚边，1986年去世，骨灰由子女送回抚边安葬；罗海清，参加红军后任机枪射手，1961年回过家乡；宋全胜，解放后回到阿坝汶川工作，已经去世，但他的儿女们每隔几年就要回来祭祖。
“其他的人，大部分在长征路上和后来的战争中牺牲了，”郭贵忠说，“我们没查到他们的下落。”
毛先生等中央领导在抚边住了一周后，带着部队北上去了两河口，留下一支300人的“打粮队”。九人纪念小组成员彭兴德告诉我：“我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