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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蚂蚁人站在仓库中。这是一个小棚子，四分之三已倒塌，仅存的那堵木板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片，上面赫然写着“与阿根廷蚂蚁作斗争局”几个大字。地上堆着一叠叠放糖浆的小碟、各式各样的木盒和空罐头。这里像是一个垃圾堆，破纸、鱼骨和其他废物应有尽有，人们马上就能想到，这是当地所有蚂蚁的大本营。包迪诺先生面带愠怒和询问的神色朝我们走来，他似笑非笑地咧了一下嘴，我们发现他的牙齿已经所剩无几。
“您！”我妻子犹豫片刻后对他开了火，“您应该感到羞耻！您到了我们家，弄得到处一塌糊涂，用糖浆引来了蚂蚁。一只蚂蚁还爬进了我孩子的耳朵。”
她冲着他的脸挥拳头。包迪诺先生像受惊的动物一般躲开了，但嘴角的笑容并未消失。他耸耸肩，眨眨眼，朝周围环视着。他的视线最后落在我身上，因为附近没有别的人。他的目光似乎意味着：“她发疯了。”但他说出口的话却只是无力地为自己辩解：“不……不……怎么能呢……”
“大家都说，您不是给蚂蚁下毒，而是给它们喂补药！”我妻子嚷道。包迪诺先生溜出棚子，来到那条像院子一样宽阔的道路上。我妻子一直跟在他后面骂个不停。他开始对附近小木屋里的女人们耸肩膀和挤眉弄眼。我觉得她们此时在悄悄扮演着两面派的角色：一方面接受他的目光的含义，同意他的看法——我妻子是在胡说八道，与疯子无异；另一方面，当我妻子的视线投向她们的时候，她们又频频颔首，或者挥动笤帚，鼓励她继续向那蚂蚁人开火。我避免介入。我应该如何是好呢？当然不能像妻子那样出言不逊，更不能对节节败退的包迪诺大打出手，我妻子的这通脾气已经够他受的了。但我也不应该劝妻子息怒，因为我不想袒护包迪诺。我妻子越来越愤怒，刚嚷了句“您在坑害我的孩子！”，便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使劲摇晃。我怕他们打起采，正想奔过去把他们拉开时，忽然发现包迪诺先生并不还手，只是用越来越像蚂蚁的动作转动了几下身子，挣脱了她，滑稽地跑开了。他在不远处停下，理好衣服，耸耸肩，嘟哝道：“什么哟……谁会那样……”然后便走开了。临走前，他朝小木屋里的居民们摆了几下手，意思似乎是“她发疯了”。我妻子朝他扑去时，小木屋里的居民们发出一阵含混不清的喧哗声；那人挣脱后，喧哗声随之沉寂；而等那人离开了这里，人们看着他的背影，又开始纷纷议论起来。这回她们讲得很清楚，每句话的意思都很明白：不是抗议或威胁，而是抱怨，表示同情，以及提出要求。她们的声音很响，仿佛是在发表一篇自豪的宣言：“我们会被蚂蚁活活咬死的……床上有蚂蚁，菜盘里有蚂蚁……白天有蚂蚁，夜里有蚂蚁……我们本来就吃不饱，可是还得喂蚂蚁……”
我拽过妻子的手臂，但她还不时扭过身去喊道：“没这么便宜！
我们知道谁是骗子！我们知道应该找谁算账广她还讲了另外一些怒气冲冲的话。这时已经没有人附和她了：我们从那些小木屋门前经过时，家家户户立即关上门窗；邻居们宁愿和蚂蚁和平共处，她们不想招惹是非。
回家的路上冷冷清清，这其实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尽管如此，看到女邻居们的那种表现，我实在感到痛心。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愿看见那些只会口头上到处抱怨深受蚂蚁之害的女人。我一辈子也不会像她们那样耍两面派手法。我倒想仿效毛罗太太，独自关在家里，高傲地忍受痛苦。不过，她是个阔老，而我们一贫如洗。我找不到出路，想不出法子，不知道怎样在这个城镇里继续待下去。但我认为，我的熟人中间，以及不久前我还觉得比我有能耐的那些人中间，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出了办法，或者即将想出办法。
我们到了家。孩子还在吮吸着他的玩具。妻子坐到椅子上，我打量着爬满蚂蚁的土地和篱墙。雷吉瑙多先生的花园里有人在喷驱蚁粉，一股粉尘在篱墙那侧冲天而起。右边是上尉家那个浓荫铺地、静谧安宁的花园，各种精巧的装置正在不断地消灭蚂蚁。这就是我的新居所在的城镇。我抱起孩子，挽着妻子说：“我们去遛遛，一直走到海边去。”
太阳已偏西。我们沿着林阴大道和傍山小路朝前走。老城的一角还沐浴着阳光，那边的房子由灰色的海泡石砌成，窗棂上抹着灰泥，屋顶长满青草。这个城镇呈扇形展开，房屋依山而筑。山坳间空气清新，大地这时染上了紫铜色。孩子回过头去，不胜诧异地浏览着这一切。我们也部分受到了他的感染，觉得颇为新奇。生活中的某些时刻是很甜蜜的，我们似乎接近了这种时刻，心头的伤口也仿佛渐渐愈合了。
我们碰见了几个老太太。她们头上垫着个草垫圈，上面顶着一个大篮子。她们低着头向前走，腰板挺得笔直，身子从不乱晃。一群裁缝姑娘跑出修道院的花园，奔到池边，伏在石栏上看着水中的一个蟾蜍；她们说：“唉，真可怜！”栅门后边的一株紫藤下，几个身穿素白衣裳的小女孩在逗弄一个玩汽球的瞎子。一个光着上半身、蓄着大胡子、留着披肩发的小伙子手持木叉，在一株长满又长又白的树刺的老树下够刺梨。一户殷实人家中的几个小孩神情悒郁，每人戴副大眼镜，在窗前吹肥皂泡。铃声骤然响起，收容所里的老人该回房了：他们拄着拐棍，戴着草帽，一边喃喃低语，一边依次踏上台阶，走进寝室。两个工人在检修电话线，在下面扶梯子的那位对在电线杆上干活的伙伴说：“下来吧，该收工了，我们明天把它干完吧。”
我们来到港口，面前便是浩瀚的海洋。海边有一排棕榈树和几条石凳。我和妻子坐下，孩子乖乖地待在一边。妻子说：“这里没有蚂蚁。”我接过她的话柄：“而且空气新鲜。在这里待着真舒服。”
海水忽进忽退，拍击着栈桥边的礁石。渔船在轻轻晃动，肤色薰黑的渔民们把一张张红色的鱼网和一个个鱼篓放进船舱，准备晚上出海捕鱼。海面平静，只是颜色在不断变化，时而蓝，时而黑，越到远处，色调越深。我想着远方的海水，想着海底的无数细小沙粒，以及被潜流带到海底、被波涛冲刷得干干净净的洁白的贝壳。
父与子
作者：卡尔维诺
译者：阮一峰
在我们这个地区，很少有公牛。这里没有放牧的草地，也没有可犁的大田，只有一些果树和硬得要用锄头才能撅开的零星小块土地。在这里，公牛和母牛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对我们这种幽深狭窄的山谷地区来说，它们太大也太温和了。适合在这里的岩石间攀爬的动物必须是瘦瘦的、骨头软软的，比如骡子和山羊。
斯卡拉萨斯家的公牛是山谷里唯一的一头；它倒没有不适用，因为它体形小又很结实，正好用来驮东西，而且它比任何骡子都更强壮也更听话。它被叫做莫特贝罗。斯卡拉萨斯父子就靠它为生，它为磨坊运送麻袋装的谷物，为出口商运送棕榈叶，为辛迪加运送肥料。
一天，莫特贝罗正在蹒跚前进，驮架两边装满了货物，那是卖给镇上客户的橄榄木。它又黑又软的鼻孔里穿了个圆环，圆环上塌着根绳子，几乎垂到了地面，绳子的另一头握在那宁晃动的手中，他是巴提斯汀。斯卡拉萨斯的儿子，和他老爸一样瘦弱（其实斯卡拉萨斯是个外号，意思是“葡萄架子”）。他们真是奇特的一对：长着短腿和又宽又低癞蛤蟆似的肚子的公牛，小心地驮着货物前进；而斯卡拉萨斯有一付长脸，竖着红色短发，手腕从短了一截的袖口里撑出来，每一步都踢着走，膝盖的摆动比别人高出一倍，大风吹过的时候，他的裤子鼓起象一张帆，似乎里面什么也没有。
这个清晨，春天就弥漫在空气中：每年都有这样一个早晨，突然提醒人们去重新发现那种丧失数月之久的感觉。平时一贯听话的莫特贝罗，现在也焦躁不安。出门前，那宁去牛棚牵它，却发现它不在；它跑到田野里去了，迷路了，它的眼珠子一直在转悠。此刻，莫特贝罗经常是走一会停一会，抬起穿了拉环的鼻孔，低吼一声，吸着空气。这时那宁就会拽一下绳子，咕哝一声只有牛才能听懂的语言。
看来莫特贝罗肚子里是揣了心事了；它昨晚做了一个梦，那个梦里让它离开了牛棚，大清早在旷野里迷了路：梦里有一些来自另一个它早已忘记了的世界的东西；那个世界有宽阔的草原，草原上到处是母牛，数都数不过来，它们叫唤着朝它而来。它也看到了自己，就在母牛们的中间，围着它们四处跑，好象在寻找什么。但它被拉了回来，在它肉里有个红色的钩子，不许它和母牛们接触。现在，莫特贝罗一边在摇摇晃晃前进，一边还感到那个红钩子留下的痛楚。
一路上，他们接连遇到穿白套衫，手臂上绑着金边臂箍的小男孩和穿戴得像新娘一样的小女孩；今天是他们第一次令圣餐的日子。每当那宁看见他们，意识深处就会变得阴暗起来，那是一种经年累月的恼怒和憎恨。也许这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孩子们领第一次圣餐时，决没有穿这种白套衫的福气。它们一定值很多钱吧！一个怒气冲冲的念头支配了他，一定要让他的孩子得到满足。他好象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