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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昌曾应吴恩裕要求为书中每一节题一首绝句，“虽后来他未采用，却指着‘文星之陨’这一首说深为感动。他不懂平仄……我们交情深了，谁也没因为这些琐屑而看不起谁，一贯以诚相待。等到1964年拙著《 曹雪芹 》问世，后来他下干校时，不断来信，说：‘《 曹雪芹 》是好书！我到此什么也不带，只带了这本书，不离身边。也不知反复看了多少遍。’”
曹雪芹离开京城到西山著书，到底在哪一个村落？1962年有不少传说曹雪芹寓居在香山健锐营的线索。这是吴恩裕首先探索获得的，有各种不同来源的传述，也引起了周汝昌的重视。不过周汝昌说吴恩裕“热情与活动能力胜我十倍。一日，来邀我同访香山的张永海，据传他知道雪芹的若干遗闻轶事”。
周汝昌和吴恩裕伉俪（ 夫人骆静蓝 ）一起，来到健锐营的正黄旗，一路打听，找到了张永海的小院子。八旗制度是清朝带有军事性质的组织，正黄旗是健锐营右翼四旗的头旗，位置在香山北向靠山坡一排的北端，左翼四旗是从西向东一排，靠北面山坡。当然时过境迁，这里早已完全是山村民户，没有一点营房的痕迹了。
当时张永海已经六十多岁，看样子很朴实，好喝酒。吴恩裕早已打听出他过去在城内当过警察，因为辛亥革命后旗人的“铁杆庄稼”经济来源断绝，只有干些杂役、小贩等行业谋生。张永海说自己是蒙古族人，本姓是章嘉呼图克图，“张”是后改的汉姓。整个访问过程是吴恩裕不断发问，骆静蓝记录，周汝昌只是偶尔插嘴问一两个问题。
这次访问得知的要点是：
一、曹雪芹居住的地方属于镶黄旗的北营子。镶黄旗在张家住地正北面，遥遥地就可看到；营子则是镶黄旗后面的一个分支。地方比较荒凉，有时候有狼出没。
二、曹雪芹是因为“拔营归旗”从城里被遣送来此居住的。所谓“拔营归旗”，即同一个案件中的从犯被遣送。
三、曹雪芹的“同犯”中有一个名叫鄂（ 读作“傲” ）比的，和曹雪芹是好朋友。鄂比会画画，能喝酒，两个人经常在一起。
四、曹雪芹的续弦妻，生有一个儿子，非常疼爱。不幸小孩病死，曹雪芹经常到墓地徘徊怀念。
五、孩子死在中秋节，曹雪芹自己死在大年夜，人称“双绝日”。孩子死因是患了“白口糊”。
六、曹雪芹在城内的一个学校中当过“舍夫”，张永海并且解释说这就是“仆役”一类职务。
七、曹雪芹家里很穷，有点儿怪癖，经常到处游走，腰间围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纸和笔—— 墨汁在笔帽里。走到哪儿文思来了，就坐下来写。
八、曹雪芹死后，家贫没有力量归葬，就埋在山后的一个叫“地藏沟”的地方。
周汝昌说，上面这些情况都是据实记录，张永海的说法未可全信，但也不能说都是编造。但后来有人另外捕风捉影、添油加醋，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一次去探访之后，为了踏寻曹雪芹的葬地，周汝昌和吴恩裕又访问过张永海一次。这一次是向中国文联借了一辆旧汽车，张永海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的座位上指路，张的老伴面露惊喜，因为那时坐公共汽车之外的汽车也是一种难得的“待遇”。周汝昌已经记不清车开往哪一个方向，但不是北营子，是距离相当远的山后地区。汽车开到山深处，才知道属于部队驻地，不允许通行。吴恩裕下车交涉，部队打电话向文联询问后，才放行，但仍然不允许进沟乱走。因此这一次踏访没有什么收获。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人缘履痕雪泥鸿爪（7）
健锐营那时已经只残存着石头堡垒遗迹，满地青色和黄色的碎石，石头堡垒是“云梯兵”练习爬高攻堡的演习建筑，原来的围墙、营门已经一无所存了。吴恩裕拣了一块像是旧河床的鹅卵石，回家后磨制成一个椭圆形状的小砚台，颇为得意。
吴恩裕勤于访问寻找，发现了一些据说与曹雪芹有关的文物、著作，如《〈 四松堂集 〉集外诗辑 》等，写成专著《 有关曹雪芹八种 》（ 上海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 ），后来又增补为《 有关曹雪芹十种 》（ 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 ），再往后又出版《 曹雪芹佚著浅探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当时是与周汝昌、吴世昌齐名的考证派红学家，号称“两吴一周”。不过吴恩裕发现的这些文物、著作，红学界颇有不同意见，认为是有人伪造，以文学研究所的陈毓罴、刘世德反对最烈。
对此，周汝昌的看法是：“恩裕兄为探研雪芹，一腔热诚，全力以赴，世无第二人。因心太切，意太痴，遂为妄人所乘，将伪造‘资料’向他‘炫示’，吊他的胃口。他太天真，识辨力又不足，一概深信不疑，又不喜听友人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这样好友也就不便太败他的兴，笑而听之……更令我为难的是他后来提出了‘质问’与建议，一是‘我的材料你怎么书里都不收？’二是希望两人合作，对这些‘新材料’如有不同看法，可以分加‘周按’、‘吴按’，各抒己见，展示学术民主、百家争鸣……这足见他的一片诚心厚意，我不能作别解——那如何对得起良友？但实际上这是无法办到的。他对此是否有了芥蒂？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且我们的友情也从未‘变样儿’。”
在这一章的最后，让我们以周汝昌参加一次天津大鼓书演出的盛会来结束吧。周汝昌对各种曲艺都有强烈的爱好，特别是对老家天津的大鼓书，更是爱得入迷，后来还亲自写过大鼓书书词。1962年1月，在中国文联礼堂，有一次天津鼓书名家献艺的盛会，参加演出的都是名艺人，有八角鼓的石慧儒，梅花调的花五宝，京韵大鼓的骆玉笙等 —— 今天的人，大概只知道骆玉笙了。观众也都是政界和文化界的社会名流，周汝昌有幸参加，记得还有邓拓、启功、吴恩裕……
周汝昌回忆说，吴恩裕坐在自己前边，当花五宝的梅花大鼓的丝弦拨动起来，吴恩裕扭回头对周汝昌说：“这种音乐真好听！”看来他以前似乎没有听过鼓书，但第一次听就入了境界。
花五宝唱的是《 黛玉葬花 》，唱完了，鞠躬下台。演下一个节目的演员还没有接台，忽然满座中的笑声、赞叹声等都一下子静了下来。周汝昌四面一看，大家都正在把目光集中到一处，原来周恩来（ 1898—1976 ）总理悄悄地进来了，坐到了中排的一个空座位上，离周汝昌右边不远，当中隔着走道。
安排节目的人很机灵，等台上的节目唱完，就安排花五宝重新上场，再唱《 葬花 》，让周总理欣赏。花五宝当然唱得格外出色，比第一次唱得更有韵味。唱完了，周总理鼓掌，十分高兴，满礼堂的人也都十分激动。那个时代的人，对领袖，对周总理，是充满了无限由衷热爱的。
全部表演结束后，一群演员（ 过去叫“鼓姬” ）走下戏台，围在周总理身边。周汝昌记得大家问总理，这些《 红楼 》旧曲，还可以演唱吗？因为那时的整个社会氛围，已经是在提倡“革命化”，批判旧文艺了。周总理回答说，可以演唱，如果个别字句不太妥当，稍微改动一下就行了。这正是周恩来一贯的风格。
周恩来是淮安人，但其祖先原在绍兴一带，渊源有自，所以周恩来对越剧也特别喜欢。周汝昌在报纸上一篇文章中看到，周总理曾把饰演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演员徐玉兰和王文娟请到家里吃饭，徐玉兰还清唱了一段精彩片断，周总理击节和声，十分激动。那篇文章还提到，周总理还领着越剧《 红楼 》剧团参观过恭王府。周汝昌在回忆文章中说：“这对我来说，更是‘得意’之极。”
原来周汝昌主张恭王府明清之际的前身就是大观园的“原型”，这一主张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而周汝昌曾在北京文化部门的一份打印文件中，看到记录周恩来参观恭王府时的谈话。谈话记录周总理对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说：“要说人家想象，人家也总有一定理由。不要轻率地肯定它就是《 红楼梦 》的大观园；但也不要轻率地否定它就不是。”周恩来还说：“以后可将这座王府花园建成曹雪芹纪念馆。”
这就是周汝昌读到周恩来领着《 红楼 》越剧团去恭王府参观这一消息时，感到“得意”的原因。而后来“文革”中下干校，还不到一年，周汝昌就忽然被“周总理办公室”特调回京，更让周汝昌对周总理感铭终身。其实那件事恐怕有更为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一章中将会涉及。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文革”沧桑（1）
1966到1976年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大事件，也是影响世界的大事件。
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通过前面与周汝昌个人遭遇有关的叙述，我们已经有清楚的感觉。当时对这种社会氛围最能感受到沉重压力的，当然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从事文、史、哲等学科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不过，历史的具体形态那又是千变万化纷纭复杂的，每一个体、个人，其遭遇则既有“大同”，也有“小异”，或者也可以倒过来说既有“小同”也有“大异”，有许多生动的“具象”和独特的情况。
文化部所隶属的各单位当然是“文革”风暴的中心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自不例外。周汝昌在“文革”初期也很积极地参加写大字报，批判本单位的领导错误和工作组的“资反路线”，由于文笔好，当然那大字报的“水平”也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