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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渡赤水和“鸡鸣三省”会议踏访“鸡鸣三省”地域（1）
踏访“鸡鸣三省”地域，寻找“鸡鸣三省”会址
“鸡鸣三省”会议，是一渡赤水之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但这个会议地址在哪里，一直是长征史研究的一个疑团，因而也使不少党史工作者对此有着研究兴趣。我既然在作“四渡赤水”考察，也希望对这个问题有所收获。
“鸡鸣三省”会议之说，源于周恩来的两篇报告。一是在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讲的。他说：遵义会议后，博古继续领导困难，再没有人服了。当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毛主席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二是1972年6月，周恩来作党的历史长篇报告，讲到遵义会议后，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党的领导发生变化的情况说：土城战斗后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目前讲这段党史，都广泛引用了周恩来的这两个材料。
前些时，为查别的材料，翻阅《毛泽东文集》第8卷时，发现毛主席也讲过“鸡鸣三省”会议。他说：“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1｝这是毛主席在1962年5月讲填词《忆秦娥·娄山关》历史背景的一份文献。过去在文献研究室翻阅过这个材料，但这段话早忘光了。这对于研究长征，包括“鸡鸣三省”会议很有价值。
由于“鸡鸣三省”会议地处三省，目前这三省的党史部门和地方领导，都在论证这个会议是在本省的那个鸡鸣三省的庄子里开的。水潦就属于鸡鸣三省地段。去慰问特困群众，正好考察这个问题。贵州毕节与四川叙永一河之隔。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正在作此考察。他们主要是了解在赤水河那边鸡鸣三省的庄子的红军活动、是否开会的情况。于是请他们过河来，同四川党史部门的同志一道考察四川这边鸡鸣三省地区的红军活动、是否开会的情况。本来还想请云南党史部门的同志来一起考察，但考虑昆明离此太远，跑来一趟不方便，再则两年前我从叙永去扎西，经过了云南那边的鸡鸣三省地段，不必再麻烦他们。因此，就没有与他们招呼。
2003年1月8日，我们一行去水潦。何谓“水潦（读“脑”音）”？“潦”字的音开始还读不准。叙永县委常委周主任说，这是彝语，意即“鱼需水养”。赤水河边的彝民，过去不少人下河捕鱼，这里崇山峻岭，每隔三五天才能赶一次集，只有活鱼才能卖得好价钱，故有此告诫。去水潦，要经过石厢子村，这是四川同志认为“鸡鸣三省”会议的那个庄子。
坚持“鸡鸣三省”会议在石厢子召开的说法，就我所接触的材料，当数前面提到的四川古蔺县委党史研究室何世鸿老主任。他在1986年曾写过《关于博古交权地址的考证》一文，参加在西安、延安召开的全国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次在古蔺，他也讲了他的考证。他是古蔺人，对那里的山山水水太熟悉了。他说：“所谓‘鸡鸣三省’，具体指的是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岔河。这里既是地名又是渡口，属于四川管辖。由于赤水河源头的倒流水截开川滇丛山，成为川滇两省的自然分界线，这是南北走向；还有一条渭河，则截开滇黔峻岭，呈东西向，成为川黔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因此，川滇黔三省在这里各形成张开的扇形山地，而岔河则是三面扇形的结合部。这里过去是三省边境一带群众往返必经的通道。90多年前，岔河的四川一侧岸边，曾居住过数十户人家，形成上下两条小街。后来这边只剩下一家姓赵的船工。在云南贵州那边，住户一直很少，长期只各住一户，红军来时都迁走了。分属三省的岔河三家，直线距离均为200米左右，任何一家鸡叫，三户皆闻。故有‘鸡鸣三省’之称。所以，真正的原本意义上的‘鸡鸣三省’，就是指岔河这个小范围。这是狭义的‘鸡鸣三省’。就狭义的讲，由于八九十年前就没有村庄了，云南、贵州的那两户人家早已迁走。因此，周恩来讲的‘鸡鸣三省’那个庄子不可能是岔河。事实上，当年敌军已在此设防，红军没来这里。现在对‘鸡鸣三省’采用比较广义的概念。当地老百姓把四川过去属古蔺县、现在划归叙永的水潦、石厢子一带、云南镇雄的坡头一带和贵州毕节的林口一带，统称为‘鸡鸣三省’地区｛1｝。这些地方都处在由岔河开始形成的三面扇形的高山区域。站在三省的任何一个山头，都可以看到岔河成的三面扇形高坡。”
一渡赤水和“鸡鸣三省”会议踏访“鸡鸣三省”地域（2）
何世鸿不同意“鸡鸣三省”会议在云南威信县的水田寨、花房子、高坎等地的说法。他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些地方叫“鸡鸣三省”，它们在河边高山的背后，连岔河也见不到。如果硬要将这几个村庄拉进“鸡鸣三省”范围，就太牵强附会了。他论证“鸡鸣三省”会议在石厢子召开的理由有四：一是石厢子左濒赤水河，对岸是贵州，当年聚居有75户人家，400多口人，有一条山间小街，可以称得上“鸡鸣三省”的一个庄子。二是中央纵队在这里住了两三天，大致从2月3日下午直到5日上午10点左右，中央领导开会时间比较充裕，像“交权”这样重大的问题没有充裕的时间是不可能解决的。且敌军均在百里开外，开这样内容重大又需要时间解决的会，也要有安全保障。石厢子具备这个条件。三是中央纵队在5日行军，绕行崎岖小道，兼之道路泥泞，直到夜里二十三时半机要部门才赶到花房子一带宿营。即使中央领导人比这个时间早点到，要解决这样重大的问题时间短了也不行。如果认定会议时间为5日，与其说是长途跋涉、疲劳不堪，且时间仓促开会，还不如说5日在石厢子开完会，再出发更合情理。｛1｝四是花房子、高坎一带，当年没有村庄，只有零散农户。花房子只有一栋三间木房，百米左右尚有一屋。这里既不属“鸡鸣三省”地域，又没有庄子，因此，说“鸡鸣三省”会议在花房子、高坎一带召开难以成立。
我们的车子走在盘山公路上，看到通往石厢子的公路边，当地乡政府在一块像厢子的巨石上立着石制纪念碑，题写着两行字：边上一行小字为“中央红军长征纪念碑”；正中一行大字为“石厢子会议所在地”。站在纪念碑南望，在山口间的远处就是赤水河。我们进村看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住过的房屋遗址，并找到了当年为红军挑担由石厢子到花房子的郑绍林老人。老人年届90，头脑清楚，身体硬朗，还能下地干活。他说：“红军是腊月三十下午进村的，街上旮旯角角全住满了红军。前后10余里的村子都住有红军。其中好几个是坐滑竿的。那种滑竿很特别，白天抬着是滑竿，晚上放下摊开可作铺。在几家设的电台，发报的声音还听得见。第二天过春节，看到了女红军张贴署名李富春的布告。初二上午在审讯后枪毙了两个收税卡员才往云南方向进军。我为红军挑行李，水田寨驻有镇雄地方武装，红军为减少伤亡，没有进驻水田寨，绕道至花房子一带住宿。由水田到花房子只三里路，但很难走。到花房子已快到初三子时了。初四到云南大河滩，打了一仗，红军伤亡三四十人。在这里住了三天，部队又折回来，走原路，经石厢子到古蔺那边。我一共跟随红军九天就回家了。”
我们在水潦办完事后去“鸡鸣三省”的核心区岔河。没有车道，走着坡埂小路爬山近一个小时，才看到切开崇山峻岭来此汇流的岔河口。这里的地形如英文字母的大写“T”字。上面一横的右边是渭河，左边即是赤水河，一面的一竖是倒流水，即水往西边流。一横的对岸是贵州；以一竖的倒流水为界，右边是云南；左边是四川。我们站在四川这边山腰的崖边，低头看河如临万丈深渊，抬头看山全是陡峭绝壁。有恐高症，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