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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堤兀�1992），都曾经探讨过时尚在身体上的运作方式。但是整体上，时尚如何表达身体的特殊方式还是被忽略了。关于身体和切身化的话语的关系也同样被忽略了。甚至那些考虑到身体的文献，也只是专注于文本形态或者话语形态的身体，而非活生生的可以经验到的通过衣着实践而被表达出来的身体。日常生活中的穿着，关乎在身体内活着与以身体来行动的经验，但正如我在第一与第二章中所论述的那样，衣着的这个切身化的方面在文献中很少被谈到。
本书提供了现存关于时尚与衣着的文献的一个简要综述，考察（很大程度上还不充分）它们被构想出来的方式。但是，在将时尚/衣着作为“情境身体实践”来研究时，本书还力图为未来的社会学分析建立框架，如第一和第二章所述。第一章还将从身体和切身化的角度为这样一种关于时尚/衣着的研究建立理论基础。其余章节则概述了某些主要的关注点和主题，对之理论家们进行了跨学科研究。这些章节涉及的大部分文献，如上所述，关注消费甚于关注生产。特别的，它经常试图将时尚解释成一种特殊的现代衣着形式；这种倾向的出现经过将在第三章中详细论及。许多文献注意到了时尚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中表达身份认同的方式，这个主题将在第四章中予以考察。和身份认同——当然，也和身体——密切相关的两个相互联系的课题，即性别与性感，将在第五、第六章被详细讨论。从“情境身体实践”的角度批判地分析这些文献时，本书不仅要阐明身体和情境实践这两个概念可以被纳入这些文献的思考中，还试图为未来的时尚/衣着的社会学指出方向。
第一部分 给身体定位第1节 衣着和身体
“有一个和人类有关的明显而突出的事实，”特纳（1985：1）在《身体与社会》的开头这样说道，“他们拥有身体而且他们就是身体。”换言之，身体构成了自我的环境，它和自我不可分割。但是，特纳在他的解释中忽略了另一个明显而突出的事实：人类的身体是着衣的身体。社会世界是着衣的身体的世界。赤裸几乎在所有的社会情境中都是不合适的，甚至在众多裸体暴露无遗的场合（海滩、游泳池乃至卧室），那些彼此遭遇的身体似乎也是被修饰的——哪怕是被珠宝或香水所修饰：当被问到上床时穿什么时，玛丽莲·梦露宣称，她只穿“夏奈尔5号”Gabrielle Chanel（1883—1971），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她设计的紧身衣、喇叭裤、超短裙长期流行于巴黎和世界各地，并创办香水生产厂，生产有名的夏奈尔5号香水（Chanel No。5）。——译注，这说明身体即使一丝不挂，也仍然能够以某种方式被修饰或打扮。衣着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而且根据许多人类学家的说法，所有已知的人类文化莫不如此：所有的人都以某种方式给身体“着衣”，通过衣服、刺青、化妆或其他身体绘饰的方法。换言之，没有一种文化会听任身体一无装饰，凡是文化，总要给身体增加一点什么，总要对身体进行梳妆打扮，以提高它的吸引力。在几乎所有的社会情境中，我们都被要求着衣出现，尽管“衣着”的构成，会随着文化的不同而变化，即使在同一种文化内部，“衣着”的概念也有所不同，因为何谓合适的衣着，将取决于情境和场合。比如，如果穿着一件浴衣去购物，将是极不合适、骇人听闻的，同样的，穿着外套和鞋子去游泳，也是十分荒唐的事，但是如果作为募捐活动中的表演噱头，这样的衣着也未尝不可。衣着的文化含义无处不在，甚至也渗透到我们可以裸露的那些场合：什么时候跟什么人在一起我们才可以不穿衣服，这都有严格的规则。尽管在一定的场所，特别是在家庭的私人空间，身体可以不用穿衣，但是公共场合几乎总是要求我们必须给身体穿上合适的衣服，在一定程度上，肉体的故意招摇，或者在公开场合粗心大意的暴露，都是有碍观瞻的、破坏性的，而且也是潜在的颠覆性的。与环境格格不入的身体，蔑视文化习俗的身体，出门而不穿合适的衣装，这都是对于最基本的社会规则的破坏，而要冒被排斥的危险。“裸奔者”脱光衣服，跑过板球场或足球场，用打破常规的行为来吸引常规的注视：女性裸奔确实就是被定义为“触犯公众秩序”，相比之下，“露阴者（flasher）”则要因为“猥亵的裸露”而受到惩罚（扬1995：7）。
衣着无处不在的特性似乎指出了这一事实：衣着或饰物是将身体社会化并赋予其意义与身份的一种手段。个体和非常个人化的着衣行为，是在为社会世界准备身体，它使身体合乎时宜，可以被接受，值得尊敬，乃至可能也值得欲求。从孩童时代学习如何系鞋带、扣纽扣，到了解颜色、纹理、质地，以及如何将它们结合起来，以适合我们的身体与生活，着衣是一项不断发展的实践，需要知识、技术与技能。着衣是个体学习在他们的身体中生活并怡然自适的方式。穿合适的衣服，展现我们最好的一面，我们就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安闲自在，反之，若在某个情境中着衣不当，我们就会感到尴尬、不对劲和脆弱。有鉴于此，着衣就既是身体的私秘性经验，又是身体的公开表达。剖析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即为个体和社群世界的界面，私人与公众的交汇处。身体的私秘性经验与公共领域通过衣着与时尚经验而形成的交汇，就是本章的主题。
裸露的身体是如此具有挑逗力，以至于当它被允许看见，比如在艺术的场合被允许观赏时，总是受着社会习俗的统治。伯格（1972）论述道，在艺术与传媒的报道中，裸露（naked）和裸体（nude）之间存在着区别，后者属于一种方式，用这种方式，身体即使一丝不挂，它也被社会习俗和表达体系所“着衣”。佩尼奥拉（1990）还考察过不同的文化，特别是古希腊和犹太文化显示和表达裸露的方式。按照安·霍兰德（1993）的说法，我们观看和理解裸露的身体的方式受着衣着习俗的制约，因此衣着对于我们理解身体是至关重要的。如她所说，“艺术证明了人们对裸露的体验与设想普遍地并不比衣服为多。在任何时候，那一无修饰的自我与它自己的着衣的方面的关系，比它与在别的时间和地点的不着衣的自我的关系，要来得更加亲近”（1993：xiii）。霍兰德指出了这个方式，以此，艺术中的裸体描绘与雕刻符合当时的流行的时尚。因此，裸体绝对不是裸露，而只是被当时的衣着习俗所“着衣”。
冒犯文化习俗特别是性别习俗的裸露或半裸露的身体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因而被视为恐怖和笑柄。参加竞赛的女子健美运动员，如半纪实的电影《充气之铁（二）：女子》所记录的，经常被视为“奇形怪状”，因为她们的肌肉深深地挑战了既有的文化假设，并引发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女人的身体？女人的身体超过某一界限是否就会变成别的什么？在一定类型的身体和‘女人性’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库恩1988：16；另见舒尔茨1990，圣·马丁和戈威1996）。在健美运动中，肌肉就像衣服，不同于衣服的地方在于，肌肉似乎天经地义是“自然的”。但是，按照安内特·库恩的说法，
肌肉更像是累赘，女子健美尤其如此：既然肌肉可以像衣服那样被设计，那么女人的肌肉的假定就包含着对于适当的性别界限的侵犯。（1988：17）
从这些说明可以清楚地看出，身体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衣着的习俗试图将肉体转换成某种可以被认可的东西并且具有某种文化的意味；冒犯这样的文化密码的身体就很容易触犯众怒，从而受到蔑视或不被信任。这就是为什么衣着总是关乎道德的理由之一：如果衣着不当，我们会浑身不舒坦；我们觉得自己随时都有可能受到社会的谴责。按照贝尔的说法（1976），穿着适当的衣服是如此重要，即使那些生性不修边幅的人也要精心穿戴以免遭到非议。在这意义上，他论述道，我们就落入了一种“处处力求谨慎稳妥、符合伦理和美学标准的心理情境之中，在此情境中的一举一动，可以说都是具有裁缝意识的”（1976：18—19）。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人如果五天不刮他的络腮胡子，就这样公然走进剧院，是没有不被议论与非难的道理的。确实，人们往往用诸如“无可挑剔”、“好”、“得体”之类的道德语言来谈论衣装（1976：19）。很少有人会对面对这种社会压力漫不经心的，而且大多数人会因为某种衣着不检点而受窘，比如发现某人的纽扣上的遮布松开了，或者外衣上有一块污点。因此，就如昆汀·贝尔所指出的，“我们的衣服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太是我们的一部分了，我们不可能对环境完全漠不关心：穿在我们身上的那些纺织品就像是我们的身体乃至灵魂的自然延伸”（1976：19）。
身体的这个基本的事实——即它一般来说必须穿着合适地出现——
指出了服装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服装与社会秩序（尽管是微观社会秩序）的联系。服装的这种以社会秩序为中心的演变趋向似乎应该成为社会学考察的一个基本课题。但是，社会学的经典传统并未能关注衣着的意味，这主要是因为它忽视了身体以及身体所起的作用。最近，社会学已经开始关注衣着了，但是这方面的文献仍然停留于一些边缘问题，相对来说很少将这些边缘问题与其他的社会学领域进行比较。一种身体的社会学现在已经出现，它似乎应该贴近研究服装与时尚的文献。但是，这种文献如主流的社会学一样也没有对于衣着的考察。在社会学疏于了解衣着的意味的同时，在服装经常被考察的历史学、文化研究以及心理学等等学科的文献里，也几乎全部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