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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泽不能不算有先见之明，他与董益三同在襄樊战役被俘，现在又同在一条胡同里。
康泽究竟有多大的能耐，能一举升到国民党中央常委的核心地位，这对于大多数国民党入来说，要算一个不解之谜。论门第，康泽并不是朱门后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四川山沟里吃红苕长大的”。论资历，他仅仅是黄埔第三期学生。康泽平日不大说话，对他不认识的人，几乎永远不予理睬。当然对他的军统系的人，他可以做到有问必答。监狱生活也许是单调的，董益三此间的解谜之询，问得正是时候。
康泽告诉董益三，他在苏联留学期间，有一次同学聚餐，席间，有人问傅学文为什么要与邵力子（当时的国民党驻苏联大使）结婚，傅回答说：“我准备借邵力子的关系，回国以后刺杀蒋介石。”康泽坐在席角，假装没听见傅学文的话，他请傅将刚才的话写在纸条上递给他看。这张纸条由康泽的手转到了蒋介石的手里，最终成为康泽在国民党中央地位的保险金。
这仅仅是一说。不久，康泽回答军统系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我们刚才在甲字胡同里认识的那位军统北方区区长文强的与董益三相同的问话时，谜底就不同了。康泽承认在国民党江西五次围剿共产党期间，蒋介石为培养“别动队”（即武装特务）而兴办的庐山星子训练班，是他起家的源头。他告诉文强，在筹建训练班时，蒋介石要蒋复生（黄埔一期生）和他分别拟制一份筹建计划。蒋复生的面面俱到，洋洋万言，被蒋介石斥为“大而不当”，而康泽的一条一款，骨架文章，被蒋介石誉为“切实可行”。于是，蒋介石用康不用蒋，很快发表了他三青团组织处长的职位。这就是第二说。
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康泽不管用心再深，也斗不过蒋介石的儿子。这一点他本人也是清楚的。所以经张治中对康泽略加暗示，康泽就立即让出了三青团组织处长的宝座。最后不得不远离皇上与太子，独自在襄樊的营帐里解解闷气。
真正能在人的价值观念上，充分信任康泽的，倒是中国共产党人。襄樊战役结束后，刘伯承将军会见了康泽，陈毅将军会见了董益三。共产党人诚挚地希望国民党人写出有价值的材料，使其在天平的另一头，和人生的价值保持平衡。
然而康泽在若无其事的外表的遮掩下，内心是七上八下的。因为不甘心在权力斗争中被蒋经国击败，他对蒋介石有了二心；因为不甘心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政权，他又不愿作蒋介石的贰臣。所以他虽然天天提笔，却是篇篇皮毛，不是写写国民党上层怎样勾心斗角，就是写写国民党如何“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此时他交代的唯一的比较具体的罪恶，仅仅是这样一件事：红军长征以后，江西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某次打死了一名国民党别动队员。别动队立即倾巢而出，抓住了一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然后把这个共产党员的心脏挖出来，放在盘中，去奠祭他们的那个弟兄。
相比之下，康泽的助手董益三的笔下，就要有血有肉些，他既交代了他直接掌握的军统的组织与训练，又交代了他间接掌握的军统电讯密码的侦译。当然，董益三的交代都是零星的。完完整整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代出来的人，目下还没有。
但是，完完整整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保留下来的人，隔壁的丙字胡同里．倒出现一个。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二部分第四章 功德林里（5）
这个人叫黄维。
他是江西贵溪人，先后毕业于黄埔一期和陆大九期，他是邱行湘的上司，又是康泽的老师（黄维在黄埔三期任区队长，康泽是他那个区队的学生），而且在各自战败以后，他们都集中在井陉河畔。邱行湘在村南，黄维在村西，康泽和董益三在村后的窑洞。虽相距不到半里地，却未见过面。训练班迁至北京时，邱行湘和康泽、董益三等人不在一辆卡车上，黄维则是坐火车进京，所以现在虽是一壁之遥，仍旧互不知晓。
对于邱行湘来说，最不知晓的是黄维出任十二兵团司令的背景。那是国民党成立十二兵团时，根据当时情形，准备发表胡琏当兵团司令，因为十二兵团的两大主力——十八军和十四军，胡琏都呆过很久。适逢由于指挥上的问题，胡琏多次拒不执行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命令，并且白、胡均向蒋介石告状，最后闹到胡琏扬言要辞职的地步。在此种情形下，蒋介石打电话问陈诚（时陈诚患胃溃疡在上海养病），十二兵团司令何人合适。陈诚答曰，非黄不可。于是蒋介石立即召见黄维。胡琏被任命为十二兵团副司令，心里虽不痛快，却也不得不服，因为黄维是他的老上司：在陈诚登龙发祥的十一师里，黄维任旅长时，胡琏任营长；黄维任师长时，胡琏任旅长。黄维当时任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此校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开始筹备，由美国方面提出开办此校，仿美国西点军校体制，培养海、陆、空三军干部。学校设备均由美国提供，美国顾问已经到职。永久性校址定于北京，临时性校址放在汉口。但是当时国民党教育部拿不出这个学校的教授班子；空军海军又不愿意让这个学校取代自己的学校；最重要的，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使国民党战场达到崩溃的边缘。所以尽管黄维苦心经营，当时连一个学生也没有招进来）。就黄维本意而言，他愿意办学而不愿意带兵。这倒不是黄维怕死，他是从维护“党国”的长远利益着眼的。所以他由汉口飞抵南京后，当面向蒋介石表示：“离开部队久了，带兵有困难。”蒋介石却说：“打仗是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把共产党消灭，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你不能从你个人来考虑。”黄维提出条件说：“打完了这一仗，我还是回去办学校。十二兵团我去过渡一下，兵团司令仍应给胡琏。”蒋介石同意了。于是，黄维以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的身份，兼任十二兵团司令，开往徐淮战场。他指望几个月就可以返回学校，殊不料学校来不及等他回来，就匆匆迁去台湾，而他最终走进一所真正的学校里——只不过他不是这所学校的校长，而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这位眼大眉重，嘴上蓄着短短的胡子，脸的右边长着一颗小黑痣的“学生”，看样子就不大寻常。刘伯承、陈毅两将军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给他的投降令，应该是他的入学证，结果被他撕得粉碎。被俘以后，收容所的人员给他的登记簿，应该是他的报名册，他却连自己的姓名都不愿交出来。他写的是“方正馨，江西弋阳人，十四军军部上尉司书”。进入功德林以后，他的一切都像他那颗小黑痣那样固定，唯有浓黑的胡须越长越多。若不是病魔缠身，真可以扮出一个丹凤眼、卧蚕眉，颜如重枣，留五绺长髯的三国名将关羽来。
黄维一身患五种结核：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性结核、副睾结核、精囊结核。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对于黄维来说，功德林目前不是他的学校，而是他的医院。在一闻周围有花草的房屋，里面安放着单人钢丝床。黄维静静地躺在上面，每天享用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小灶病号饭。如果黄维真能静静地多躺几分钟，那么他此时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坏。可是，他依旧是不大寻常。每当大小便时，都是功德林管理员进来抱他，而他一见共产党人的袖子接触了他的皮肤，他就猛一用力，或挺，或扭，直到从管理员手里掉在地上为止。他不怕痛，因为他习惯这样。
由于心理上的缘故，一旦自己是行为的发出者，疼痛可以成为一种享受。 若是自己成为行动的承受者，那么疼痛的滋味就难尝了。黄维居然尝这过一次。不过那是稍后一点，黄维加编组学习时的事情了。
继井陉河畔的训练班迁入北京功德林后，河北永年解放军官教导团也迁入北京。教导团的战犯兵分两路，一路去广安门解放军官教导大队（救济院旧址），一路来功德林战犯管理处。
现在走进胡同里的有：国民党天津市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国民党第六十二军中将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林伟俦、国民党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梁培璜……
军人过惯了集体生活，功德林现在开始编组学习。在戊字胡同里，管理处任命邱行湘为学习组长。在甲字胡同里，管理处任命董益三为学习组长。
学习——理解自己的敌人的东西，对于国民党战犯来说，几乎是比战争更令人恐怖的事情。在跨越心理的鸿沟的攻坚战中，会不会出现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二部分第五章 胡同之间（1）
一组之长的地位，使邱行湘站立在与自己过去的生命历程全然相反的一个新的起点上，给他提出了许多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尽管他甘于长期当陈诚的随从副官，附人骥尾，但那只不过是图个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缘故。一旦带兵，他决不愿意充当副贰辅弼一类的角色。所以他以第五师师长之身，率部激战徐水时，在国民党为他拍摄实战电影纪录片的镜头下，他微笑着举起望远镜；在蒋介石派他主战洛阳时，他在黄埔路“主席官邸”的甬道上，发出了“舍我其谁”的感叹。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