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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可能出现逆差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前两个月投资的快速增长出乎所有政府决策部门的预料，这么多的投资有相当一部分拉动中间投入和设备的进口，在过热经济状况被压下来之前，进口超乎预料地增长是正常的。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建立中美间自由贸易区解决顺差压力
《21世纪》：贸易顺差形势的改变对于宏观环境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它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对经济过热将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左大培：顺差的减少，起码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它却无助于减小经济过热的压力。 赵晋平：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贸易顺差太多产生的市场因素，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压力。我个人认为，贸易顺差的减少对于减轻市场压力作用肯定是很大的，但是对于减少政治压力未必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效果。因为我们现在的贸易顺差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 拿2003年全年和2004年1月的情况来看，我们会发现，我国传统的贸易顺差来源的顺差额在增加，传统的贸易逆差来源的逆差规模也在扩大。从结构上来说，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减少，反而是扩大了。从2003年开始，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为什么美国给我们的压力大？并不在于我们总的顺差对它构成压力，而是中美之间的顺差占它逆差的比例太大。这种结构性问题，对于政治压力的减少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左大培：我们最主要的逆差对象是东亚国家，顺差主要是美国，这个问题确实容易引起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 张燕生：全球化的环境中间，一国对一国要追求贸易的平衡，这是一个旧的理念，从行业内的全球分工来讲，不可能是中国存在1200亿的逆差，和美国就要1200亿顺差。 结构性的问题，要求中国政府对适应全球化的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我们可以从接受加工贸易慢慢变成主动对外发展加工贸易，从吸引国际产业转移逐步发展对外产业转移，将转移进来的贸易顺差转移出去，这就需要中国对一些战略、体制和政策进行战略性的调整，首先调整的应当是观念，也就是要建立面对全球化，积极融入世界的新发展观。 海 闻：我倒不太同意政府去干预经济结构，因为经济结构的存在有它的道理。政府有意调整这个结构，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问题。为了减轻压力，政府可以通过调整政策或采取一些临时措施。 对于中美贸易，比较大胆的想法是，我们可以跟美国谈中美自由贸易区的问题。有人说这是异想天开，我觉得这是一种战略性考虑。结构性的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调过来的，也不是政府能调过来的。我们既然已经加入WTO，有了大幅度的开放，并且已经在考虑跟日本、韩国搞自由贸易区，为什么不能直接跟美国搞自由贸易区？这个过程是早晚的事，为了减轻目前的压力，我们可以先提出来，至少在姿态上占了主动。 赵晋平：我非常同意政府不能直接通过行政的手段去影响市场作用的观点，按照我国政府的传统管理模式，对2004年进口的增长过快，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如何通过行政命令去限制进口，这是最要不得的。这可能带来市场资源配置关系的扭曲，不利于提高效率和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中美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也许有助于解决贸易不平衡这一结构性问题，但是可能带来新的更大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也是东亚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非常高，而且越来越高，中国的GDP对美出口的依赖程度可能有10％左右，如果建立自由贸易区，由于贸易创造效应的作用，依赖程度肯定会进一步上升，这又是一个很大的结构性的问题。 如果东亚的市场长期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很高，就有很大的风险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与这种过度依赖于某一市场的经济结构有直接关系。 张燕生：对于自由贸易区的问题，我觉得关键还在于如何处理好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从经济来看，美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最开放的市场，中国与它搞自由贸易，中国经济的损益要认真计量；其次，美国不像德国、日本那样是一般性的发达国家，它是一个超级大国。在“一霸多极”的国际体系中搞自由贸易，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是政治关系问题，两国的谈判实力和能力严重不对称，有可能在谈判中处处陷入美国人的陷阱。 贸易顺差得失 《21世纪》：十年来的贸易顺差，对我国经济而言是得失兼备，我们如何评价呢？ 张燕生：在1980年代，我们在绝大多数年份是贸易逆差，外汇短缺始终困扰着我们，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一直是贸易政策的主要方面；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以后，由于有较大幅度的人民币汇率贬值，我国的贸易差额不但出现顺差，而且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都增长得很快，在增加出口的同时，也带来通胀的代价。在外汇储备达到4000亿美元的今天，我们应当考虑从贸易顺差向贸易平衡转变的政策调整。 赵晋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的贸易顺差或者说经常收支的顺差是不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它意味着一种资本要素的流出，也就是国内稀缺的资源的流出。 我们判断每一年度顺差还是逆差好，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存在一个固定的结论，而应该是相机抉择的问题。在19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形势下国内出现通货紧缩，当时的出口扩张对缓解内需疲软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压力起了很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贸易顺差的增加对于改善整个宏观经济形势显然是非常有利的。而在国内经济出现过热的情况下，巨额的经常项目的顺差，显然对宏观经济是有害的。比如我们面临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外贸压力转化为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压力，货币大量投放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快经济走向过热的趋势。 《21世纪》：跟贸易顺差密切相关的就是外汇储备，除了经济安全上的考虑，对于目前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该如何评价？ 海 闻：外汇储备本身并不是财富，而是一种可以从别国换取财富的票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外汇储备越多越好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我们辛辛苦苦干了很多却先让别人消费了，人家给我们一堆纸片，说以后你可以来买他的东西，开个玩笑，地球如果明天爆炸了，我们会很亏。我们干了活，自己没享受，都让人家享受了。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定的外汇储备是必要的，主要是为了金融稳定。 赵晋平：我前几年分析国际收支和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从长期趋势来看，一个基本平衡的经常项目收支结构，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合适。 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21世纪》：从内外需求两个方面看，我们如何把握当前的贸易策略呢？ 赵晋平：首先，从结构上进行调整是必要的，无论对美国还是欧盟，我们必须考虑通过扩大对这些市场的进口来弥补对方的逆差。其次，从出口角度来考虑，对于大量的紧缺资源，我们应该在产业政策上进行调整，减少这一类商品的出口，或者使其增长速度降低到合理的水平，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减缓我们所承受的来自主要贸易顺差对象国的压力。 左大培：中国现在的贸易结构可以说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国际分工的问题。 在中美贸易中，中国的顺差很大一部分责任是美国自己，在它对全世界大额的贸易逆差中，中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张燕生：只要美国的世界霸权和货币霸权存在，美国的贸易收支结构一定是进大于出，美国的整个国民净储蓄是负值，全球为美国的负债消费提供信贷，为美国的生活方式买单。 一旦到这种结构真正维持不下去的时候，也就是美国进口持续小于出口的时候，可能就意味着这一轮美国霸权的终结，同时也是这一轮全球化的终结，整个国际经济秩序和结构也要重新洗牌。 左大培：我们通常讲的贸易都是两国模型，现在实际上是中国、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三角问题。在对中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同时，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却很少出口中国，而东南亚其他国家在对中国输入芯片等产品时，却并不需要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总之，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居于最低档。如果中国能继续快速增长，一定意味着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的升级，产品不断地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转型。这样，我们从东亚国家进口减少，同时也会降低对美国低端劳动的出口优势。 海 闻：中美贸易平衡既有结构问题，也有政策的问题。结构上，我们现在的购买力还没有达到购买美国比较优势的产品的水平；政策上，美国方面还有一些政治和军事的考虑，高科技产品不能顺畅地进入中国。当然，我们也存在着一些保护。 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同时会带来成本的提高，但我国有这么多劳动力，注定转型的过程会比较长。其间可以采用一些短期的办法，比如更多地从美国进口、临时政府采购等。 《21世纪》：对于中国在世界产业链条上的位置，一种有趣的说法是“欧美是董事会、印度是办公室、中国是加工厂”。 赵晋平：有一个结论是肯定的，中国现在是一个贸易大国，但不是一个贸易强国。在产业这个领域来说，我们主要是通过在制造业上相对的比较优势，来赚取收入。在国际分工和要素资源的配置方面，欧美居于主导地位，印度在服务业上存在优势，所以你的比喻还是比较形象的。 为什么讲我们现在是一个贸易大国，而不是贸易强国呢？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