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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史说苑》热爱和平（1）
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一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和气度，这就是一种国民性或民族性的体现。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都是由形形色色、性格各异的人构成的，看似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如果与其他的国家或民族比起来，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这个国家或民族，有许多区别于其他国家或民族所独有的特征。
当然，中国人也不例外，也有其自己的民族性，最为显著的莫过于文弱和保守。在几千年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中国人形成的文弱保守性，早已广为人知，现在加以系统地提出来，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论说。
纵观历史，以事实为基础，中国人的这一民族特征，展现得更加清楚明了。
热爱和平（上）
中国人爱好和平，反对武力，这是一种美好的品德，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恰是中国人文弱的表现。这种品格产生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下面几点找到答案。
一、中国人在本质上就有文弱性。
二、各朝各代的封建统治思想里，大都是主张和平和睦的。
首先从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和其弟子子贡的一段谈话来分析。子贡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列出了三个条件，即：足食、足兵、民信。意思是说，一个国家生存的基础，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是财政、军备和人们的信用。子贡又问：如果在这三者当中非得去掉一个时，能去除什么？孔子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军备。子贡追问：若只能留下一个，那财政和信用应当怎样取舍呢？孔子略加思索回答说：去财政。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信用第一，财政其次，军备后之，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在于讲信用，没有信用了国家很快就会灭亡。但是孔子并不是轻视军备，他自己曾说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他并非强调文弱，只是相比之下得出信用第一的结论。
但是孟子等人的思想就向文弱靠近了，不仅主张“仁者无敌”，还讲“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加注释），在他们的观点里，认为“武器无用”，曾处处流露着若施仁义，军备就不值一提的信念。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家大多有轻视军备的倾向，这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如此，相对在孔子前后出现的老子、墨子等人极端的和平思想，儒家学说在轻视军备这点上弊端还是较少的。老子“不争”和墨子“兼爱”的主张，都认为军备无用、战争停止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个学派的追随者众多，受到这种学说影响的中国人不在少数，盛行厌恶战争的情绪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三、中国人长于利害算计，很早就明白：小到纠纷，大到战争，这些事不但伴随着风险，而且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由此也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尽量避免纠纷和战争。
事实也不尽如此，中国塞外的少数民族就曾打破过这种习惯，且不论其得失，功难补劳却是一种遗憾。对于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而言，以利禄怀柔北狄，消弭侵犯北方边境的势力，不与之开战的政策才是利益所在。
可是在这之前的中国人却未必有这样怯懦，尤其是在汉代，竟有“胡兵五而当汉兵一”的说法，兵力的强弱可见一斑。在《史记》、《汉书》及《后汉书》中，也记载着许多豪杰式的人物：荆轲、聂政、傅介子、段会宗、陈汤、班超等。可是由于算计主义、妥协主义在后世历代的积聚，渐渐消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骨气，最终造就了今天怯懦的中国人。
提起中国人的文弱，简要来说，就是作为一个个体，很少以暴力解决问题；作为一个团体，也不喜欢诉诸战争。中国人所谓的争斗，多是指口头上的争斗。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或许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爱争斗的民族之一。在中国的学校、政府机关等群集的场所，一定有“禁止喧哗”的警告牌。其实，中国人做的只是口头上的争斗喧哗，决不会使用武力。
我在中国留学期间，尤其是在北方的时候，从未见过中国人在一处扭打的场面。即使是非常激烈的争吵，也决不动手。偶尔有一次见有人打架，站在旁边观看，也不由让人急得难以忍受。
中国人的争斗多是动口不动手，很自然也就不喜欢流血战争。中国的“武”字是由“止戈”二字组成的会意字，所以，“武”并非是指使用武器（戈），而是不用武器的意思。《左传》中有“武禁暴戢兵”的句子，《易经》也宣称“神武不杀”，武的精髓正在“不杀”二字，滥施暴力者是不能称之为武的。制止暴力分子滥用武力才是“武”的本意所在。
中国从唐代开始设立武庙。人们把周的军师太公望视为军神，推崇其作为武庙的始祖，就像文庙尊孔子为圣人一样。以后，历代的名将也都被引入、供奉于武庙。然而，北宋的宋太宗参拜武庙时，曾指着秦朝白起的灵位说，这个人坑杀了数十万的降兵，违背了“武”的精神，没有资格供奉在这里，应该将其逐出武庙。宋太宗的话与前面“神武不杀”对照来看，“武”的本意就更加清楚了。
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与楚国在泓河附近进行一场交战。宋襄公的部下建议趁楚军渡河时发起进攻，宋襄公未予准许，认为君子不能乘人之危。等到楚军全部登岸，在整队布阵的时候，部下又建议趁机出兵，宋襄公命令按兵不动，说礼仪不可违。待敌军准备就绪，才光明正大地开战，而宋襄公最终战败，自己也身负重伤而丧命。这就是所谓的“宋襄公之仁”，也成了留给后世的一个笑柄。但《公羊传》里讲到“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可见当时对宋襄公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他是纵然战败也不失礼仪的君子。
在中国的文学里，崇尚武力的作品也是很少的。与其相反，厌恶兵役、诉说征战之苦的作品却相当的多。早在《诗经》中就有提到，后世的诗文中这一倾向愈加明显。
《东洋史说苑》热爱和平（2）
东汉的陈琳曾作《饮马长城窟行》诗写道：
生儿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
唐代大诗人杜甫《兵车行》这样描述：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因为在长年战乱中，男子不得不服兵役，所以人们不希望生养男子而想要女子，以免于受劳役之苦。另一方面来看，认为生养男子反倒不如生养女子更好些，就很直接地表达了人们计较利害的思想。
杜甫在《兵车行》中也描写了出征士兵与家人惜别的场景：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在我看来，牵衣扯袖、撕心裂肺般的哭泣不是太没骨气了吗？
唐代王翰的《凉州词》曰：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诗中虽颇有洒脱之气，但对于出征的军人应有的心态来说，还相差太远。李白的《战城商》、李华的《吊古战场》，诗文中表现的也都是对战争的厌恶、痛恨。
古人诗中表现战乱之苦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唐代白居易的新乐府《新丰折臂翁》。这首诗叙述的是一位居住在新丰的断了右臂的老人的故事。老人在24岁的时候，被征派到云南服兵役，出于对战争的憎恨，也为了免除兵役之苦，在途中趁夜深时自己将右臂折断，成为了不具备服役条件的人，被放还故乡。而今老人已80岁了，断臂虽经常疼痛，甚至痛得彻夜难眠，可看到昔日被征往云南的人，没有一个人再回来，都成了异域的孤魂，他乡的野鬼，断臂老人感叹自己的一生，也算是相当幸福了。
此臂折来六十年，……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
这首乐府诗虽然是为了劝诫统治者慎耀边功而作，不也太过激了吗？事实上，白居易所记之事，决不是虚构的，而确有其事。在正史里有明确的记载，从隋末到唐代战乱年间，当时的青年将折伤自己的手足，称之为福手、福足，以此逃避兵役。
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不愿意服兵役，视当兵是件丢脸的事，不得不说是这种风气的沿袭。
举例来说，在唐代，当时军人的地位极其低下，一家人中若有个当兵的，别人不用说，连自己的父母兄弟都会看不起他。热衷于文官科举考试的人很多，而对军人武举考试感兴趣的人几乎没有。
唐代的兵役制度与日本的很相似，用来守卫京城的士兵都是从地方上挑选出来的，称为“卫士”或“侍官”。可是在当时，人们争吵恶言相加时，便骂对方是“侍官”。其意义基本相当于日本称为“贱民”或者“隐亡”（火葬场焚尸工）之类的人。可见中国当时军人的地位，低下得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如果认为军人的地位低下的状况仅限于唐代，那就错了，这是中国历朝历代共有的现象。中国有句俗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好的铁不会打成钉，有用的人决不应入伍当兵。还有类似的一句话是“铁到了钉，人到了兵”，是说人当了兵就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了。由此推断，在当时的中国，人们视士兵如同乞丐。
军人被视为那样卑下的职业，在这样的中国社会中，出现勇将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翻开历史史书，又记载了无数的英雄豪杰。事实到底是怎样呢？
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