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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冬眠状态，并不产生现在，而只是培育对那些已经不复存在的东西的一种优雅而空虚的怀旧情绪。斯卡拉歌剧院是一个属于大家的财富，但却是为了少数人的一个场所，是上层人士的俱乐部，是汇集重大事件的一个寺庙，是每天晚上要冒欢庆自己这种危险的一种仪式，如此而已。斯卡拉歌剧院是一艘非常尖端的飞船，常常是完美的，在距离实际国家数光年的轨道上运行，并且要求燃料来使之永远不再返回。它是一个国家的晚礼服，从音乐角度讲，在屁股上还带有补丁。斯卡拉歌剧院是一个防盗地下金库，不会想像如何铺就更加广阔的国家文化马赛克，而只会毫不动摇地保护储存在金库里的财富。斯卡拉歌剧院要钱，但它不愿意知道一年中它所花的钱，例如比同一年里整个意大利电影业这里是整个意大利电影业所花的钱还多。斯卡拉歌剧院是最基本意义上的一种政治工具，是一种赞同一致的机器。它恰恰就是这个国家所有过的任何一种制度的橱窗。它所不幸的是，它的闻名的那些首场演出从未被取消过：我们能够看到那些面孔。
不能指望大家都同意这些看法。而可以理解的是，在那个歌剧院工作的艺术家们在做出评价的时候如何对某种可爱的短视感激得五体投地，他们往往要从不可能的王国中求取美妙的奇迹。然而，斯卡拉歌剧院是文化，要在智慧方面做出努力，怀疑和批判性思考应当是其每天要吃的面包。为什么没有发生呢？因为面对一个关闭的、破产的斯卡拉歌剧院，一般人如同站住了脚的艺术家那样、如同总理那样做出的本能反应。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不能允许那种情况发生。为什么？谁说的？我们至少可以停一下，自问是否真的如此呢？
没有任何人想要斯卡拉歌剧院死亡，但是大家都有义务想像同过去、也同歌剧所代表的非同寻常而又极为漂亮的过去对话的一种更好的方式。如果这个国家有能力和愿望思考并且想得更多，那么就会懂得问题并不在于拯救现有的东西，而在于创造将要有的东西，选择一种未来并找到一种体系来把我们的过去生动的，而不是死尸带到那里面去。到处都是生动的，在文明社会的所有各个方面，而不只是在〃优秀的〃少数人的夜晚。问题并不在于找到筹资办法来使斯卡拉歌剧院能继续是它本身，问题在于懂得我们为未来选择的是什么样的斯卡拉歌剧院，并找到为建设它而所需要的资金。
如果一家剧院因为没有钱而死亡，那是可悲的。但是，如果它由于缺乏幻想、抉择、更好的计划而保持其生命，那就更加可悲了。这是真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就是真正的失败。你们看一看周围，这种情况正在发生。
星星，条条，蘑菇番茄酱橄榄球的激烈舞蹈
如果我想到橄榄球，我就想到小时候的孩子们，在看《体育星期天》节目的时候，在那星期一早上的狂躁之前的最后一个充满欢快的夜晚。你待在那里，在电视机前，你还可以有差不多一个小时。而后，不可避免地到头了，在屏幕上出现橄榄球比赛结果，那时你就明白已经结束了。自此便开始了那整个儿倒霉的星期一，再也毫无办法了。那个比赛结果奇怪而且滑稽（诸如50∶12），但是毫无办法，它们有着那种让人难受得要死的悲惨回味。在意大利就是如此。橄榄球是少数人喜欢而多数人不理解的一种体育项目。当你碰到一个人对你说〃我玩橄榄球〃的时候，你总是会想他身边可能有什么悲剧，我知道他父亲，玩足球盯中锋的后卫队员，被一个球打在脑袋上而致死；你不会想到一个人选择那项体育只是因为他喜欢。看那些球场都像剥了皮似的，都是烂泥。看那球像醉了似的，大家都抓着屁股。而且在场上的某些面孔还真叫人害怕。你难以明白。当你不管那意大利，而到了对橄榄球有着特别激情的那六七个国家之中的一个国家里，那么一切都突然变得极为清楚了。在那些国家中，橄榄球是一个十分漂亮的体育项目，因为他们像上帝那样玩那橄榄球。例如法国。在巴黎，但愿正好是那天世界最佳橄榄球队从世界的其他地方直接到了那里：全身黑色运动服，包括贴身背心，他们来自新西兰，但对大家来说他们就是：全黑队。
事情是这样的：全黑队员们到法国来是要打几场友谊赛，也就是要上几堂课。法国人安排了两场较量：第一场在土伦，第二场在巴黎。没有任何奖品，但这并不说明什么。这里是骄傲的人民：并不是在橄榄球场上杀你来消磨时光。你要么取胜，要么倒霉就完了。事情越来越复杂，因为在第一场较量中，全黑队员们走进了球场就忘记了法国人是何等顽强的，急于要露一手，走下球场来时结果是22∶15。在世界的另一边，在新西兰报纸上，事情就变成了一种抨击性评论：羞耻。而法国人在他们方面则受到了光荣的洗礼，所有各报版面上都流露出祖国的骄傲。一种毫无坏处的陶醉。于是，当上星期六在王子公园来到球场上进行报复时，在体育场内座无虚席：在球场上，十五名真正倒了霉的全黑队员和十五名一个星期以来不再害怕的法国队员在一起。我想，这是真正的橄榄球，因此我去看了那场比赛。
只要看见他们，你就明白了，在那个体育项目中真正当选的是新西兰人。他们姿态优雅，天使般的面孔（并非全都是，但几乎都是），猎获动物般的举动。凶猛而迅速：生性如此。他们的象征身穿11号球衣，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神话，名字叫约纳·洛穆，现年二十岁，乌木色皮肤，身高一百九十六厘米，体重一百一十二公斤，跑起来却像一位短跑运动员那样。只要他停住了，你还能有点作为；而如果他开始跑了，三步之后便已经是一个燃烧草地的大炮球，光是看见这球就感到难受。一个大炮球并不表明场上严峻形势就加重了或减轻了，但是他能做到这样。他扫视球场，抓住对手们，变成电子台球，像撞柱游戏那样喝掉他们，不达到目的绝不停息。约纳·洛穆，惟一能接近Obelix的人类：Olomix。法国人，他们更人道些，意思是他们似乎不像是下到地球上的上帝，而是玩橄榄球的人们。他们有着疯狂的喜欢争吵的面孔，像那些在酒吧的人们。当你进去时，过一会儿他们就会靠近你，问你点事，你马上就明白你上圈套了，无论你能创造出什么回答，都将是一种侮辱，引发一场争吵。那里就是这样一些人。那些人并不十分优雅，脸皮很厚。其中有一位名字叫奥利维耶·梅尔洛，生于蒙特菲兰德，身高两米，体重一百二十五公斤，有个拳击手那样的鼻子，一双狡猾农民的眼睛。新西兰上帝在他后面挥汗如雨，送给他一个绰号叫〃一个半人〃，这是最高的荣誉。作为并列争球时的中流砥柱的那位是名叫卡利法诺（诚然与伊斯兰教政教合一国家领袖称号〃哈里发〃没有任何关系）的一条壮汉。他的颌骨比颅骨还宽，泰森那样的脖子，石头一样的体重，一百零七公斤，他有一个很漂亮的绰号叫〃中央山〃。你看见行动中的他，还真棒。总而言之，是脸皮厚的人。五万法国人关在一个体育场内愤怒地喊叫着，你明白可能什么事都会碰到。你想想，当裁判员吹响开赛的哨声时，一切都在游戏之中。
饭前菜是法国的。全黑队打了一个三分球，但到了第五分钟时，法国人散开成扇形，把他们的队长送到了对方球门线内，这位队长名字叫圣安德烈，像个教堂的名字。法国人占优势，体育场疯狂了。在赛场上如此跳出的一种强烈舞蹈，真是妙不可言。橄榄球是一种争先的游戏：把球带到敌方场地的心脏。但是又基于一个坏得奇妙的荒唐原则：球你只能往后边传过去。由此出来反向运动，不断地做和不断地被破坏，那个球不断地往后边飞来飞去，恰似被关在一列行进中的火车内的一只苍蝇：往后边飞来飞去，无论如何要到达终点站，一种戏剧性的荒唐。而且，橄榄球是一项呼气运动，过一会儿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会让你明白那人群的有节奏的轰隆声，犹如海滨浪潮来去的声响。一个人在腋下挟着他的橄榄球开始跑了，去撞那堵人墙。乱作一团。球你再也看不见了，似乎是一种地方之间的争吵，仅此而已。观众安静。赛场上难以捉摸的运动。橄榄球又是一项吸气运动。接着，从那群野蛮的人中预想不到地又冒出那个球来，瞬间又变成飞行肥皂：好像是集体爆发狂似的，整个儿变得飞快，苍蝇在向前倒飞，游戏局面打开，赛场打开了，人群在叫喊：橄榄球呼气。再一次混作一团：吸气。又一块肥皂飞起来了：呼气。如此继续不断。各项体育运动就像舞曲那样，它们总是有自己的节奏，内在的节奏，这就是它们的灵魂。橄榄球有着一种非常美丽的灵魂。
经过反复的吸气和呼气，全黑队已经吃掉了比赛的一大块：比赛进行了三十五分钟后，比分为20∶5。法国人打得很顽强，但是，那连续不断的雪崩压到了他们身上。新西兰人用棍棒和短刀干活：用其力量在这里赢得三米，用速度在那里赢得二十米，而且还不止于此。渐渐地法国队被拆散了，就像那一件毛衣的袖子那样。法国队被钉死在五分上，而新西兰队则增加到了三十分。如果当时还有一线希望的话，那么到了第七十分钟，大家所期待迟早要到来的这个数目到来的时候，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全黑队队员们试图从右路突破，回到了后场，他们又试图从左路突破，毫无办法，球消失在混作一团的大腿、胳臂和脑袋之中，全场肃静。那肥皂又冒出来了，在两只手之间飞行。这可不是一般的手：是洛穆。是他。他处在中场位置，距离球门线有三十来米远。他可以从左路打开局面，也可以从右路打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