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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保守派大臣杜挚说：“常言说得好，‘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请大王好好想想这句话，如果没有一百倍的利益，变法又有何用？不过是一场没有意义的乱子而已。而且，师法古代作为执政的标准是没有过错的，遵循旧礼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啊。”杜挚的话虽然没什么力度，但是也增加了孝公的担忧，因为他就是怕一旦变革旧法，却不能达到使秦国成为天下第一强国的目标，那样不是空忙一场吗？
正在此时，商鞅不慌不忙，进奏道：“治理天下不必用一个方法，管理国家也不必师法古人。想当初，商朝的大王成汤和周朝的大王周武王，都是没有因循守旧而成就王业的，这一点天下皆知。而夏朝的末代皇帝夏桀和商朝的末代帝王商纣王，都是因为不知道在新的时代应该更改礼仪制度而导致亡国的。与古人的礼法相反，并不是错误的，而遵循旧有礼法的行为也不值得赞扬。”
商鞅对杜挚的语气比较客气，使本来剑拔弩张的气氛稍稍缓和下来。满朝文武见秦孝公明显是倾向于商鞅，而且见到了商鞅巧舌如簧的表现，都不敢继续上前与之辩驳了。其中一些顽固派虽然心有不甘，也只能暂时不表态，准备日后再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威望来说服秦孝公。
孝公见商鞅已经在言辞上压倒了群臣，而且他所说的都在理，便高兴地说：“你说得太好了！”马上封商鞅为左庶长，然后又指派他制订变法的方案。这次朝堂上的议论，虽然以商鞅压服群臣而告终，但是如果没有秦孝公的支持，他即使再能言善辩，也无法控制局势。所以，商鞅和保守派因这次争论而将矛盾完全暴露出来了，保守派虽然屈服于秦孝公，但他们对商鞅的仇恨却因此而隐藏下来。
商鞅首先制定什伍连坐之法，令基层百姓互相监督，而且编为基层的军事单位；鼓励军功，在战场上立功者予以重赏而私下斗殴则从重处罚；勤于耕田织布的，国家进行奖励，从事私人工商业的，要捉拿为国家做苦役；宗亲王室如果没有军功，将不得有爵位，不能享受宗室的待遇；重新排列等级秩序，以战功作为评定等级的标准。
这些变法内容，其中以战功作为评定等级标准的内容，严重动摇了宗亲皇室的利益，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拥有与生俱来的高贵身份，而且如果不努力作战、奋勇杀敌，还有失去这个尊贵出身的危险。所以，许多大贵族、保守派暗中反对，变法措施颁布一年多之后，秦国境内有一千余人说新的法令实行起来太不方便，大家不熟悉，不知道如何执法。更有甚者，秦孝公的太子也在保守派的挑唆下犯了法。
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商鞅与秦惠王：改革者的汗水与鲜血（3）
太子犯法事件，成为保守派向商鞅示威的借口，他们想知道商鞅要如何处理太子的案子。商鞅明白其中的利害，向秦孝公进言说： “我制定的新法能不能顺利实行，关键在于上面的人能不能遵从。现在太子也犯法了，如果不加惩处，以后大王富国强兵的愿望就很难实现。可是太子是您的亲生儿子，也是秦国未来的帝王，是不能加以重责的，所以，我们最好用权宜之计。”
秦孝公见商鞅如此说，便听从了他的建议。因为太子的身份特殊，不能对他进行在脸上刺字或者当众杖责的惩罚。最后，决定对太子太傅公子虔用刑，又将太子少师公孙贾刺面，让他们替太子受刑。
满朝大臣知道这件事情后，都觉得以太子的身份都受到如此的惩罚，便人人自危，再也不敢多生事端。
商鞅处治太子的师傅，虽然打击了保守派的气焰，但保守派的实力仍然存在，没有被连根拔起。这次事件也让保守派和商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太子受到这样的处罚，也是心中有气。
这消息传遍了全国之后，国人竞相遵守商鞅的新法，令行禁止。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大大增强了，经过几次战争，占领了邻国魏国的大片土地，并将首都从雍城迁到了咸阳，势力已经指向中原，时时都有向东进兵、进攻六国的可能。
商鞅在秦国做了十年的宰相，宗亲皇室贵族们对他多有怨恨，因为他制定的新等级制度让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有人因此劝告他，希望他为自己寻找退路。这时，有个叫赵良的名士见到商鞅，作了长篇的劝说，希望他不要贪污慕名，应急流勇退，方可稍得安全，赵良还特别指出商鞅所面临的危急局面，不仅来自皇亲国戚们的怨恨，而且也来自己功高震主所造成的臣君难容的危难性。但商鞅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且觉得自己制定的法令严明如山，谅那些贵族也做不了什么。可是他就是因为这种致命的自负，继续对贵族和保守派推行高压政策，让他们团结在一起，等待时机报复商鞅。
终于，在秦孝公去世后，太子即位，是为秦惠王。保守派和大贵族们趁机以谋反的罪名状告商鞅。商鞅无路可逃，最终被擒，身受车裂之刑，他的家人也被杀掉。他死之后，因为他的法令确实对秦国的强盛有巨大的用处，所以，得以保留下来，被历代秦国帝王所沿用。
商鞅被害，是由秦惠王下令进行的，看来与秦孝公完全无关。但仔细分析起来，事实并非传说的那么简单。从秦惠王上台后的形势变化看，秦惠王上台时尚未行冠礼，从后来的表现看也并无过人的才干。而商鞅此时担任大良造已10年，长期掌握军政大权，显赫一时。然而秦惠王一上台，便轻而易举地除掉了他。显然，如果没有秦孝公的预先安排，秦惠王的顺利得手是难以令人相信的。《战国策》中记载秦孝公病重时，曾提出把君位让给商鞅，而商鞅没有接受。这实际上反映了孝公在安排自己后事时对商鞅的试探。秦孝公一死，商鞅便丧失军政权力，束手待擒的事实也明白告诉人们，孝公对其后事是作了精心安排与准备的。
从孝公生前行为来看，一方面表现了对商鞅变法与执政的支持，表现了对商鞅的信任，但另一方面又始终把商鞅摆在变法与执法的第一线，使其处于矛盾冲突的中心地位，变法中守旧势力的仇恨与敌意都集中到商鞅一人身上，特别是商鞅为变法而同太子一派结下的仇怨，成为商鞅未来的致命威胁。然而我们却看不到孝公为缓和商鞅与太子之间矛盾而做过什么努力，也看不到他为保障商鞅未来安全而采取过什么措施。当然，为自己继承人的前途考虑，由继承者除去商鞅却是有益无害的事，一方面可以使那些在变法中受打击的贵族出一口气，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提高惠文王的声望。另一方面，变法的完成已使商鞅失去了原来的价值，且德高望重的老臣是年少的秦惠王难以驾驭的，这是孝公不会看不到的。因此，商鞅悲剧的发生就成了在所难免的事情了。
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吕不韦与嬴政：有一个独裁者叫“帝王”
涉身权力场中的人，脚下都踩着块石头，只要石头一松动，就有坠入深渊的危险。那些不可一世的英雄有时对此却浑然不觉。当他们仍然陶醉于“一览众山小”的壮志豪情中时，脚下的石头却突然的松动了。
自打有权力以来，帝王权威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宰相如果忽视这条准则，一定会招来无穷的祸患。晚年糊涂的吕不韦无疑成了最生动的反面教材。
赵姬的儿子赢政当上秦国国君之后，吕不韦的权势也一天比一天大，他不仅拥有河南洛阳10万户，蓝田12县，燕、赵的十多个封邑，而且还拥有家奴万人。如此庞大的势力自然引起了秦王嬴政的防范。而且，随着嬴政年龄的增长，对吕不韦的防范更加加剧了。
嬴政21岁时，按惯例，应该举行冠礼，开始亲自摄政。可吕不韦却手握大权，独断朝纲，其权势达到了顶峰，甚至盖过了秦国的帝王嬴政。
嬴政不是那种甘心受人摆布的帝王，他根本不会听从吕不韦的摆布，也绝不会容忍吕不韦的权势。虽然他们两个人都主张统一，但是在思想、政治方面，吕不韦推崇儒家的政治思想，而秦王嬴政则表现了强烈的尊崇法家的态度。他不仅是法家的尊崇者，而且是法家路线的积极实践者，吕不韦主张国君不过问具体的政务，而嬴政则主张所有国家大事，包括一切刑事案件，都要由他专断，这一切分歧，都是没办法调和的。
事实上，吕不韦可能也察觉了这一点。但是，嬴政是他的儿子，他是心知肚明的，这时的他没有意识到嬴政还是他的上司，因此，他又犯了一个大错。
嬴政的母亲赵姬以前是吕不韦的宠妾，现在虽然地位尊贵，但子楚已经死了，赵姬便和吕不韦又重新走到了一起。此时，嬴政已经长大了，吕不韦也害怕她和太后私通的事被发觉，于是找了一个自己的替身送给赵姬，这就是嫪毐。嫪毐身高九尺，身材魁梧，长相很美。吕不韦偷偷把嫪毐收在门下，并故意引诱太后想入非非后，就借机把嫪毐献给了太后。
吕不韦没想到嫪毐进了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