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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鳌拜的专横跋扈，朝野贵族、部臣早已有目共睹，十分反感。皇帝亲政以后，他仍贪恋权柄，迟迟不愿归政于康熙皇帝，同时仍旧恣意妄为，骄纵无法，丝毫不知道收敛。
康熙对鳌拜的这种行为早就厌恶之至，他虽然年轻，却具有突出的才能和自己的理想，不愿甘心充当傀儡皇帝。康熙目睹鳌拜的横蛮暴戾，也深知他的党羽在朝中盘根错节，在各部身居要津，已经是羽翼丰满。因此，鳌拜才敢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并常在皇帝面前大喊大叫，甚至挥动拳头。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往往康熙也无力改变鳌拜的决定。
康熙亲政后，决定收回大权，并准备取消辅政大臣的辅政权力。这一措施使鳌拜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鳌拜与康熙帝早已存在的矛盾就更趋于激化。
有一次，鳌拜装病，康熙去探望他，鳌拜卧床，席下放一把刀。康熙的侍卫搜出这把刀，局面很是尴尬而紧张。小皇帝却从容镇静，笑着说：“刀不离身是满洲故俗，不要大惊小怪！”鳌拜的跋扈，小皇帝的机智应变，都可以想见。自此之后，康熙更加加快了除掉鳌拜的步伐。
康熙帝的锄奸准备非常特别，他以对弈为名，召见已故大臣索尼之子索额图进宫秘密策划。为了麻痹鳌拜，康熙又下令精选一部分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侍卫进宫作“布库之戏”，作出沉迷玩耍，胸无大志的样子。鳌拜对此深信不疑。在采取行动之前，康熙又以各种借口将鳌拜的党羽派出，以削弱鳌拜的势力。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康熙于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召集与他做布库游戏的侍卫，问：“你们是朕的左臂右膀，你们是惧怕我还是惧怕鳌拜？”侍卫异口同声地答道：“当然是惧怕皇帝您！”康熙于是历数了鳌拜的罪行，并商议妥了捉拿鳌拜的方案，然后下诏宣鳌拜进宫面圣。
鳌拜做梦也没想到年轻的皇帝敢对他发动突然袭击，他依旧像往常一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宫来，康熙帝命侍卫“擒之”，鳌拜当即成了阶下囚。康熙随即公布了鳌拜的罪行，命康亲王杰书等进行勘问，列出主要罪行30款，朝廷大臣议决应将鳌拜革职、立斩。其亲子兄弟亦应斩，家产籍没。其族人有官职及在护军者，均应革退，各鞭打100下。康熙考虑到，鳌拜是顾命辅臣，且有战功又效力多年，不忍加诛。最后定为革职籍没，与其子纳穆福俱予终身禁锢。后来鳌拜死在狱中，纳穆福获得释放。鳌拜死党的主要成员则一律处以死刑。曾经猖獗一时的鳌拜集团就这样被彻底铲除了。
鳌拜的失败是典型的因骄而败。他出身将门，青年时代驰骋沙场，技艺高强，勇武善战，多有战功，深受顺治皇帝信任，所以顺治去世时，任命他为辅政大臣。但是他以为自己功劳大，就骄狂起来，走上了擅权的一条不归路。他的下场值得人们深思。
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鄂尔泰、张廷玉与乾隆帝：谁能渔翁得利（1）
中国古代的政体因为缺乏法的精神，官员间相互倾轧，结党营私，成为官场的一大弊端，这种内耗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没有彻底清除。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政治家们对宽宏政治气度的注重无疑对前者是一种校正，因为它可以使人获取信任，谅解以及对心性的真诚慰籍。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着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领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成就大事。虽然欧阳修对后者称赞有加，但历史发展到今天，能真正称得上君子的又有几个人？即便是再高尚的人，在某些时候都不能免俗，更何况又有那么多不高尚的人参与朋党呢！
唐朝、明朝覆亡的原因之一不就是陷入了无止境的朋党之争吗？鉴于历史上的经验，为了统治的长久计，历来当权者对朋党都是深恶痛绝的，对它的打击也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雍正驾崩之前，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政。允礼于乾隆三年（1738年）病逝；允禄于次年以谋反被削爵，失去了权势；辅政四大臣就只剩下鄂尔泰和张廷玉二人。
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人，当雍正还未即帝位时，曾向鄂尔泰索取财物，遭到拒绝，因而雍正对他格外器重，登基后委以重任，于雍正十年（1732年）升至首席军机大臣，授保和殿大学士。随着其他地位和权势的上升，一些满洲官僚相继依附鄂尔泰，一部分汉族官僚也投靠在鄂尔泰之下，由此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
张廷玉是大学士张英之子，雍正即位后对他十分赏识，令其教授皇子，擢礼部尚书，不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并调户部任职。此后张廷玉又授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雍正八年（1730年），设立军机处，由张廷玉负责制定军机处的规章，可见张廷玉在雍正朝备受重用。据说有一次张廷玉生病，雍正得知后十分焦急，对近侍说：“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乎？……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
对于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股肱重臣，雍正给予了极高的待遇，于雍正八年（1730年）颁布谕旨，赐鄂尔泰和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在封建时代，这显然是皇帝赐给大臣的最高荣誉和奖赏。乾隆即位后，也同样敬重二位老臣，于第二年同封二人三等伯，又在张廷玉七十大寿时御书“调元锡祉”匾额，还亲自撰写对联和诗赠送张廷玉。
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的恩宠，使鄂尔泰和张廷玉二人无所顾忌，他们开始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逐渐发展成两大对立的政治集团。清人昭梿就说：“上（指乾隆）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互相推举，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
对此，乾隆当然也是明察在心，如他后来就说：“朕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亦未免故智未忘……乾隆初年，诏廷臣集思广益，至再至三。然诸臣章奏亦不过摭拾浮言，自行其私而已。且彼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初未闻一言及之。”
鄂、张两党势力的膨胀和明争暗斗，对于年轻的乾隆来说，自然不会听之任之，让其无限制发展的。乾隆自登基以来，就发誓“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因而对私自结党营私的行为十分痛恨，经常以历史上的教训告诫臣下：“明李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
但是，乾隆对鄂、张两党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而是采取了利用、限制到最后铲除的策略，步步进逼，显示了高超的统治策略。
雍正末年，鄂尔泰首倡在西南“改土归流”，对巩固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举措不当，引发贵州苗民反抗，使雍正颇为不满，曾下旨切责鄂尔泰，并派出属于张廷玉集团的张照任苗疆大臣，入黔指挥征剿事务。张照挟门户之见，存心报复鄂尔泰，到贵州后搜集了鄂尔泰的各种罪状，向雍正告发，企图推翻“改土归流”政策，恰遇雍正驾崩。
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鄂尔泰、张廷玉与乾隆帝：谁能渔翁得利（2）
乾隆即位后，继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对于张照的提议十分不满。不久，张照平苗失利，朝廷又起用鄂党的张广泗负责西南事务。这时，鄂党占了上风，欲穷治张党，置张照于死地。
乾隆虽然支持鄂尔泰的“改土归流”建议，但对鄂党的打击报复却没有坐视不理。他不希望一派完全压倒另一派，而是要在两大集团之间竭力保持平衡，使他们在一个体制下共处，共同效忠于自己。因此，当鄂尔泰要求处死张照时，乾隆并没有采纳。对此他说：“鄂尔泰欲置伊（即张照）于死地。朕若听此言，张照岂获生全？”
乾隆不仅没有杀张照，相反还命其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后又任为吏部大臣。乾隆以后回忆此事时说道：“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两家亦各有私人……盖（张）照即张（廷玉）欣喜而鄂（尔泰）所恶者，张广泗即鄂所喜而张所恶者。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而鄂与张两皆成就为贤臣，不亦善乎？”
在乾隆看来，对两大政治集团不打击一派扶植一派，也不使两败俱伤，这样既可以利用两派中的优秀人才，而且如果能使鄂尔泰、张廷玉醒悟感化，放弃党争而成为“贤臣”，就是更加美妙的事。这是乾隆心中打的如意算盘，也是他作一代明君的特殊表现。
然而，鄂、张二党及其本人的举动令乾隆大失所望，恼怒之余，他不得不放弃“感化”策略，而采取威严措施打击党争。
乾隆六年（1741年），号称“敢于言事”的御史、鄂党成员仲永檀诬告张党集团接受京城富商俞氏贿银，将矛头直指张廷玉及其党羽。对于这次弹劾，乾隆并不相信，经过调查纯系乌有之事，但被牵进此案的提督鄂善却被查确实收受贿银1000两，结果被处死，而揭发有功的仲永檀也被擢佥都御史，乾隆还颁谕嘉奖他：“自今以后，居言官之职者，皆当以仲永檀为法，不必畏首畏尾。”
仲永檀尝到弹劾的甜头后，又将矛头对准张照，说张党利用职权泄密：“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渲泄者。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这里所说的“权要”就是指张党首领张廷玉。
对于这一指责，乾隆也并不相信，他当即指出：“鄂尔泰慎密之处，不如张廷玉。”言外之意是，张党虽有泄密，但鄂党更甚。
仲永檀弹劾不中，张照立即反击。他探知仲永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