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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一年四月，杨应琚安定普洱后回到省城，调文武官员及熟习外域情形之人，至昆明商议下一步的工作。腾越副将赵宏榜，湖北人，年轻时曾当过波龙厂厂丁，“习缅事，野人头目皆与之善”。赵欲夺取特功，“首陈木邦、蛮暮各土司愿内附，缅酋势孤易取状”。赵“闻各土司乐于内附，又传言懵驳之母劝其子臣服”，“有机可乘”，竭力劝诱杨应琚出兵攻缅。开始，杨还清醒，不听其言，拒其议说：“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复何求而以贪功开边衅乎？”赵宏榜再三怂恿，杨终于为利所动，“信其言”，令道、镇、府、州官商议。迤西道陈作梅、永顺镇总兵乌尔登额、永昌知府陈大吕，“皆议以贼势甚大，边衅不可开”，乌尔登额“阻益力，书凡七上”，杨极不高兴，十分恼怒，将陈大吕革职。诸将见此情状，纷纷奏报土司内附。云南提督李勋说猛勇、猛散土司求附，普洱总兵刘德成称猛龙、补哈请归，楚姚总兵华封报整卖、景線、景海土司献土求降，木邦、孟密、孟养、蛮暮等亦求归顺，其奏表“皆言所属地一二千里、户十数万”，“为边外大都”，其实，“其土地、户口皆悬在缅地，我不能有也”。杨应琚不察虚实利弊，一一上奏，授其头人为千总、守备等职。［28］
得到皇上批准后，杨应琚即于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离普洱，前往永昌受木邦等土司降，进军缅甸。行前，开化同知陈元震驰檄缅甸，号称“调集精兵五十万、大炮千尊，有大树将军统领”，“陈境上，不降即进讨”，以图“震慑”缅人。清军已进据蛮暮之新街。
正当杨应琚满以为大功即将告成之时，缅王遣派的数万军队，大举来攻。缅军分兵四道，一由蛮暮，一由猛密、猛育，一由木邦，一由滚弄江，占木邦。九月二十日缅军猛攻新街，清腾越副将赵宏榜突遭敌袭，无力抵挡，焚烧器械辎重，败回铁壁关，置蛮暮于不顾，缅兵“数万尾而入”，木邦、蛮暮土司均避入内地。杨应琚闻报大惊，“痰疾遽作”，但并未将兵败实情上奏。
乾隆帝得知杨应琚患痰症，于十一月初八日下谕，调两广总督杨廷璋往滇代治军务，赐杨应琚以“素有神騐”之内府所制十香返魂丹、活络丹及荷包六个，让杨“加意调摄，以冀速痊”，“慰朕眷念至意”，并以其“老年病体”，需人侍奉，遣其次子宝庆府知府杨重谷速往永昌看视。不久又派大学士傅恒之子多罗额驸、乾清门侍卫福灵安带御医李彭年往治杨病，并命杨应琚之长子江苏按察使杨重英驰驿迅往永昌，“省视伊父”，为监军，“襄助一切事务”。尽管乾隆帝此时对杨应琚还算信任，但他已开始有所怀疑，欲图直接了解全面军情，故特谕福灵安“驰往军前，详悉体察”，如能短期成功，即“同往统兵征剿”，若很难筹办，即“据实详悉入奏”，以便“得知徼外确情，以定进止”。［29］
杨应琚不久病愈，调集士卒一万四千余名，令诸军出击。十一月，提督李时升令永北镇总兵朱仑出铁壁关，攻楞木，欲进击蛮暮，收复新街；命永顺镇总兵乌尔登额带兵至宛顶，以攻木邦。朱仑于楞木失利。缅军分路进入，从三十一年十一月至第二年三月，先后攻下铜壁关，入万仞关，焚掠盏达、户撤、陇川等地，攻占猛卯等处，于万仞关、铜壁关、猛卯几次击败清兵，击杀清游击马成龙、班第、毛大经和都司徐斌、守备高乾等将弁。官兵伤亡，内附土司被掠，蛮暮等新附土司被占。如此重大失败，杨应琚却视而不见，反而几次奏报大捷，声称击杀缅兵上万。
尽管杨应琚伪报战功，但他心里也很清楚，缅军势强，难以征服，不早想良策，恐其长据内附土司地区，事态扩大，无法掩人耳目，将被皇上察觉，招致重惩。因此，他想以“允降”来结局，于三十一年十二月底，会同云南巡抚汤聘、提督李时升上奏说：缅甸“自楞木溃败，大兵复乘势追剿，二次共杀贼六千余人。当有伊领兵头目莽聂吵遮来营，恳请罢兵归顺，并呈献金镯、红呢、花布等物。”不久，缅兵二三万来掠，我军于十二月初六至十六日，先后杀敌三千余人，“计前后剿杀，已几及万人”。查缅甸系边南大国，密箐崇山，阻江为险，水土恶劣，瘴疠时行，“若欲直捣巢穴”，恐旷日持久，得不偿失。“如猛毒（即懵驳）果倾心凛惧，愿效臣服，似可宥其前愆，酌与自新之路”。［30］
过了几天，三十二年正月初，杨应琚三人又奏：“缅酋猛毒之弟卜坑，及领兵头目莽聂眇遮，屡赴军营乞降。据称，前因蛮暮及各土司，近年贡献逾期，率众索取，原非抗拒大兵，今屡被惩创，情愿息兵归顺。至蛮暮、新街等处，实系夷人资生之路，并恳赏给贸易。”［31］
这两道奏请罢兵允降的奏疏，分别于三十二年正月初十、二十四日送至大内。照说，乾隆帝应该认真考虑一个十分严肃、至关重大的问题：为什么过去再三恳请出兵征服缅甸的大学士、云贵总督杨应琚．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然带领巡抚、提督，联名奏请收兵允降？须知，在未全歼敌兵、缅甸国王没有表示悔过的具体行动和亲身入贡求降的条件下，就要求撤兵，显然是极其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捉弄皇上。既然没有达到征服缅甸的目的就往后撤，那末，当初何必广调兵马，劳师动众，远道征剿？如此出尔反尔，诱哄圣上，牵着皇帝原地打转，简直是犯了欺君大罪。杨应琚遨游官海数十年，深蒙皇恩，应该熟知愿为英君的乾隆帝之性格，要让这位一向自诩乾纲独断、夭纵英武之明主，如此稀里糊涂地撤回大军，扑灭因被杨怂恿而产生臣服缅甸的愿望，恐会惹得龙颜大怒，使自己祸生不测。为什么杨应琚要冒将被定上欺君大罪、抄家处死的危险，奏请收兵允降？难道这不是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战事不利、征缅失误吗！
设若乾隆帝从这个角度考虑杨应琚三人的奏疏，冷静分析敌情（军力、士气、人心、地形等）和战局，认真检讨发兵征服缅甸之举是否得当，如有谬误，及早收手，那末，他就会作出正确的结论，撤兵议和。但是，此时的乾隆帝，已陶醉于执政三十一年的“文治武功”之中。在不到五年的时间，他两次用兵准部，收服回部，每次实际上只用了几千、万余名士卒，就实现了七十年内皇祖、皇父的宿愿，洗雪了雍正帝时清军大败于和通泊的奇耻大辱，拓疆二万余里，威震海外。三十年内，他蠲赋万万，又普免天下钱粮、漕粮各一次，国内百业兴旺，人丁激增，国库充盈。此时，他正因为未能正确对待“全盛之时”，而不像早年那样小心翼翼，深思熟虑，倾听臣言，顾全大局，讲求实效，以致在处理重大军政间题时，常常缺乏理智，感情冲动，无根据地好大喜功，因此，既在前一阶段轻信杨应琚狂言，派遣军队，欲图臣服边外大国缅甸，又在此时杨应琚认输允降欲补其过时，坚持错误，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乾隆帝从三十二年正月初十日阅读杨应据三人联名上的奏折起，到三月二十九日的两个半月里，连续下达二十五道谕旨，有时一日连降三渝。这些谕旨，集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缅役之兴，在于杨应琚的胡言乱语，贪功开衅，使帝误信其言。上谕说：
“从前办理缅匪之初，原因莽匪召散窜入彼处，向其索取，若缅酋将召散献出，原无事多求”。“杨应琚到滇后，莽匪业已剿平，不过经理疆界，搜捕逸贼诸务。嗣因莽匪召散，逃入缅甸，杨应琚行文向彼索取，并奏称如彼不将逆酋擒献，即兴问罪之师。朕以缅甸僻在荒陬，从未敢侵犯内地，其事亦不值穷兵勒远。旋据奏木邦、蛮暮相率投诚，朕以杨应琚久任封疆，历练有素，必非轻率喜事者比，谕令酌审情形，以定进止。……乃该督即亲往永昌受降，且云机有可乘，不难筹办。朕谓该督必已操成算于胸中，自然相机妥办，方嘉其实心体国，勇往任事，随即加以奖谕，并望其选奏肤功，以膺懋赏。”［32］
第二，痛斥庸督饰败为胜，胆怯畏敌，对其严厉惩处。乾隆帝开始是从杨应琚等人捷报中的漏洞、矛盾，发现问题的。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的谕旨，对杨应琚等人奏报的军情，提出了一系列的疑点和质问：扬应琚已调集士兵一万四千余人，“兵力不为不盛”，乃伊等自新街一战，即退回楞木，而两次所报交兵之地，又止称铜壁关、铁壁关以外，按图而计，楞木已在新街之内，两关则并在我界内，“该督所奏屡次杀贼万余，究在何地？”则其所谓得胜，“仍不过绿营虚夸粉饰恶习”。进攻蛮暮、新街的缅军不过二万，如已击杀万余，“则已去其大半”，缅军“宁不胆落奔逃，尚敢拥众相拒”，“则前后奏报之不足信，益显然矣。”提督李时升驻守何处，“何未闻其亲历行阵督率进兵”？总兵华封、刘德成又在何处？何以只令总兵朱仑、乌勒登额分兵守剿？［33］
杨应琚还厚颜奏辩，声称“节次所报杀贼几及万人，均经臣差人察核，又经李时升就近查明，实系确情”。乾隆帝在此段上批示：“此即欺罔之一端”。［34］他又在三十二年二月十六日的谕旨中指出：“杨应据等节次奏报，捏饰谬妄，种种未协，已屡降旨严饬矣”。今按图校阅，其中“舛谬不符之处，不一而足”。上年九月，赵宏榜驻新街，遇敌即退回铁壁关内，丢弃蛮暮、新街，十一月楞古之战后，兵退驻铜壁、铁壁二关以内，此后未曾出关交锋，“何以能杀贼多至万余”，“则其荒唐不足信，更不待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