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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桂将上述问答向帝报告，并着重讲述了盛住携银进京之事。阿桂奏：盛住上年进京，带有应解人参价银三万九千余两，到京后赴广储司兑交。盛住称并未给十五阿哥（即九年以后继位为君之嘉庆帝）送与物件。阿桂如此上奏，显然表明是不满窦光鼐之所为，认为其是无事生非，扰乱浙省，诬陷好人。这一奏折，影响巨大，顿使乾隆帝对窦光鼐的看法，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从嘉其据实直奏，改变为斥其信口诬人，从爱其所奏，变为憎其所言。
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就阿桂之奏下谕，奚落和斥责窦光鼐说：窦言不能记忆报告平阳县亏空之人的姓名，“是窦光鼐既欲于朕前见长，又恐得罪众人，实属进退无据”。窦见盛住进京带银数多，“遂疑为盛住私货，若如此疑人，天下竟无一清廉之官矣！尤为可笑”。“至总督、藩司收受属员门包馈送，事关大员婪索，若并无确据，何得率行陈奏，乃询问该学政，毫无指实，是竟系信口诬人。若窦光鼐欲诬人谋反，将不论其有无，将人治罪，有是理乎？此案若非朕特派阿桂前往查办，则窦光鼐与曹文埴等争执扳引，即经年之久，办理亦不能完结，更复成何事体！今阿桂与曹文埴等公同面询，逐层驳诘，俱确有可据，窦光鼐竟不能复置一词”。著将此旨由五百里传谕阿桂等知之。［78］
乾隆帝为什么对窦光鼐以及对浙省亏空的看法和态度（准备就曹文埴之奏了结此案），发生了这样根本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他没有明确讲述，但剖析与此旨相关的上谕，联系时局，还是可以归纳出几点推论。其一，阿桂等系帝倚重、信任的大臣，容易听信其言。他曾在另一谕中训斥窦光鼐无自知之明说：“阿桂、曹文埴、伊龄阿，屡蒙任使，皆系素能办事之人。朕之信窦光鼐，自不如信阿桂等。即令窦光鼐反躬自问，亦必不敢自以为在阿桂上也。”［79］
其二，盛住是内务府人员，蒙帝信任，派其充任杭州织造并晋为布政使，乃窦光鼐劾其有私，并牵涉到其曾送物与十五阿哥。乾隆帝素以英君自诩，一向对诸皇子严加管教，不让他们与大臣私下交往，更不准发生收受官员礼物的违法行为，迄今为止，此类事尚属罕见，而今窦却声称盛住与十五阿哥之间有此丑事，岂不大丢其脸。何况十五阿哥是将来继承大统之人，关系更大。因此，他一听到阿桂奏称盛住说未送物品，“阿哥亦从不许其帮助”时，高兴极了，在斥责窦之谕中着重指出：“阿哥等素常谨慎，宫中廪给亦优，本无需伊等帮助之处，盛住所言，自属可信，朕阅之深为嘉悦”。［80］皇上这种内心深处的秘密，只有阿桂这样久侍禁近之亲信大臣才能意揣，书呆子窦光鼐焉能知晓？
其三，乾隆帝此时已是年逾古稀的老皇帝，从精力和壮志而言，七十六岁之君当然不如三四十岁时之帝，自然容易失之于宽纵，何况四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因循营私之弊盛行，仓库钱粮之亏空，成为全国通病。他知悉此情，并不想彻底整顿，只是要求能过得去就行了，所以，他对钱粮亏空的总方针是“不欲为已甚之举，亦不为姑息之政”，或者换句话说是“不为已甚去其甚”。
他不只对钦差大臣曹文埴讲了这一方针，还在派阿桂赴浙时再三叮咛其要“仰体朕意，妥协办理，不蔓延，亦不致疏漏”。［81］因此，他自然更愿意接受阿桂、曹文埴、伊龄阿追齐原奏之二十余万两亏空之银，而不乐意采纳窦光鼐之彻底盘查的主张。
是否是这些原因，姑且不论，但严峻的事实是，乾隆帝听从了阿桂、曹文埴之言，不愿根究亏空的全部问题，已对窦光鼐采取憎恶、怀疑和动辄训斥的态度了。对于窦光鼐来说，从此形势便急转直下，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处境迅速恶化。
上谕下达之后的第二十一夭，六月十三日，乾隆帝依据阿桂、曹文埴的奏报，下谕对浙省亏空一事作了结论。谕旨说：前经阿桂等奏称，查明浙省亏空银两已弥补和未弥补的实际数量，“详核定议”，请将福嵩等交部严加议处。此奏折已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浙省亏空一案，大局已定”。所有仓库弥补未完银二十五万三千七百余两，与福嵩初报二十七万余两之数，“有少无多，足见其尚无隐饰”，“福嵩尚无贪黩败检情事”，其咎只是不能实力督催，以致逾限不完，失之柔懦，著加恩命其署理山西巡抚。［82］
这道谕旨宣布了查办亏空之事，已告结束，浙省并无新的亏空。它实际上也就是告诉文武大臣和浙省各级官员，窦光鼐所上浙省弊私多端之奏，纯系捕风捉影无稽之谈。
又过了十几天，阿桂、曹文埴等人专门批驳窦光鼐之折送到京师。阿桂等人奏称：窦光鼐所奏“永嘉、平阳等县挪移勒派各款”，“俱经严密访察，并无其事”。窦光鼐劾奏平阳县知县黄梅“丁忧演戏一节”，亦属非实。查系本年正月，黄梅为母九十生日演戏，其母“一时痰壅，适于演戏之夜猝故”。［83］乾隆帝于七月初三日下谕，同意阿桂之奏，并严厉斥责窦光鼐诬告黄梅丁忧演戏，是“污人名节，以无根之谈冒昧陈奏，实属荒唐”，著予申饰，并令其据实明白回奏。［84］
窦光鼐子遵旨回奏时，不顾风险，坚持正见，讲了五个问题。其一，参劾前仙居县知县徐延翰将临海县生员乌寘藉故“滥禁，因而致死”。其二，平阳县知县黄梅，“母丧演戏，系阖邑生童所言”。其三，平阳县之亏空，始于黄梅。“该员以亏空太多，挟制上司，久据美缺，纵令伊子借名派索滥用”，“抗不弥补，通省共知”。其四，指责阿桂等大臣于议处亏空官员时，“未将黄梅从重办理”。其五，钦差大臣所派人员赴平阳县查审时，“为地方官所蒙”，现在自己“亲赴平阳，查核确实，再行回奏”。［85］
乾隆帝览奏后，非常生气，于闰七月初一日下谕，严厉斥责窦光鼐，将其交部议处。他也讲了五个问题。其一，“浙省亏空一案，业经阿桂等查办完结”，将乾隆四十三年以后历任各员，拟以革职、暂行留任，按照在任日月分赔、勒限不完照虚出通关律治罪”。“黄梅之罪，亦与他州县相仿”，焉能单独对其从重处治！其二，窦光鼐将参奏仙居县知县徐延翰之折，交与钦差尚书曹文埴看，“声言汝等办理此案，若不将徐延翰照故勘滥禁，治以重罪，我必将汝等参奏。并令告知阿桂、伊龄阿”。其此举是“袒护劣衿，偏执己见，不自知其言之狂妄若此。”如照其言办理，“将来劣生必致武断乡曲，目无官长，适足以成恶习而长刁风，尚复成何政体”！其三，窦光鼐坚持诬告黄梅丁忧演戏，是“污人人节”，“禽兽不如”。其四，窦如至平阳县后，滋生事端，“凌夷地方官，是伊自取咎耳”。其五，窦乃学政，“校士是其专责”，今乃必欲亲往平阳访查，“置分内之事于不办”，殊属轻重失当。“且其固执辩论，意在必伸其说，势必陷明季科道盈廷争执，各挟私见，而不顾国事之陋习，不可不防其渐”。窦光鼐著交部议处，“并将此通谕知之。”［86］
（三）钦差巡抚伊龄阿连上谤疏 万岁大怒窦光鼐革职拿问
窦光鼐虽然被帝贬称为“迂拙”、“拘钝无能”，即言其迟钝呆笨，但再呆再笨，他对自己的处境也不会不了解。身为首辅与军机大臣领班、国家之第一军国重臣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口衔帝命，全权主持浙省仓库亏空问题的查办，审案能臣为帝倚任的第二位钦差大臣户部尚书曹文埴，曾任钦差大臣现为浙江巡抚的伊龄阿，一致反对窦光鼐，再三坚持浙省没有新的亏空，没有大的贪污问题，可以就此结案。威严无比的英君乾隆皇帝听信了阿桂等人之言，下谕严责窦光鼐，并命交部议处。都察院会同吏部遵旨具奏，请将窦革去官职，尽管皇上尚未立即批准，但显然形势不妙。窦光鼐不会不感到已经处于孤立无援即将革职问罪的绝境，怎么办？他自热会回想几十年的宦海浮沉。
窦光鼐其实并不呆笨，而且相反，却是一位神童、大家和善识英才的伯乐。他“幼负绝人之资，贷书于人，览即成诵”。他十二岁时写的《琅玡台赋》，为监司某公大加赞扬。他二十二岁就中了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乾隆帝知其学问较好，特擢左中允，累迁至内阁学士。窦丁忧耽误数年，二十年服满即补左副都御史，督浙江学政，任满还京，因与刑部堂官议狱争执，被吏部议处以降调，帝命留任。二十七年帝以窦迂拙，不能胜任副都御史之职，命署内阁学士，授顺天府府尹，窦又因与总督争辩而被部议准夺职。数月以后，帝以“光鼐但拘钝无能，无大过”，授通政司副使，再迁宗人府府丞，任至十年之久，才再督浙江学政，擢吏部侍郎，留任浙江。［87］
窦光鼐虽有满腹学问，却屡因坚持己见、为民牟利、为国效劳而与大臣争执，遭到惩治和被排挤，不得肩负重任施展才能。这次好不容易才摆脱了十年冷坐宗人府的困境，奔赴浙江，为培育英才而出力，并因奉旨而仗义据实参劾浙省官员贪婪亏空之弊，好象时来运转，有了用武之地，不料风云突变，一下子就被皇上多次斥责，交部议处。他的出路看来只有两条。一条路是就此罢体，不再坚持盘查亏空惩治贪官，向钦差大臣赔礼道歉，向皇上呈疏请罪，争取得到一个较轻的处罚，或只训诫不革职的宽待。这条路是比较容易走通的。另一条路可就难了，即坚持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很容易陷入绝境。不仅浙省各级官员要拼死阻碍盘查，钦差大臣也不会袖手旁观，不会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