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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苦，勇战斗”，声威逼人，“各回城及哈萨克一闻其至，则阖匿逃窜，虏掠驱载惟所欲”。［7］如果清政府用兵于万里之外，冒险远征，很难有败此强敌的绝对把握。何况，五年以前，数万大军围攻弹丸之地大小金川，劳师三载，费银一千余万两，将士伤亡数千，两位大臣被诛，结果清廷仍然被迫退兵休战，未能取胜。似此情境，焉能开衅边外远攻劲旅！
乾隆帝对满洲王公大臣这种不明敌情、因循保守、胆怯惧战的态度十分不满，毅然排斥一大群庸臣之议，决定征讨准部，于乾隆十九年五月初四日下谕说：
“……准夷素性猜疑，阴怀叵测，将未必至搆衅滋事，不得不先为防范。况伊部落，数年以来，内乱相寻，又与哈萨克为难，此正可乘之机。若失此不图，再阅数年，伊事势稍定，必将故智复萌，然后仓卒备御，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况伊之宗族车凌、车凌乌巴什等率众投诚，至万有余人，亦当思所以安插之。朕意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即将车凌等分驻游牧，众建以分其势，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8］
乾隆帝的这段话，字虽不多，却简明扼要地讲清了用兵准部的三个重要问题。第一，必征准部。谕中所说准部人员“素性猜疑，阴怀叵测，将来必致搆衅滋事”，虽不无侮辱准部的言词和口气，但准部确系好战，已经给清朝西北和北部地区以及喀尔喀蒙古带来严重威胁，康熙帝、雍正帝均曾“屡集廷议，皆有‘此贼不灭，天下不安’之谕”。准部已使清政府“三朝（康、雍、乾）西顾，旰食仄席，戍塞防秋”，耗费了巨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仅从康熙五十八年派兵防卫策妄阿喇布坦至雍正末，军费便用银七千余万两，几乎相当于清朝全国两年的总收入。［9］长此以往，后果难以设想。另外，雍正九年清军大败于和通泊，极大地震动和刺痛了清朝政府，君臣均将此视为奇耻大辱，因而要“雪两朝之愤”的强烈愿望，促使乾隆帝更加坚定了必平准部的决心。
第二，立即进军。谕中讲道，准部“数年以来，内乱相寻”，又与哈萨克作对，正是“可乘之机”，而三车凌率众万余来归，既需考虑安置地区和对待办法，又可利用其人力兵力，了解准噶尔内部详情，让他们引导大军前行，正是“天时人事辐辏”，“宜乘机大举”。如果错过这一几十年未遇的良好时机，数年以后，达瓦齐控制住了局势，“事势稍定”，“必将故智复萌”，袭扰边境与喀尔喀，那时“仓卒备御”，“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要想征服准部，就难上加难了。
乾隆帝在谕告内扎萨克、喀尔喀众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的敕旨中，也专门讲了乘机用兵的问题。他着重指出：杜尔伯特车凌等大台吉率都数千户来归，“此际达瓦齐力穷失据，且内乱相寻，众心不服，失此不图，数年后伊事务稍定，仍来与我为难，必致愈费周章，且于尔扎萨克蒙古等，亦多未便。”［10］
乾隆帝的这两次敕谕，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随意胡说，而是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九十年前，身为喇嘛在西藏念经的噶尔丹，听到兄长浑台吉僧格为人杀害汗位被夺时，日夜兼程赶回准部，几经曲折，终于当上了博硕克图汗，消灭政敌，雄踞西北，兵锋直抵距京七百里的乌兰布通，迫使清朝都城为之戒严。僧格之子、策妄阿拉布坦，年幼势弱，未婚妻阿海被叔父噶尔丹霸占，弟弟索诺木阿拉布坦又为噶尔丹所杀，本人亦险遭毒手，被迫逃亡于外。后来策妄阿拉布坦趁噶尔舟灭亡之机，收集旧部，四处征战，很快成为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之长，直接威胁到青海、西藏的安全。如果这次清军不发，达瓦齐很有可能统一厄鲁特四部，便将严重影响到西北的安宁。因此，不仅要征准部，而且要立即出兵。
第三，能获全胜。雍正九年清军之败于和通泊，就准部本身条件而言，便因为它的内部是团结的，“（噶尔丹策零）亲贤使能，诸酋长感其先人之德，力为扞御”。［11］这次的形势可就迥然不同了，准部大乱，来归清朝者络绎不绝，连“令行三部（杜尔伯特、解特、和硕部）”的阿睦尔撒纳也因与达瓦齐相争而欲降清，这的确是几书年难遇的大好时机，为清军平准提供了异常有利的条件。
虽然乾隆帝将用兵准部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讲得很清楚，又明白无误地表述了自己决意遣军的坚定态度，但不少满洲王公大臣仍然心怀疑虑，持不同意见，使乾隆帝异常生气。为了扫清障碍，更好地完成出征的准备工作和促进用兵的顺利进行，他于同年十月十三日御太和殿，专门召见满洲王公大臣，再次晓谕进攻准部的必要性及其必然会取胜的原因，狠狠地申饬了持反对意见的庸人。谕旨一开始就讲道：“今日召见尔等，特为晓谕办理平定准噶尔及满洲臣仆昔年勇敢迩来怯懦之故。”他重重地斥责王公大臣“畏怯退缩”，不思“效法前人，报国立功，而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他明确表态说，“朕于此，不无深憾焉”。最后他又严肃宣布：“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但满洲臣仆习气至于此极，朕若姑息因循，不速为整顿，振兴旧俗，数年后，不知何所底止也。故召尔等降旨开导，将此宣示八旗大臣官员，以及兵丁等知之。”［12］
经过乾隆帝的再三谕告和坚持远征，才使大多数满洲王公大臣从内心里接受了出征准部的主张，从而积极调兵遣将备办粮草马匹器械。这样一来，便为顺利进军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二、变方略“以准攻准”
乾隆帝在十九年五月初四日第一次正式向有关大臣，宣布征准的谕旨中，对怎样用兵，也作了原则性的指示。他讲道：明年兴兵所需的粮饷士卒马驼，均应预先筹画。西路需兵二万，欲拨甘涼绿旗兵八千及西宁、涼州、庄浪、西安、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新降厄鲁特兵前往。二十一日军机大臣奏准；北路派兵三万，西路三万。佥派京城满洲兵四千、黑龙江兵二千、索伦巴尔虎兵八千、绥远城右卫兵二千五百、西安满洲兵二千五百、涼州、庄浪满洲兵一千、宁夏兵一千、察哈尔兵四千、新降厄鲁特兵二千、归化城土默特兵一千、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哲里木兵二千、昭乌达兵二千、喀尔喀兵六千、和托辉特兵五百、宣化大同绿旗炮手兵一千、甘肃各营与安西绿旗兵一万，共兵五万。每兵需马三匹，共马十五万匹，另需驼一万六千头、口食羊三十万只，于喀尔喀四部、内扎萨克六盟、三车凌及“甘肃所管番子”处采买，不足者，从官方牛羊牧厂提取。
军机大臣奏准调派的五万名兵士中，有清帝认为可以信赖的满兵一万三千名，索伦、巴尔虎兵八午名，还有久随征战的察哈尔兵四千名，土默特兵一千，共二万六千名，超过了全军总数一半以上。另外还有阿拉善、哲里木、昭乌达、喀尔喀、和托辉特等蒙古兵一万一千名。满兵、索伦兵、巴尔虎兵和蒙古兵共三万七千名，绿旗兵才一万一千名，满蒙士卒占了出征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三，与雍正九年主要依靠绿旗兵（西路军皆绿旗）相比，有很大的差异。这一事实表明了乾隆帝确实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平定准部。
军机大臣所说的新降的厄鲁特兵二千名，是三车凌的士卒，亲王车凌领一千，隶北路，车凌孟克和色布腾协助办理，另一千由郡王车凌乌巴什率领，隶西路。这两千名杜尔伯特土兵只占全军总数的二十五分之一，影响有限，主要起向导作用，引导大军前进。
关于平准之后的根本安排，乾祖帝于五月初四的谕旨中只原则性地说了要“众建以分其势”。过了二十二天他命军机大臣传谕定边左副将军策楞时，便进一步指出，要对厄鲁特蒙古，按原来“四卫拉特（即四部）之制，议编四部，封汗别居”。
至于出征的时间，乾隆帝根据降人提供的情况和群臣的建议，最后决定于二十年秋季用兵，由军机大臣传谕各地奉调士卒，俱于二十年四月内分别到达西路、北路军营。
对出征官兵和蒙古王公台吉，乾隆帝从重奖赏。十九年五月规定，给“出师人等”“治装银两”，大臣官员各赏俸银二年，京师前锋、护军各赏银四十两，驻防满兵三十两，绿营兵二十两。哲里木、昭乌达、阿拉善蒙古台吉各银一百五十两，管旗章京一百两，参领八十两，佐领五十两，兵二十两。厄鲁特（即三车凌部）管旗章京各赏银二百两，参领一百两，佐领八十两，兵三十两。各蒙古王公扎萨克，按爵级分别赏赐。明年正式进兵时，出征官兵、王公，“俱照旧例赏给”。［13］
正当清政府积极调遣兵马赶运粮草加紧进行用兵的准备工作时，突然北路军营送来消息，定边左副将军策楞奏报，七月初八日，阿睦尔撒纳带兵五千余名人口二万，已进边卡，投奔大皇帝。阿睦尔撒纳的来归，对进攻准部发生了强烈影响，乾隆帝为此对用兵安排作了重大的改变。
阿睦尔撒纳是和硕特部拉藏汗之孙，系策旺阿拉布坦的外孙，因其母博托洛克改嫁辉特部台吉卫征和硕齐，故成为辉特部首领，游牧于雅尔，其同母之兄班珠尔为和硕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娶杜尔伯特台吉达什之女后，袭杀达什，胁迫其子讷默库归附于己，权势激增，“令行三部”，野心也就越来越大，欲图统辖整个厄鲁特四部，因而与达瓦齐征战不已。乾隆十九年五月，达瓦齐亲领精兵三万，又遣骁将玛木特率乌梁海兵八千，东西夹攻，阿睦尔撒纳不能抵挡，遂与讷默库、班珠尔领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二万余人投降清朝。乾隆帝久知其骁勇多谋，“为部众所畏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