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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笸ǖ腃EO杰米·戴蒙也连线了几分钟，他介绍了严峻的形势，强调说贝尔斯登的失败将是市场的灾难，关键就是要让贝尔斯登熬到周末。
杰米下线之后，蒂姆提出了他和他的团队想出来的一个可以买来时间的新颖方法。美联储可以借钱给摩根大通，然后由摩根大通借钱给贝尔斯登。要想发挥作用，美联储的贷款必须是不可追索的：贷款将以贝尔斯登提供的担保品为支持，但摩根大通和贝尔斯登都没有还款的义务。
从法律上说，美联储只有在贷款足够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安排这样的抵押贷款，也就是说，美联储必须确保它遭受损失的概率小之又小。但问题是，如果这笔贷款因任何原因而无法偿还，致使美联储被迫以低于贷款金额的价格出售担保品，那么美联储确实将遭受损失。这样一笔交易对美联储来说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胆举动。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 贝尔斯登的困境（4）
所以本也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只有在财政部提供支持，愿意保护我们不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我才会这么做。”
坦率地说，我并不知道财政部有没有权力、有什么样的权力可以用来保护美联储不受损失，但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让贝尔斯登熬到周末。回购市场马上就要在早晨7点半左右开盘，我不打算在这个时候找来一大帮律师讨论任何法律细节。
“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我说，“只要有任何机会避免这场灾难，我们就要抓住它。”
当然，我首先要做的就是下线去征求布什总统的意见，确保他同意这一计划。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得到了总统的支持。但这样一来，他也碰到了他的难题。那一天他不仅要在纽约的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还要接见《华尔街日报》的编委会，而这家报纸正是以自由市场观点和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反对情绪而著称的。
我告诉他不必担心，正在纽约的斯蒂尔很熟悉贝尔斯登的状况，可以在他抵达之后与他会面。我带着那么一点点黑色幽默再次提醒总统：“总统先生，现在您可以把演讲中的那句‘不会去救援谁’拿掉了。”
总统修改了讲稿，当他飞抵纽约的时候，斯蒂尔已经在华尔街直升机场等着他了。斯蒂尔跳上总统专车，在前往中城区的路上向总统汇报了贝尔斯登的最新情况。
我回到电话会议中，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得到了总统的支持。随后，蒂姆和我又单独谈了一会儿。我们的救援计划推进得太快了。联邦储备委员会还没有正式批准贷款，我们也还没来得及发布任何声明。但市场即将开盘，我们只能迅速行动。
我们再一次问自己，贝尔斯登一旦覆灭会怎么样。回想1990年的时候，垃圾债券巨头德崇证券（DrexelBurnhamLambert）的覆灭并没有拖垮市场，但那时候的市场并不像现在这样脆弱，那时候的金融机构也不像现在这样彼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候的交易伙伴也更容易辨识。如果贝尔斯登的问题只是它自身的问题，我们或许已经任由它灭亡。但我们知道，贝尔斯登的失败将让其他有类似麻烦的金融机构的命运也画上问号。市场会去寻找下一个牺牲品，然后是再下一个，而整个系统都将蒙上巨大的风险。
从星期五到星期日，我与蒂姆通话不下20多次。我们配合得非常好。在这场大风暴中，蒂姆给我们带来了敏锐的分析头脑和一种冷静、有条不紊和成竹在胸的感觉。他是一个意志坚强而且颇具幽默感的人。但是，尽管我们要依赖美联储的力量来处理贝尔斯登的问题，蒂姆面对的也是一片未知领域，也需要依赖我的市场知识和我对华尔街的熟悉。蒂姆知道我对华尔街CEO们的思考方法、优点和弱点一清二楚。我也知道如何与那些董事会和股东打交道。我知道用短短一个周末的时间在没有尽职调查的情况下买下一家公司会有多么难，也知道害怕失去自己的公司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1994年在高盛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那时候，巨额交易损失导致许多被吓坏的合伙人撤走了他们的资金。
蒂姆已经向贝尔斯登的CEO艾伦·施瓦茨解释过政府的计划，但他担心艾伦还没有完全领会这么做的后果。如果没有回报，政府不会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而在这个计划中，政府的回报就是贝尔斯登的控制权。
“我们得让他明白这一点，汉克，”我记得蒂姆这样说，“你必须清晰有力地向他摊牌。光听我说还不够，他还需要从你嘴里听到这个结果。”
当我联系到艾伦，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焦躁不安，但很明显他已经竭尽全力。我很同情他。他是一个优秀的投资银行家和一个受到高度认可的企业顾问，只是被卷进了一种令他也无所适从的可怕境地。当我拨通他的电话时，他正在与他的董事会开会，那帮董事已经闹翻了天。
“艾伦，”我对他说，“你们现在由政府控制。唯一一个其他选择就是破产。”
“蒂姆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接到你的电话我很紧张，我还以为规则要变了。不用担心。我懂你的意思。”
早上接近9点的时候，摩根大通宣布将与美联储合作向贝尔斯登提供贷款，初始期限为28天。但公告中并没有指明贷款的具体金额。
我几乎从来不用讲话稿，写下几个要点和两三段准备使用的关键措辞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但是，面对很快就要召开的一个与各大银行CEO的电话会议，我知道我必须小心谨慎——我无权命令这些银行家做任何事情。但我也必须阐明，如果他们从贝尔斯登那里抽走资金，这家投行就熬不过星期五那一天。我告诉他们，我知道他们都负有信托责任，但现在的局势非同寻常，政府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
“你们的监管部门已经协力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我们要求你们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行事。”我说，“我们这儿的所有人都在思考这个系统。我们的目标是让贝尔斯登继续经营，继续偿债。”
银行家们围绕联储的紧急支援措施问了大量的问题。蒂姆和我让杰米·戴蒙回答了大部分问题。银行家们都很紧张，但很明显得到了些许安慰，这让我松了一口气，相信贝尔斯登可以熬过那一天。
一开始，贝尔斯登的股票有所反弹，但没过多久，市场便再度走弱。在那个上午，贝尔斯登的股价狂跌近乎一半，收在30美元以下。整个大盘也急剧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接近300点。那一天，美元也跌到了1欧元兑156美元的新低，金价则飙升到了每盎司1009美元的新高。
即使有摩根大通和美联储作为后盾，贝尔斯登的生存能力依然遭受怀疑。它的客户仍在逃离，令它的资金储备进一步枯竭。我们必须在周日晚之前完成一笔交易，不能等到亚洲市场开盘，否则银行挤兑风潮会波及全球。
当天下午，在一个有关我们的房市计划的会议上，我问尼尔·卡什卡里他周末是否有时间，因为我们在贝尔斯登的问题上可能会需要帮助。尼尔说：“我觉得我去纽约比跟你一起待在华盛顿更有用。”
我同意他的说法，但在他动身之前我对他调侃说：“我让你去做的是你完全没有资格去做的事，但我只有你可以用了。”我可以随意这样奚落尼尔，因为他是一个极富才华和自信的人。
“谢谢了。”他笑着说。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 贝尔斯登的困境（5）
我在下午4点半给杰米·戴蒙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们必须在周末之前完成交易。自信、魅力十足、机智敏锐的杰米是一个很有分寸的人，他既可以是一位强硬的商人，也懂得什么时候应该为大局着想而收敛他的竞争本能。他深得董事会的信任，这使他可以快速作出决策并坚持他的决策。他说他的团队会尽可能快地行动，但他也很聪明地没有对我作出任何承诺。
布什总统已经完成纽约的演讲返回了华盛顿，要求我们立即向他汇报贝尔斯登的情况。摩根大通打算什么时候买下这家公司？他问。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但我强调这个周末必须有所进展，不然我们会有大麻烦。
在纽约，蒂姆·盖特纳也忧心日增。在与施瓦茨交谈过之后，他担心这位贝尔斯登的CEO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已经令他的公司危如累卵，我们必须争分夺秒。他说，施瓦茨仍然抱有一种幻想，满以为他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出售他的公司。
蒂姆建议我和他再次致电施瓦茨。“我们两人一起找他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他说。我们于下午6点半左右拨通了施瓦茨的电话，告诉他我们必须加快行动的速度。
“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了？”艾伦问。
“因为你的公司再也撑不下去了，”我解释说，“它会烟消云散。如果你在这个周末之前还达不成什么交易，你连任何可以用来借款的抵押品都剩不下了。”
在这个艰难的电话之后，蒂姆和我都知道那个晚上已经没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我们约定次日一早再谈。
那天晚上，温迪和我前往国家地理协会（NationalGeographicSociety）观看了《上帝鸟》（TheLordGodBird），一部有关象牙啄木鸟的精彩的纪录片——由于这种美丽的鸟常常让人发出“上帝！”的感叹，上帝鸟的名字由此而得。换作平常，我一定会乐在其中，但那一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贝尔斯登的事。每次有某个国家地理协会的朋友向我们走过来，我都对他们恍恍然视若无睹。这令温迪非常不快。
“我知道你压力很大，”她说，“但这不是对人不礼貌的借口。”
“我对每个人都很礼貌。”我反驳说。
“你除了一个‘嗨’之外就没有对他们说过任何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