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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住的那间卧室也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三面白墙上用炭条画满了人体，屋顶一角的瓦片被掀开，安上了玻璃，说是通过这块天窗，可以看到月亮和星星，小小的屋子也用竹子，石头，布帘分隔成几个空间。“乱画堂”开了近两个月的时候，终于做了第一笔也是惟一的一笔生意。一位台湾的肖先生说，他本人也是一个“怪人”，就爱买“怪画”，于是花了一万块钱，买走张东几幅“水墨画”。张东拿到钱，有了经济基础，就想回北京发展。那时，父母已经把我“软禁”起来，不让我们来往，还暗中派人了解张东的身份，让他感到不安全。于是有一天，他突然找到我，告诉我，他要去北京，让我尽快做出决定，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父母，否则谁都走不了了。我回到家，简单收拾了一下，匆匆给父母留下一张字条，就随张东离开了大理。和张东一起到了圆明园画家村后，认识了很多“同类人”，大家零零散散租住村里的平房，每天画画、喝酒、聊天、唱歌、浪诗（浪漫地吟诗），带着青春和激情，仿佛一片理想的精神家园。没事时，就到游人较少的福海边散步，就像是自家的后花园，享受着福海的日出日落，月圆月缺。夏天游泳戏水划船，捞河蚌，冬天溜冰吃火锅。有时候到北大看电影或演出，有时候去五道口迪厅蹦迪到凌晨，然后又一大堆人一起去吃“加州牛肉面”，玩得忘乎所以，非常过瘾。那时候和一些朋友之间总是互相关心和帮助，有点像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虽然艺术家们都有各自不同的个性和见解，时常也会爆发“战争”。至今和这些朋友仍保持着深刻的友谊，即便有的分开了，仍时不时地念叨着。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们为了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却渐渐地陷入物质的极端不自由，而且这种状况在以后漫长的生活中，时时会凸现出来。没有稳定的收入，粗暴房东的责难，频繁的搬家，物质条件的简陋，这些都像影子一样紧紧相随。来北京后，差不多两三年，没有和家人联系。刚开始是怕他们知道后，会把我抓回去。后来是因为没做出成绩，无颜面对父母。偶尔给他们写封信，报报平安，宽慰几句，也不留我的地址。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Ⅱ我真的无能为力
其实，经常搬家，也没有固定地址。我知道那时父母为我伤透了心，妈妈不知道掉了多少眼泪，可是我真的无能为力。我为我的选择付出了代价。圆明园画家村解散后，我们搬到了东坝河，以后又搬到酒仙桥。有一天外出，家里被盗，于是又跑到通州宋庄找房子，找来找去，找到北寺的一个独门独院，很满意，第二天就叫了搬家公司。搬家公司的大卡车穿越北京密集繁华的街道，开往郊区，两边高高的大树呼呼而过，有一种很悲壮的感觉。到了北寺，把东西卸下后，开始收拾院子、拔草、整理房间，等弄得差不多，准备休息一下的时候，传来“咚——咚——咚”猛烈的敲门声，打开门，进来几个人，说是通州的片警和村干部，看了看张东的身份证，又看看他的画，生硬地说3天之内必须搬走。我当时特别不明白，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圆明园画家村被赶的情形怎么又出现了呢？这大概是1997年夏天的事。平房住得似乎没有安全感，不得已，又到通州找楼房，找了整整一天，都没合适的，看着夕阳一点点沉落下去，天色越来越暗，走在林立的高楼之间，竟然找不到立足之地，又冷又饿，说不出的困惑与迷惘。最后到了滨河小区，遇到一位老太太，总算给我们介绍了一套在6楼的两居室。在滨河住了几个月，感觉老是租房不是长久之计，当时很多朋友都在通州宋庄的小堡村、大兴庄、辛店村等地买了农村的院子，于是开始筹备在农村买房。我那时在市区上班，张东没事就骑着自行车找房。不知怎么骑到了减河，宽阔的水面，两边高大整齐的白扬树，草地，典型的北方风景。或许是被这风景吸引，便在减河边一个叫“常屯”的村子买了一个小院。平时，张东一个人待着，我周末回来看他。住了一段时间，发觉这里有诸多不便，远离了“大部队”，一个人很孤独，没有交流，院子太小，离高速路太近。于是把房卖了，后来又在辛店村买了一个空阔的院子，当时连院墙都没有，就5间老房子。
在辛店的日子也有很多欢乐，朋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8月在我们家大院子里举办了一次篝火晚会，当时正好是国际艺术博览会，邀请了一大车外国人，还有好多朋友，总数差不多100多人，大家高声唱歌、跳舞、喝酒、狂欢。村子里从来没来过这么多的人，被震惊了，于是村保出来干涉，强行于午夜12点解散，大家兴犹未尽，怏怏而去。我在北京惟一过过的一次生日是在1999年4月，其实是那天刚好几个朋友来玩，其中有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老斌，偶尔提起今天是我的生日，于是老斌拿出小提琴，在院子里为我演奏了几首曲子。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聆听这样高水平的小提琴曲，只见指尖非常娴熟地在几根弦间来回拨动，转换速度之神妙让我惊呆了，美妙的乐声超然物外，仿佛不是这样一个乐器演奏出来的，而像天籁之音在风中，在树枝间久久飘荡。这么折腾了几年，靠张东的艺术自然养活不了这个家，我也反反复复换了好多工作，总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想起几年前自己开民族工艺品店的梦想，我是少数民族，在大学也“研究”少数民族，我熟悉他们，钟爱他们精美的手工艺品。于是选择从云南的手工布艺开始做生意，从低门坎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入口，没想到一做还挺顺，很多人喜欢，再加上我们的设计和创意，外国人也来订货，让我们欢喜了一阵。2000年3月4日，我和张东在大理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2001年8月6日，儿子张敬一出生。在生意场的旋涡中起起伏伏，很不容易支撑到今天。不久前，在四惠桥附近的金海国际买了楼房，几年的辛苦终于结出了一点果实。曾经的苦，对我而言，已经像风一样刮过去了。经过这么几年的磨砺，我已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心被磨得越来越坚强，也越来越透亮。
作为母亲，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看着孩子每天健康快乐地成长。至于艺术，那是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做，去感受，去体会，去爱的一件事，也许，它不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渗透在我们平平常常生活中的一缕阳光。
09母牛和土狼的罗曼史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4月末，在大山子艺术节上，东亮遇见了三毛和他的妻子王茹。在与三毛的闲聊中，东亮说起我曾在某杂志上读了采访他们夫妻的一篇文章，觉得文章里的女人挺了不起的。三毛听了东亮的表达后，语焉不详地说了句什么。据东亮回家向我描述，三毛眼里闪过一些晶莹发亮的东西。我当时不在现场，那些闪亮的东西没准是太阳光的原因，而被他情绪化地加入了感情色彩。至于语焉不详，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已隔时日，东亮已忘了三毛当时确切的回答。那篇采访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人生活拮据，女人为男人流产7次，女人一直支持男人的艺术，努力在外做工。换句通俗的话说，女人一直养着一个艺术家。东亮对我说，三毛夫妻现在有一个皮具工作室，那天他们去艺术节也是顺便给798工厂的代销店送些货。并且，三毛盛情邀我们去他家玩，要过夜，否则不过瘾，房子大，吃住不愁，关键，趁蚊子还没有猖獗。几日后的一个下午，3点半，我和东亮从通州的家出发，向西，乘高速大巴、地铁，转西北城铁龙泽下车，转26路小巴，终点下车后，往前走一长段石子路，便到了昌平沙河镇的小沙河村。
电话里王茹叮嘱，低矮篱笆圈围的小院里有两个粗大树桩的就是我们家。看着一路一水儿的朱红色对开铁门正犯难时，有声音从不远处大喝过来，是三毛，脚下缠绕着一胖一瘦两条狗，大张着嗓门叫个不停。走近了才看清，小院果真小到几大步的一窄条，低矮的篱笆，不费力抬脚就能跨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