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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太激动，阿里巴巴要出国，大家玩得特别高兴，所以嗓子就哑了，昨天晚上已经提前回来了，本来，按情感来说要通宵，很美？？非常美？？ ”“很难再见面了？”“啊，也不是，实际上很美，整个朋友的气氛很美。”（紫清插话）“一些搞音乐的朋友，谈谈音乐，聊聊天。”“全都是艺术家，有的朗诵诗，有的唱歌，艺术沙龙那种。”张东1米83的高大身躯颇为享受地斜依在藤椅上，硕大敦厚的两只手交插在丘陵般的肚皮上，因为仅着一件贴身的灰绿色线衣，丘陵的起伏坡度显而易见。“你看看我的脸。”张东开口说。“？”我正在想该怎么回应。“满脸都是幸福。虽然刚才的阳光已经下去了。”张东扭头望了眼玻璃幕墙外的小院，说道。“但越来越迟钝了。”张东仍在感慨。“人一幸福，对很多东西就不敏感了。”我及时回应。“对对对，人在饥饿状态，或者在威胁之中，会有很多触角，幸福了以后就飘飘然了。”张东表示同感。紫清笑而不语。双眉是描过的，没有廉价的夸张痕迹，唇彩的颜色也不张扬。娇小的身子得体而自尊地安坐在藤椅上，没有频繁更迭的身体语言，静静地，笑而不语。
其实，在北京钟楼和鼓楼“脚下的咖啡”的那一个下午，除了偶尔对张东在讲故事的时候惯用的情感充沛的夸张手法予以言简意赅的更正或提醒，紫清基本保持了这一个姿态。每一次张东凑到紫清身边问，紫清，你还记得这一段吗？紫清仍是笑而不语。那笑，有一种娇羞？默
许？宽容？不屑？无奈？说实话，我看出那笑包含了复杂的情绪，但我没有把握能准确领会其深意。我知道这是个敏于行，慎于言的女人，要扣开她的心门让她对我说点肺腑之言，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既然她能出乎意料地随张东一起赴这个约，说明她并没打算全然拒绝我，我们彼此都需要一段预热的过程，至于这个时间具体有多长，我不知道。张东太知道我要什么了。“我和紫清的故事不容易，差点我被开除，连我的生命都差一点消失了。但，谁知道呢？我们说的话都不一定是正确的，天知道。”“你们是什么时间来北京的？”“如果是我们俩来北京，是1995年的5月5日。但我第一次来北京是1993年5月17日。
”“你记忆力真好，连哪月哪日都记着呢。”“有的不行，这种事情记得清楚。”“你当时不是到处流浪吗，后来云游到大理，遇到紫清，然后就带着她一起来北京，是吗？”“哎呀，我们的认识太精彩了。但是，她已经听了一千遍了。”张东扭头朝紫清看去。“你是不是总在不同的场合跟不同的人说？”“对，一般来说都是喝酒的时候才说那些故事。我们俩是一碗馄饨认识的。”“怎么是馄饨，哪里有馄饨？”紫清反问。“嗯，也就是象征性，不要那么准确。要是准确了就失去了文学意义。”“是一碗米线？”“对，准确地说是一碗米线牵动了我们的情缘。想听吗？我还想
45讲，有一些美好的东西我总是在不断地重复。”尽管我对他们一碗米线的相识过程有所耳闻，但还是愿意张东再讲一遍，我毫不怀疑张东具有娱乐明星面对轰炸式采访时的专业素质——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重复完全同样的话。对于张东来说，说故事的热情绝不亚于他现在做生意赚钱的热情，他会针对不同的顾客为他家的布艺做详略不等细节参差有别的介绍。我完全认同这样一种说法，艺术家张东最精彩的作品就是他的那些故事。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张东跳跃性的思维使得他的叙述呈多棱镜式的散点状。为了让你读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我将那些散点做了简单的拼接。另外，文中的阿拉伯数字，除了具体历史事件的年月日基本属实，其他，比如那个大脚印究竟是6米还是2米，一朝乍富，一周后重又变成穷光蛋的张东口袋里剩下的是17块还是20块，诸如此类的细节的真实性就不必苛求张东了，经典的“6米”和“17块”完全是他在不断重复那些故事时的一个方便记忆，它们经不起理性思维的严谨考量，但并不影响你听故事的心情。从我到大理第一天说起。第一天到大理，口袋里就剩下17块钱，花5块钱住了客栈。第二天，我就朝大理著名的洋人街方向挺进。在一家酒吧门口，扭头一看，有个老板坐在里边，看着我，眼睛瞪着，我也朝他瞪着。
进去以后，我从包里拿出一个本子，本子的封面已经被我挖掉了，上面只剩下一个五角星，给他看一下，又站起来，把屁股转过来，这儿还有一个五角星，也给他看一下，他看了看，点点头，说，请坐。我就把那个本子翻开，读了段故事。老板张亦泉先生问，你需要喝一杯咖啡吗？当然需要，只不过我没钱。没有问题，我请你，我就把本子里的故事给他讲了3段，略带夸张。到中午要吃饭了，他问我，肚子空了吗？我问他，你呢？他说，空了。我也没说话。他问我，你想吃什么。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Ⅰ让我终生难忘
我说随便。张亦泉说，来两碗面条可以吗？我说可以。张亦泉先生就用两碗面条和咖啡接待了我。让我终生难忘。吃完面条，我们接着聊，聊到下午3点钟，张亦泉走出去，站在门口看了看，说，这个门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拿了两罐油漆对我说，你想表现一下吗？我就把油漆全倒了，门搞得乱七八糟。张亦泉先生在边上抽着烟，看了半天，一句话没有，鼓掌，说，兄弟，你搞得好。张亦泉以前学过美术。洋人街还有一个叫阿娟的白族姑娘，她没学过美术，但天姿聪慧，经营工艺品，她一听张亦泉说搞得好，就说，张老板，叫这个艺术家把我的店面也画一下吧。当天晚上就买来鲫鱼，用大理最好吃的沙锅鲫鱼和啤酒招待我。喝完吃完以后，问我，画一下需要多少钱，我说，两百块钱吧。漫天要价。
没想到她答应得挺干脆，本来17块钱花了还剩12块，现在我成了百块富翁了，心里美滋滋的。第二天，搭好脚手架，我拎着油漆，大红色的，充满激情，爬上去，哗，一出手，半个小时，画了一个6米大的脚印，背景是苍山洱海。洋人街的老百姓个个都目瞪口呆，怎么回事，是不是神仙来过？大理当地的文化领导说，张东把现代艺术带到了大理。哎，我走了以后，大理多少人都在思念我，就像我离开南京，多少人都在思念我。回到画大脚印那天下午，夕阳西照，我站在很高的脚手架上，穿着黑色的牛仔裤，屁股上补了一个红色的五角星，身上穿着红色的格子衬衫，快一年没洗了。紫清站在下面围观的人群里看着我，这是后来我看了她的日记才知道的。
富裕的我开始请张亦泉喝酒，10瓶20瓶，很奢侈，哪会节约，天天都在酒吧泡着，很快钱就花完了。有一天早上，我起床以后，想去找点吃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我口袋里没有什么钱，就17块。于是，我就离开洋人街的中心，向边缘走去，因为我知道边缘的食品会比较便宜，这就走到了紫清开的店。
紫清，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人类学专业。她雇了两个当地的姑娘，做一些当地的小吃，这些场景让我10年后想起来仍历历在目，瞬间就进入了那个状态。再往前走也没店了，我想，这里的东西肯定好吃又便宜，于是我就走进了那个店。紫清姑娘正在擦桌面，回头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我问，有米线吗？那是我到大理的第4天，具体时间是1994年
月17日。那天，我和紫清认识了，但她都不记得了，女人对历史对时间都没有概念，对紫清来说，这些都是抽象的。紫清就给我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情感的米线。我吃完那碗米线以后，内心没有任何感觉，但是我知道我是要付钱的，我就问小姐，多少钱？我不认识这个女老板，但是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她说，先生，你可以不用付钱。我一听，这个有感觉，我喜欢新奇的东西。周游中国时我带了100块钱，一直塞在鞋底，不到关键时刻是永远不会花的。需要吃东西的时候，我都会给人家画一幅肖像或是讲一段故事，到最后，总能换一碗面条，有的时候还能住很好的宾馆。但是那一天我是有准备的，我知道，可能两块钱一碗米线，我觉得这个钱我还能付得起，所以我是打算付钱的。世间的事情就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下意识觉得她已经知道我了，因为我的所作所为在当地已经造成了影响。但是，我并不认识她，也不在乎她。
我想，不用付钱最好。然后，又有别的念头诞生了，在周游中国的过程中，我拍了很多照片，10多卷胶卷都没洗。我说，小姐，你能帮我把这些胶卷洗了吗？她答应了，带我去照相馆，把胶卷都洗了。洗完照片，天色已晚。我想，她是爱我的，她如果不爱我，怎么会对我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当初全然无知，我很天真，在某些事情上我很粗，但实际上我也很细心，很敏感。然后她又带着我去一个水库，这都是几个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情。一路上，走着走着，我的这个手就变成一块铁，她的身体就是一块磁场，不自觉地就搁在了她的肩膀上，好像搁在兄弟的肩膀上一样。我躺在水库的斜坡上，有清清的风徐来，那种心情，很美。有一个姑娘请我吃米线，又给我洗胶卷，又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