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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座谈会上，我对编辑部的修改抱一分为二的态度，我完全无意抱怨编辑部，更无推托“责任”之意。我比较不赞成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是写到林震怎么样注意到赵慧文的白白的手儿，这是我那时写男女之情哪怕只是友情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写法。一个是结尾，我的原作是林震同志敲响了区委书记周润祥同志的办公室的门，被删掉了，多少影响了小说的调子。对此，我并未在会议上挑明。此外，我认为他们修改的问题不太大，也有改得好的地方。例如原稿说什么刘世吾的“鹰一样的眼睛”如何如何，不妥，改掉了。座谈会上茅盾发言时就提到了这个例子。我觉得茅盾的发言有他“民主人士”的分寸，给我一种零度倾向的感觉。
有关发言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了。我接到了一封信，是一个年纪不轻的女作家写来的，我记得她的笔名是“布文”，但此后怎样找也是查无此人。她在信里说，本应以此为契机把编辑们的问题好好说一说的，但想不到王蒙是那么令人不愉快地老练，给他们留了情。我按照她说的号码给她回了电话，她笑着说“算了算了，现在也没有像我这样多事的啦……”
文坛的深浅，其时我是一无所知。过了几十年，我才知道更重要的背景，说是毛主席对于编辑擅改《组》稿事震怒了，他老说是：这样改缺阴德。
有趣的是我其时对《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意见远比对《文汇报》小，我的发言中倒是有不点名地说《文汇报》的话。该报的承受力很强，我发完言恰好看到了梅朵与他的妻子姚芳藻。他们见我边点头边笑，苦笑加傻笑，令你没了脾气。很快，浦熙修与梅朵登门拜访，千说万说一定要选载《青春万岁》。也幸亏有这么一选载，否则，一切要等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再说了。
三弄两闹，《组》的事不但化险为夷，而且变成了我的一件大幸事。当年“五·四”，我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全国团代会上，团的中央委员（也可能是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出现了我的名字，后未成——估计是由于基层对我的反映不算正面。
我反省，我当时有点精神危机，工厂的生活我并没有钻进去。拥挤的公共汽车，挤得满满堂堂的工人宿舍（原来按苏联图纸修的是家庭用单元房子，变成集体宿舍，坐便式马桶工人用着不习惯，乃蹲到“圈”上大小便），排着长队买饭的大食堂，机器运转的噪声与机油气味，给我以新的印象也使我感到隔着一层。我定不下心来。我老觉得我应该有焕然一新之作，又作不上来。我不那么喜欢和同事谈荤笑话，谈级别和待遇，谈平常的话题。我这时满脑子是文学、艺术、激情、理想、深思、忧郁、悲哀、追求、大地、天空、繁星、永恒、色彩与交响……不能容忍一分一厘的世俗、庸俗、流俗。远比此后40年就是20世纪的最后十年的一些中年作家的情绪更为偏激。我对反世俗的劲儿的切肤刻骨的体会太深太深。厂里其实对我很好，他们已经没法做得更好。厂里给我一间宿舍房，除了四面白墙，那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呆在这样的房间里我有一种空白的感觉。而每天下午，一看到太阳走向西边，我就觉得心神不定，恐慌，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觉得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渐趋贫乏。
我的对于契诃夫的迷恋也使我变得自恋和自闭起来，契诃夫的核心是对于庸俗的敏感、嘲笑与无可奈何的忧郁。一个人追求一个有醋栗树的院子，他得到了，他傻喝喝地怡然自得，他显得更加愚蠢乏味。一个女孩，过着好好的日子，迎接新婚，突然悟到了她的生活是多么庸俗和无聊，她抛弃了一切世俗的幸福，断然出走。看多了契訶夫的书，你不由得怀疑起那个叫做生活和日子的东西，世间有多少重复，多少从俗，多少随波逐流，多少干脆应该算是麻木的东西，有你不多，没有你不少，不想则已，一想，不免慌了神。
我应付过了《组》带来的危机，我的应对还算老练得体，我希望我的面目焕然一新，然而，新起来谈何容易？我甚至于想写一篇能够弥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不足的作品，我定名为《无果花》，正像我熟悉刘世吾那样的老气一样，熟悉年轻人在事业中的只开花不结果或只结酸果。然而，在为新的作品规定了题目以后，脑子里变成了一片空白。
说来惭愧，新婚乍别，我感到了一种酸楚。在班上缺少激情和投入，回家来孤孤单单，心神不定，心慌意乱，心浮气躁，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躁郁综合症。是成了“名人”烧的？是终于患上了文学原植物神经紊乱？是新婚乍别症？是小资产阶级脱离工农？还是反右前夕，密云欲雨的低气压造成的经络不通、脾胃不畅，水土不伏？
《王蒙自传》 第三部分二十、大起大落（2）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五七年的大鸣大放时期，外国人叫做百花时期，开始了又转变了，结束了。
我被邀请到有关文艺工作的各种征求意见会上。我注意不要放炮。我甚至在市委宣传部召集的一次会后，体己地告诉邓友梅，说话要慎重，根据我的了解，领导方面并不喜欢那些“鸣放”。
我还挤出了时间与芳一起参加自费香山旅游，赶上了大雨雷电，吃的是西餐。此后多次我去寻找那个我与芳住过一夜的地方，找不到了。那个地方叫做“香山别墅”。这是唯一的一年，北京试办了自费周末旅行。反右之后，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一锅端了，直到改革开放，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
我常常想起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第一部《两姊妹》，书的开头描写夏天的克里米亚海滨，一个苍白的现代派诗人贝克与妹妹达莎的结识。根据小说改编的影片旁白说，这是最后一个夏天了，人们还在享受，还在腐烂，然后风暴掀起，烈火熊熊，天翻地覆……（大意如此）。我也想起影片《马克辛三部曲》中的圣诞夜场面，腐烂的资产阶级与贵族，狂欢放纵中掀起了女人的裙子，却不知道已经迎来的不是享乐，而是革命，不是纵欲，而是末日。
我被邀参加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我惊呆了，我惊异于为了批丁玲先从陈企霞的男女关系问题入手，发动柳溪同志以受害者的身份揭露她的一度的情人陈企霞。怎么是这样的手段？
我也印象深刻于康濯发言时的特别激动的湖南口音与身体的大幅摆动。楼适宜等回想起左联时期与鲁迅关系处不好时的痛苦，与许广平同志听完发言后的面红耳赤。她回想起鲁迅病重中常常还要接受胡风、冯雪峰的来访，也很激动。
我始终记得骨瘦如柴的邵荃麟的自问自答。他说：也许有人会问，毁损一个丁玲这样的老作家大作家是否应该，他回答说，越是大作家革命的作家党员作家越是要接受党的挽救，党的帮助，是她们的错误思想首先毁损了她们自身，而我们的批判斗争，正是为了爱护帮助她们。
我不认为有谁在这个时候会提出类似“不要毁损”之类的“不同政见”。我认为他的发言反映了他自己的矛盾，然后他用特别高尚和感人的说词来说服自己，平息自己的内心波澜。可惜此后的事实是，通过这种特殊的爱护与帮助，把一个作家帮到地狱里去了——而后是邵荃麟的下场比丁玲惨得多。
我又为能参加这样的高级别会议而自得。我感觉到风浪来了，考验来了。我积极有加地参加过解放后的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反封建，反把头，反会道门，三反五反，私营工商业改造……从反胡风我就有点没想到，吓了一跳之感。我知道我已经算不上积极分子了。我跟不上，从心眼里不喜欢这样的运动，只盼望着这样的运动早日结束。这次的反右更是既激动人心又肝胆震颤，怎么大鸣大放的结果变成了这样？我觉得不舒服，别扭，生硬。我叮嘱自己，可不敢大意，可得好好学习学习啦，同时一切要听领导的，想不通也少说话，又没有你的事。至少，有这样的特殊重要会议要参加，我可以免去许多天在东直门与酒仙桥的两头等上公共汽车之苦。
我感到愧悔的是，我主动向作协领导郭小川同志反映了冯雪峰老师与我的唯一的一次个别接触中谈及文艺问题的一些说法，他说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教条主义，说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是篇普普通通之作，却被吹了一个不亦乐乎。我还在大会上发了一次言，表示了批评丁玲冯雪峰之意，也表示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这不是一个光荣的记录，用现在的语言，人们会，人们可以，我自己也应该狠狠地责备自己。我应该忏悔。对不起冯雪峰老师，他在家里接待我，是对我的器重与照拂，我却从里头找出了“材料”。
我从小受到的一个教育就是，什么事都要向党汇报，向党坦白，然后，怎么都有救。
应该说，开头，甚至此后，文艺界的领导对我印象比较不错。但我知道，工厂方面对我不会那么感兴趣，我的文艺活动太多了，常不在厂，不在团委办公室，完全一个特殊人物。团干部间也流传着一些说法。
车间里的几个工人文学青年，在一个周末请了萧也牧来厂与工厂的文学社团成员见面。厂党委的宣传部领导立即说，萧是受过批判的，对党是不满的，怎么能请这样的人来厂？我听了很尴尬，很不好受，我没法做出反应。因为受过批判一定对党不满，因为对党不满，应该予以批判，这样的严丝合缝的逻辑令我无言。
这里有一个小的因素，我不能说成败仅仅决定于细节，但我敢说非主要矛盾也能起意想不到的大作用。我的新婚住房在西四北小绒线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