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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一听，就同意他参加体检了，说只要系里同意就没问题。
当时很多人的心里是想去高原看看，李致新当时就是这种想法，即使以后当不了登山运动员，也去山里看看，看看冰塔林、雪山。但当时有一点是他没有想到的：纪老师的问题他居然用了近20年的时间也没有回答出来，越是到后来，问他这个问题的人越多，而他，也在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要登山？高山反应损伤着身体；疲劳折磨着意志；时时刻刻的意外威胁着生命。真的像孟子说的那样：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但还要一次次向山而去，今天，李致新说，这是用一生的时间也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
听了纪老师的话，李致新直接去找系主任谈，这之前他还从没和系主任说过话呢，也顾不了那么多。系主任特爽快，说，作为咱们系的学生能去当然是好事，但要把功课安排好。
其实，李致新的顺利是王勇峰铺路的结果。当时组建登山队的时候，第一原则是登山要和科考结合在一起的，不要水文系的，王勇峰就四处活动，找系里，找体育教研室，找团委，到哪里都是一句话：我要登山。他当时有一个想法，登山是要经过生死考验的，如果一个人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了，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
王勇峰一直坚信自己能做大事，而要做大事就要经得起考验。登山当然是最好的考验。
王勇峰参加了学校的全部测试内容。登山队招收24个人，却有200多人报名。第一关是负重30公斤爬台阶，半个小时就刷下去100多人。还剩下100多人，过第二道关，体检。当时学校对登山队员的要求也不是特别清楚，所有的项目都检查，视力1．2的都被刷下去了，就剩下50多人了。再做低压舱实验，到了8000米了，给你一个纸条儿，让你回答一些问题，比如：1＋1等于几？这一测试，只剩下了20人。王勇峰通过了所有测试。
现在想起来，一切就像是命运的安排。如果没有王勇峰的那句话；如果没有那么开明的老师；如果真像其他队员那样去做低压氧舱这样的专业测试，李致新可能永远和登山无缘了，至少戴眼镜这一条就过不去。
但在当时看来，进登山队只是一个努力的结果而已。
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5）
海拔7790米，李致新和南侧的王勇峰通上了话，通话内容是通报各自的食谱
大连金县得胜乡林家大队小林屯，每次说起这一串地名，李致新的声调像是在唱歌，这是他一家人随父亲下放的地方。在这个小林屯里只有一所小学，叫林家小学。
林家小学往东200米是村上惟一的一个供销社。1975年6月的一天，那条200米的土路上，13岁的李致新在奔跑着，他手里攥着一份《人民日报》，这是他每天的工作，去供销社为学校取惟一的一份报纸。
《珠穆朗玛一青松》，这个标题到现在他也能脱口而出。这是那一天一版上的一个巨大的标题。文章记录的是中国登山队第二次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其中很大的篇幅讲述了当时登山队的政委邬宗岳的故事，他为了记录登顶的成功和登山运动员的攀登过程，冒着危险拍摄纪录片，在海拔8500米的地方失踪了。
邬宗岳，这三个字当时在这个13岁的少年看来只是个英雄的名字。他不知道，他的人生竟然和这个名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毫无疑问，学生时代的李致新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上小学时最得意的一件事是一年级就在全校背《为人民服务》。那时候广播里总播放“老三篇”，没上学不识字的时候他就会背了。校长让他站在凳子上背给大家听。他是校长最喜欢的学生，他因此而有了一个特权：每天可以看报纸。
如果在这一年你向着中国的西北方望去，也有一个少年正在成长。
在内蒙古的集宁，同样是在1975年，小学五年级的王勇峰开始练长跑了。他戎马生涯一生的爹说要锻炼他的意志，让他每天早上长跑。零下20度的集宁冬天的早晨，别人都戴着棉帽子捂着大衣的时候，他穿着秋衣秋裤、戴一个耳套就跑出去了，一天早晨能跑上四五千米。
他也是一个被认为很聪明的孩子，但他绝不是校长喜欢的学生，因为他不爱学习就爱玩。正全速向一个坏孩子发展着。
他那时候的事迹是老师的反面教材。在马路上撒钉子，躲在一边欢天喜地地看自行车呱唧呱唧倒一地的是他；庄稼熟了跑到地里偷玉米白薯的是他；钻进火车车厢里偷西瓜的也是他……总之，一个坏孩子能干的事儿他都干了。但总不是那种顶天立地的淘气，老师的评价是“蔫儿淘”。
少年时代的王勇峰最崇拜的人是他的姨夫——他爹以前的勤务兵，因为他自行车骑得特棒，直到今天，描述他姨夫飞车的样子，他也是摇头晃脑极其得意。在他看来，当时他们家那辆28飞鸽牌自行车是最值钱的一个物件，骑上“飞鸽”飞奔集宁是他最兴奋的时刻。
李致新也有一个偶像，他的邻居，供销社里的一个采购员。总能五湖四海地溜达，让他羡慕，当时的人生理想就是当一个采购员。但和王勇峰不同的是，那时候李致新爱上学爱读书。
六岁的时候李致新跟父亲下放到了这个小林屯，他家的菜地就在学校的前边，每天看菜地时，就坐在墙头上看学生上课，看着看着就不想看菜地想上学了，他妈妈说等等再上，他不干，就蹲在教室外面听人家上课，回到家一想起来就哭，他妈拿他没办法，让他插班上了学。
那时候，林家小学的桌椅还是水泥做的，两个人用一个桌子，自己带板凳。因为是插班生，他和另外两个同学用一套桌椅。即使这样，他的功课从来都是第一名。
念中学时李致新最大的心愿是考上大连工学院的化学工程系。上中学时化学是他最得意的一门功课，他的梦想是当化学家，成为中国的门捷列夫。但其他的功课拉了后腿。
从农村回到城市后，很多功课都是陌生的，像生物和外语，在农村都没有学过。在农村时学过两个星期的日语，高考时外语就选择了日语。但学校里不开日语课，他只能跟着广播学。早上上学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他就在出门前把日语广播录下来，路上和中午在学校听。那时候家里条件很不好，学习的地方都没有，他就拿着爸爸的工会证放学后去大连市工会的工人文化馆看书。这么读完了高中的最后一年。
高考那年正是彭加木遇难的那年。在当时的理解的那种寻找就好像是家里的孩子丢了，拉开大网满城找呗。那时很奇怪，怎么会找不到？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李致新，直到他开始登山才明白，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自然有多大。
在那个崇拜英雄的时代，邬宗岳、彭加木的名字是很容易影响他们的，李致新报考了武汉地质学院和长春地质学院。那时候还有一个特幼稚的想法，学地质可以四处走。可以像他家的那个采购员邻居一样。揣着门捷列夫的梦想，1981年，李致新走进了武汉地质学院水文系工程地质学专业。
而这一年，王勇峰已经在武汉地质学院水文系水文地质学专业读二年级了。
如果说，李致新考到武汉地质学院是个遗憾，那么对于王勇峰来说可是一个奇迹。
因为直到初二那年，坏孩子王勇峰的命运才发生了转机。
那年，学校选拔数学竞赛的学生，考初中四则运算，他居然被选上了。经过老师一番辅导。他居然代表学校去参加市里的数学竞赛。拿到市数学竞赛试题时，发现只有一道题眼熟，当时想，就做这一道吧，做呀做，凭着做出的一道题，居然榜上有名，他拿了一个第二。三个“居然”把他推上了当好孩子的路。
大概是因为数学是他的转机，关于学生时代的回忆都和数学有关。印象最深的是上几何课，画辅助线用虚线，他总是用实线，老师冲着他后脖子就是一巴掌，疼坏了，一辈子也忘不了辅助线要用虚线。
到初中快毕业的时候，他发现做一个好孩子是挺好的事，就认真念书了。到了高中，凭着数学成绩好，他进了市重点中学还进了重点班。
进了重点班，他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谁的功课都比他好，班上一共50人，他排名第35，感觉能好吗？善于安慰自己的王勇峰想，反正是赶不上了，算了吧，还不如好好玩玩呢。
他的“飞鸽”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陪伴他的，约上一些伙伴，这个星期天骑车往东走40里，下个星期天再往西走40里。回来跟大人讲他们到过的一些地方，他们都没听说过。集宁附近的山、树、水他几乎都见过了，走过了。
这就让他越来越发现学习是件没意思的事儿，到野外才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儿。于是，在高中，只留下一件得意的事。
那是在高一运动会上，老师让他参加冬季越野赛。当时大家都没太把比赛当回事，穿着棉衣棉裤大头棉窝就上场了。王勇峰可不一样，第一次参加比赛，可真当回事儿，认真极了，穿着单衣单裤一双球鞋就上场了，那可是冬天。发令枪一响就冲了出去，多冷呀，只有玩命跑才会暖和点儿。一看遥遥领先，心里更高兴了，任鼻涕横飞，拿了个第一名。
那一次他知道了幸福是个啥滋味儿，知道了成就感是个啥滋味儿。学校一看他跑得不错，就让他参加校队训练，可到了那儿，人家也是单衣单裤了，王勇峰就没戏了。
就这样在愉快的东奔西跑中等来了高考。考上重点大学对于王勇峰来说当然是个奇迹。他在班里的名次一直是35名左右，高考的时候，一没有压力就超常发挥了，居然考了个17名，把他乐坏了。但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