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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之间的差别。高地公园，罗奇河电厂，消费观念，五年计划，人工合成维生素，观察活着的鸡的心脏仅仅是为了娱乐，及时控制糖尿病人数，所有这些，使赫胥黎先生能够将10世纪的憧憬变成绝望。在他的T型号世界中，诗人是不存在的，他的诗人就是那些感情工程师。
注意，接下来是一些被嘲讽的神化了的小玩意儿。如别拉美在1888年预言了广播一样，赫胥黎先生也预言了“感知”，一种既能给视觉快感又能满足人们听觉需要的电影，将取代“说话”。薄荷香口胶被性激素口香糖代替，后者正是赫胥黎书中一个小人物最喜欢嚼的。而格拉梅——一种朗力酒的替代品——成为大众的日常饮料；他们同时也扫除了一切黄毒。上帝变成了福特（有时又被叫做弗洛伊德），孩子的儿歌成了“福特开着小汽车，世界变得多美好”。亨利·福特写的书《我的生活和事业》，成了新的圣经。而香味机器可以制造出从肉桂到樟脑的各种气味，偶而也会发出类似猪腰布丁的香味。婴儿当然也是在实验室中出生，或者确切点说，被铸造出来。而按照一种叫做波但诺夫斯基的理论，1个蛋可以生出96个孩子，所有这些孩子从外形到智力都一模一样。这些波但诺夫斯基群体被安排到工厂和矿山工作。
在一个波但诺夫斯基群体中不应该有嫉妒，因为其理想就是统一思想。但是如果赫肯黎的世界中出现了一点儿小小的嫉妒，那么这依旧被认作是一种耻辱。也许有时一个女孩会怀念那美好的古老的胎生方式，为了消灭这种可能性，所有的姑娘在其十几岁时必须每天通过马尔萨斯钻床。扣子消失了，孩子们玩着“找拉链”的游戏。
我们首先结识了伦敦中心区繁殖和分类场的领导人，他带着我们在他的工厂里参观，并向我们介绍如何制造不同的各类人等：阿尔法，贝塔，伽玛，德尔塔和艾普西龙，每一类还有正负之分。在一个孩子的生命开始之前，他都会在沉睡中接受儿童催眠智慧注射，从而成为各种人等中的一类。但是，即便这样一个机械的世界也不是铁板一块，总是还有一点缝隙，也许是疏忽，可能是由于在其胎儿期间酒精进入了其血液循环，伯纳德·马克斯，这位赫胥黎先生的英雄，却对现实很不满意。
伯纳德对莲娜·克洛妮的爱是早已过时的浪漫。他渴望着离开这个社会。
于是他带着她乘火箭去了新墨西哥原始保护区。事出偶然，伦敦中心区繁殖和分类场的领导人以前也来这儿度过假。并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沙暴中丢失了他的女友，一个贝塔类人。伯纳德碰到了这个女孩，当然她现在已是一个老妇人了，并有了一个胎生的儿子——约翰。他很快就和穆斯塔法·芒特这位西欧居民总监取得了联系。他们会被带回伦敦吗·这位总监听到了这一报告大发雷霆，并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为了教育人民群众，野蛮人约翰和他母亲被用火箭送回了英格兰。
赫胥黎先生习惯于真实得可怕的描写。也许有人会觉得他对乌托邦的嘲讽是在给人类一个道德上的教训。但是，如同辟鸟很难看到泥沼，蚯蚓不会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一样，赫胥黎先生的世界很难察觉他作品中反讽的弦外之音，因此，警示世人是很难的。而工业化生产这一魔鬼似乎被描写的过分可怕了，因为在一个出生率受到严格控制并不能靠广告和销售挣钱的社会，把它作为宗教信仰甚至对于福特大帝来说，都是不可理喻的。这是一个高度机械化的世界，是的，但是它也会孕育出一个卢梭来，动摇它的基础并把人送回到茹毛嗜血的时代。同时，当我们期待着《我的生活和事业》来取代圣经时，《美妙的新世界》也许会让我们的视线稍微偏移一下，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停止地带。
约翰·齐伯林，1932年2月7日）
当生活成为新闻报道——《1919年》，约翰·多斯·帕索斯着
约翰·多斯·帕索斯在《1919年》一书中，继续发展了他就现代美国人及美国化世界所做的勘探，他的这个勘探以《第42度线》拉开序幕，并按人们推测的，很有可能要一直持续到将这套系列写成三部曲或四部曲为止。它的最初跟踪调查对象是从西班牙——美国战争之后蓬勃成长的美国开始，以查理·安德逊在我们也开始加入世界大战行列的时候动身前往巴黎结束，他是个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孩子。《1919年》的故事从《第42度线》结束的地方开始续写。我们在这本书里可以遇到原先第一本书里的旧人物，也有些新塑造的形象。与此同时，历史在疯狂地旋转着。仗打了；和平谈判过了；一个叫做米歇尔·帕玛的发起了“赤色追剿”运动，而遭到瓦特·李普曼及其他人的抵抗；威尔逊垮台了；无名战士在阿昆顿入土下葬，哈丁总统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说。多斯·帕索斯先生定论性地探察了一些人的生活；而另一些人的生活则仍置于不为人所知的边缘而留待这人间喜剧的第三次跟踪调查。
将形形色色人物的零散故事巧妙地与“新闻记录片”通讯穿插的写作技巧（它让人想起了马克·萨利文的作品），在这本书里又一次被加以运用，就像《第42度线》书里用的那样，还带着专门设计用以在所考虑的这段特定时间与地点给予多斯·帕索斯他自己有利地势的“照相机式眼睛”，带着对重要美国人物所做的激情洋溢的、暴躁乖戾的惠特曼式的传记，例如鲁道夫·鲍纳，约翰·瑞得，伍德罗·威尔逊以及西奥多·罗斯福等等。而通过安插数据而激起人们情绪的手法在这书里又一次获得了成功。它包含了多斯·帕索斯不至于在紧张叙述的中间变得“散漫”，但它却又使他保留住了散漫的标准。
我们可以在海明威所着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看到这类东西的先例。
同《第42度线》一样，《1919年》首先也是部“新闻”小说。它当然是对扩张主义者的讽刺，是对“急于求利”、声名狼藉且粗鄙庸俗的美国的讽刺。但它却又不仅仅只是个讽刺，它还是真正的人物刻画——这点比《第42度线》还更为如此，它可以像它所做的那般尽可能紧密地贴近报纸的大标题，因为，它的人物遵循着众多美国人的方式依赖且以新闻为生。哈佛人迪克·萨维奇，芝加哥姑娘伊芙莱娜·哈特琴，激进分子本·康普顿，甚至水手乔·威廉姆斯，他们全都“受制”于每日的各类报纸，都到了过去的小说家无法理解的地步。甚至连这些人的私人问题也是由新闻或制造新闻的人决定的。
由于多斯·帕索斯已经意识到，比起传统的善与恶的问题来，如下的这些东西更能在更多的人心中引起动荡，或得意或沮丧：发生于中国的枪击事件、被绑架的婴儿、重组的金融公司、网球锦标赛、巴提莫尔及俄亥俄股票值得一买的谣言，如此等等。他的小说比起我们中大多数人愿意承认的要更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这紧密啮合的星球上的生活。在移民居住区，瓦解我们祖父那辈人世界的普遍事物是社区与教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价值观念。而瓦解我们如今自立的都市生活的则是股票市场的报价表，战争的谣言，以及繁荣与萧条的布告。我们已经变得，几乎毫不夸张地说，既凝神注目又洗耳恭听。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我们的小说家意识到它却颇为迟钝。
不过，多斯·帕索斯是个例外。人们可以很安全地称他为最富冒险精神、最有广泛阅历的人。自辛克莱·刘易斯与马丁·阿罗史密斯分手后，他是我们小说家中同情心最广的人（我们并没说是最深）。海明威，这个在勘探现代丛林中与多斯·帕索斯相跟随最紧密的竞争者，几乎完全着眼于定位在由战争而导致的个人私自问题。正如麦尔考姆·考雷说的，他“还没有复员”。
斯各特·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运用了纯粹当时那个时代的材料来写出理想破灭的现代喜剧，而人数众多的南方作家已对因工业主义横冲直撞而加速引起的农业衰败着了迷。但，还没有一个人像多斯·帕索斯这样广泛涉及到了后德莱塞与后豪斯威尔的美国社会的领域。
由于生活在只依凭头版消息生活的时代，多斯·帕索斯笔下的人物有时便极为单调，且一眼即能看穿，很是肤浅。比如说莫尔豪斯这个人吧，他是个只领象征性薪水的人，在巴黎为政府做事。他又是个很会装腔作势的家伙，常能在和谈会场上见到他转来转去。所有的报社记者都清楚这些，但这个人却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女儿塔克姗自杀了，因为像她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不加控制的能量是一定会在单薄的空气里逐渐减弱而终止的。乔·威廉姆斯，他原本在一个别样的社会里，是会在他自己的葡萄藤架及无花果树下心满意足的，却也乘上不定期货轮满世界乱转，因为这就是当前世界上没什么智能却空有一厢情愿的人的命运。我们想不出有比乔·威廉斯这个形象更好的对贫穷、麻木且被驱使的家伙所做的文学画像。
多斯·帕索斯的人物中有两个是带着极大的温柔、同情及理解而被描画出来的。他们就是乔·威廉姆斯和伊芙莱娜·哈特琴。没有一个《第42度线》的人物刻画能比得上他们。有这么个人物，迪克·萨维奇纯粹由于他没有什么可抓得住的性格因而不如其他人成功。而女儿这个形象象枚火箭似的贯穿该书。她在我们能真正抓住她之前便倒下去了。
然而，所有的人物都有公共理由出现在多斯·帕索斯的书里。我们透过他们，仅隔一步之遥，便可看到劳合·乔治如何驳倒伍德罗·威尔逊，我们看到战争与和平时期国家的骚动与惊俱。我们重返回到战争年代的报纸上，不是靠查阅图书馆或报社资料室，而是通过结识那个年代的一些典型旁观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