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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范意外事件，张在军署后修筑炮台一座，炮口指向第二十八师驻省办事处。冯得到这个消息，立刻暴跳如雷地向张提出严厉质问，限于当天答复。张提不出理由来回答，只得请吴俊升再做和事老向冯解释误会。当吴俊升会见冯的时候，刚刚提到“将军”两个字，冯便破口大骂：“什么将军！妈的！”吴只得作揖打拱代张赔了许多的不是，讲了许多好听的话，冯才提出四个和解条件：一、即日撤除炮台，严惩鼓动人物；二、一切用人行政，必须征求同意；三、奉天军政各费不许超出预算，必要时应会商解决；四、张作霖应率领第二十七师营长以上军官到第二十八师驻省办事处正式道歉。
张知道打起来自己没有取胜的把握，而如果拒绝这些条件，下次提出来的条件就会更加苛刻。因此，6月11日，他吞声忍气地亲自到第二十八师办事处表示歉意。这样，冯也觉得过意不去，便约同吴、马两镇守使打了几圈麻将，彼此欢笑一阵而散。
隔了几天，张看见上海报纸把他到二十八师道歉的事登载出来，气得咆哮如雷地下令检查邮电，捉拿访员。
6月16日，张在房里午睡，他的四姨太太发现两个女人在房门外东张西望，便大喊一声“有贼”，卫士们马上蜂拥前来，但在她们身上没有搜出危险物来。张怒骂值班卫士“混蛋”，每人责打军棍一百，并将两个“嫌疑犯”发交军法课审理。这件疑案闹得全署疑神疑鬼，既疑心是南方派来的奸细，又疑心是冯德麟派来的刺客。
冯德麟这个人，看起来脾气非常暴燥，其实他以前不是军人而是秀才出身，因为受到官吏的压迫，才去做“红胡子”，曾被帝俄政府拘禁，出狱后又在中俄边境啸聚党徒，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勾结，仍与帝俄为敌。由于他同样有日方背景，张作霖不能不让他三分。他和张的意见并未消除，随后又回到防地，把张所委的各县警察队长全行逮捕，拷问他们花了多少钱买缺，以便检举张卖官鬻爵。他又以第二十八师全体将士的名义向段内阁宣布“总辞职”。
张又一次请求冯提出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冯的答复是要以帮办军务兼任奉天省长。这个时期，各省省长实际上已经成为督军的“下属”，但冯如果兼任省长，既有与督军相等的兵力，又把一省的用人行政之权夺过去，督军一职便等于名存实亡。张不能同意，并电请段内阁替他解决这个问题。
此时奉天面临到军事冲突的严重危机，沈阳各团体吁请张冯两人和衷共济，勿走极端。张虽然答应不以省城为战场，但在戒严状态之下，人心惶惶不宁。曾经做过和事老的吴，马两镇守使也因几次调解失败，谢绝继续调解。
段也和袁世凯一样，对张没有任何好感，但是为了要维持内阁的威信，对关外两虎相斗之局不能长期地置之不理。他也仿照袁所惯于采取的“调虎离山”的办法，电邀冯入京“面议要政”。冯拒不应召，段只得请出一位“最高”的和事老来，就是以前在奉天亲自“招抚”过张、冯两人的赵尔巽，于1917年2月28日到沈阳，举行一次有力的调停。从3月1日起，沈阳迭次举行以赵为首并有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所派的参谋长参加的调人大会，但都没有结果。
同时，段派国务院谘议潘弼臣到奉天调查张冯双方未经陆军部核准擅购军火一案。潘弼臣被张逮捕，指为通匪有据，经国务院一再来电解释，才得释放。当然，调查军火一案也就无法进行了。
3月6日，冯又回到广宁，调解的事也就终止了。
此后奉天局势又有新的发展。由于奉天警务处处长王永江与奉天军界发生摩擦，引起了张与直接部下第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的感情破裂。汤要求张让出第二十七师师长兼职，张大为忿怒，下令免去汤的旅长，派邹芬代理旅长，并派兵包围新民屯第五十三旅旅部。这一局势的发展，就使奉天军人的争端日益扩大，战争的危机日益严重。段指使直隶督军曹锟和北京驻军长官联名电请冯疏解奉天军界的纠纷。这个电报事实上是向冯示威，警告他不要与汤合作，否则他们将要采取联合干涉的手段。正当其时，汤的军队纷纷解体，冯只得暂时停止斗争，奉天的局势也就暂时和缓下来。
第二部分：军阀PK台吴佩孚借刀杀人（1）
吴佩孚借刀杀人，王占元惨遭算计
1921年春天，长沙来了一批湖北客人。原来，湖北人士苦于北洋军阀的虐政，除向北京政府 请愿撤换王占元外，并推蒋作宾、孔庚、李书城到湖南请兵“援鄂”。他们在湖南散布空气 说，湘军“援鄂”不但是急人之难，而且对自己也大有好处：第一，湖南是全国自治运动的 “先进”省区。自治不能孤立，必须联合各省组织联省自治政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湖南 出兵“援鄂”，占领武汉形胜之地，各省风起云从，联省自治政府就有实现的可能。第二， 驱王后，湘军两师驻防鄂南协助防务，军饷由湖北供给，可以减轻湖南财政上的困难。第三 ，现在湘军向湖北购买军火，可否之权操之于人，如果自己掌握了汉阳兵工厂，湘军继续发 展就不会受到限制。这些言词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同时，他们还言之凿凿地分析当前的有利 形势：认为王占元不堪一击，湘军发动后，与湖北民军里应外合地配合作战，可在一星期内 占领武汉；而王占元已经失欢于直系，直系不会出兵相助；直系为了对付奉系，也没有余力 过问湖北问题。
以上这些言词，湖南军人大为所动。他们以前未尝不抱有“大湖南主义”的野心，可是，“ 麻雀子飞不出洞庭湖”，如果有机可乘，他们是跃跃欲试的。更主要的是湖南内部的斗争日 益尖锐，向外发展是消除内争的有效方法。因此，湘军将领多数赞成出兵“援鄂”，首告奋 勇的是第二师师长鲁涤平。但是 ，赵恒惕抱有三种顾虑：（1）害怕引起吴佩孚的武装干涉，使湖南陷于直系与孙中山的两面 夹攻之中；（2）出兵“援鄂”与“自治”精神背道而驰；（3）此时陈炯明催促湖南出兵桂林讨 伐桂系，湘西又有滇军假道的风潮，实在没有力量“三管齐下”。
6月24日，长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称为考察湖南制宪而来，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 军熊克武。熊路过湖北的时候，受过王占元的盛大欢迎，因此，湖北客人怀疑他是来替王作 说客的。其实，熊到湖南既不是考察湘宪，也不是替别人作说客，而是秘密接洽川、湘两省 共同出兵“援鄂”的问题。原来，四川同湖南一样有着内部的斗争，需要向外发展，以免内 部破裂。川、湘共同出兵，湖南的军事冒险性就要小得多，在武汉建立联省自治政府的可能 性更大。因此，熊的到来，又将湘军“援鄂”问题推进了一大步。
为了解除赵的顾虑，有人向他提出两个建议：（1）将夏斗寅的鄂军团改编为“湖北自治军” ，湘军改装加入，宣 布“鄂军回鄂”，湖南则伪装局外中立，这样就可以避免侵犯湖北的嫌疑；（2）派人疏通吴 佩孚，劝其保持中立。同时在湖南的国民党政客保证湘军出兵武汉，北伐军一定改道江西 而不通过湖南。
赵始终未下“援鄂”的决心，并且认为“援桂”重于“援鄂”。在他的主持下，7月1日军事 会议通过了出兵“援桂”，派衡阳镇守使谢国光为“援桂”总指挥。湘军“援桂”一举，引 起了吴佩孚的不满，认为是一种背弃信义、“以怨报德”的行为。但他正在调兵入陕，没有 余力过问这件事情。
湘军“援桂”前，曾借口准备以武力驱逐滇军出境，向王占元请求协助军饷、军火。王占元 因为滇军在湘西，鄂西也受威胁，颇愿予以协助，但因李书城、孔庚等在湖南煽动湘军“援 鄂”，不能无所顾虑，要赵表明态度才能作出决定。赵有回电否认湘军准备“援鄂”，同时 在湖南的熊克武、林虎等都有电报叫王占元信任湖南，切勿轻听谣言。因此，王派参谋余范 传（就是签定湘鄂联防条约的经手人）携带子弹100箱、步枪2000支、军米2000石、现洋20万 赠予湘军。不久湘军出动“援桂”，王占元虽然感到惊异，但他相信湘军既已出动“援桂” ，就不会出动“援鄂”。7月4日，又赠予湘军子弹60万发。
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等认为“援桂”不能解决湘军军饷和军火的困难，继续鼓动出兵“ 援鄂”。适有以前做过吴佩孚的副官、后来由吴介绍留在湖南担任铁道警备司令的葛豪，要 到洛阳去见吴佩孚，赵就叫他乘便征求吴的意见。葛去后久无回报，赵又加派赵冕、萧光礼 等携带具体方案前往接洽。赵冕等到了洛阳，只见吴每天忙这忙那，简直找不到单独谈话的 机会。等了几天没有下文，萧 光礼便先行回到长沙来。这时宋、鲁诸将抢先一步把萧找过来，叫他用假情报回答“老总” （指赵），说吴并不反对湘军“援鄂”，只是与王同属北洋派，不便公开赞成，只能采取默认 的态度。
7月20日，湘军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通过出兵“援鄂”，推赵为“援鄂自治军”总司令， 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兼中路司令，旅长贺耀祖等为第一至第 五纵队司令。湘军中路由岳州出蒲圻、咸宁，左路由常澧出公安、石首，右路由平江出崇阳 、通城。同一天，在湖南的湖北人士推蒋作宾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孔庚为政务院长， 夏斗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湖北自治政府发表宣言，驱王后借镜湖南制订省宪，湘、鄂 两省共同努力促进联省自治的实现。同时湘军发表宣言，驱王后“鄂事还之鄂人”。
7月21日，王得到路局方面关于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