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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地回到西单牌楼堂子胡同私宅，准备逃出北京。有人把这个消息报告 黎，黎急派步军统领江朝宗等到王宅力加劝阻，王才无法脱身。
此时已不存在国会应否解散的问题，只存在谁来副署命令的问题。当然，在新任国务总理李 经羲未就职以前，这个命令由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副署是“合法”的。但伍以前肯出面来代 理总理，就是为了帮助总统对段进行政治斗争。现在总统变成了这样一个总统，竟然不惜解 散国会，甘于向一群妖魔鬼怪投降屈膝，伍就不肯盲目服从了。
张勋的最后限期已经届满，解散国会的命令还没有发表，气得他在天津跳脚骂人，吓得在北 京的黎心胆俱裂。11日，黎无可奈何地再请伍到公府来，想劝他以民国为重，副署这道命令 ，伍称病不肯来。此时便有刚由天津回京的夏寿康向黎出主意，以提拔伍朝枢为外交次长作 为副署这道命令的代价（伍朝枢系伍廷芳儿子，原任外交部参事）。伍听了这句话，认为侮 辱人格，表示断不接受。
黎只得又派夏寿康到天津向张勋解释：“不是我不肯解散国会，其奈没有人肯副署这道命令 何！”
张勋知道伍不肯副署命令，便派人前往恐吓，如果再表示拒绝，将以激烈手段对付。可是， 这个督军团大盟主的赫赫威风，在这位年老多病、两耳失聪的老博士面前，没有一点作用。 张勋便又转过来向总统的专使大发雷霆：“我不管副署的事情！没有人副署也得下命令，不 得借词推托！”他显然忘记了仅在半个月之前，督军团就是假口总统没有经过内阁总理副署 直接发布命令是一件违法的事情，因而宣布独立的；而他自己也说过同样的话，认为违法的 命令是不能发生效力的。
黎只得继续负起责任去找副署命令的人。他自己不便再出面，便找王士珍、江朝宗去会伍， 劝他以私人感情为重，为了解除总统的困难，将就一点，副署这道命令。伍回答了一句斩钉 截铁的话：“职可辞而名不可署，头可断而法不可违！”江劝他说：“即使不为总统，为个 人安全，秩老也还是副署的好。”伍听了并不生气，却心平气和地用自己的一套灵魂学理论 向他喋喋不休：“我研究灵魂学颇有心得。不副署这道命令，充其量不过是一死而已，死并 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凡是没有做过坏事的人，死后的灵魂比生前的躯壳快乐得多。”
江说他不动，急得跪下来向他磕头，哀求他副署这道命令。伍闭起眼睛不再说话。这样，由 伍副署这道命令的希望就完全断绝了。
在天津，夏寿康奉了黎的命令，手里拿着一道空白命令纸到处乱找人，想找一个国务总理签 名。他找到了李经羲，李敬谢不敏：“我没有就职，不算国务总理。”他又找到了段祺瑞， 段似理不理地说，“我已经下了台，没有副署命令的职权。”夏显然没有顾及仅在半个月之 前，黎已经有命令免去了段的内阁总理，而段也显然忘记了他到天津后，仍然自居为合法总 理，不承认总统的免职是有效的。
12日，被迫得走投无路的黎，只得请王士珍以京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函劝国会自动休会。 王答以“无此职权，无此先例。”
黎说：“那么，你就帮我的忙，权且代理国务总理，副署这道命令吧。”
第一部分：当家难民国最郁闷总统黎元洪（3）
王说：“如果总统一定要这样办，我就辞职出京，一切事情我都不管。”
黎说：“不要再谈辞职出京的话了，要走我们大家走！”
这样，由李经羲、段祺瑞或王士珍副署这道命令的希望也都完全断绝了。
12日晚间，天津传来消息说，张勋已经不能再等待，当天晚上如果命令不发表，他就带队回 徐州，如果独立各省军队自由行动，他将采取不过问的态度。事实上，张勋正因为命令未发 表而陷于进退失据的苦境：督军团讥诮他带领大队人马吓不倒一个赤手空拳的总统；而如果 回到徐州，就是自动地解北京政府之围。但是胆小如鼠的总统，既怕他到北京来，又怕他回 徐州去，既怕张牙舞爪的督军团，又怕装腔作势的“调人”。12日公府的紧急会议一直讨论 到13日凌晨三时半，参加会议的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和由天津回来的夏寿康等 ，面面相觑，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直到大家感觉到万分疲劳的时候，才看见一个人站起来 义形于色地说：“好，我就来替总统解解围，副署这道命令吧！”
说话的人是步军统领江朝宗。步军统领怎样能够副署总统的命令呢？幸而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只要有人肯副署命令，就是阿猫阿狗，都可以派为代理国务总理而使这道命令“合法化” 。因此，黎好像绝处逢生一样，一连发表了派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和解散国会的两道命令。 这些命令都是填写12日的日期，发布的时间天已大明。
黎元洪再次被逼下台
主角：黎元洪VS曹锟
1922年，黎元洪在吴佩孚的支持下第二次出任总统，但直系领袖曹锟也一直怀有做总统的心思。到今年（1923年），已经是一个（曹）迫不及待地要上台，一个（黎）却坚决不肯下台，下面就是冲突的最后阶段：张绍曾内阁因曹派政客的破坏不得不总辞职，曹派势力赤裸裸地迫黎让出总统宝座……
内阁总辞职的一天，北京军警代表在旃檀寺陆军检阅使署举行会议，大家认为总统有钱养活议员政客，而我等穷得没饭吃，非和他当面算帐不可。1923年6月7日，北京驻军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等师和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500余人身穿制服，腰佩军刀，到公府要求总统发给欠饷。黎在居仁堂接见时，扫了他们一眼，问道：“你们来此，意欲何为，是否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军官们回答说，“不敢，但是现在没有内阁，只好请求总统做主”。黎应允在端节前两天筹发一笔欠饷，他们才退了出来。
张绍曾是曹锟指使保派阁员硬逼下台的，可是冯玉祥首先通电指责总统干涉内阁职权，八个省区军阀打接应反对总统破坏责任内阁制，似乎张绍曾内阁又是他们所爱戴的。此外就是一片索饷的电报。黎看了这些电报，对幕僚们说：“活见鬼，现在只有巡阅使制，哪有什么内阁制！”
黎除派王芝祥于7日到保定（曹锟处）“请示”内阁问题外，并在晚间邀请吴景濂、王家襄、颜惠庆、顾维钧四人入府，拟在颜、顾二人中推定一人为内阁总理。他们互相推让，最后顾承担下来，并决定以接近保方的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为财政总长，冯玉祥为陆军总长。黎派人到国务院去找空白命令纸，却遍寻无着，原来张绍曾已将命令纸带走，以免继任有人，复职无望。同时，王克敏、冯玉祥都拒绝入阁，顾内阁因而不能成立。黎只得又派金永炎到天津挽留张绍曾。
8日，天安门高搭讲台举行所谓万人“国民大会”，实际到会者只有百多人，便衣军警却触目可见。一个姓叶的人登台演说，指黎复职没有法律根据，现在又破坏责任内阁制，应当叫他下台。随后把天津印好的电报稿宣读一通，草草散场。这个“大会”是津派军师边守靖七日到北京组织起来的，这位军师除了重演袁世凯、段祺瑞组织“公民团”、伪造民意的老戏而外，也变不出更高明的新戏法来。由于“公民团”出现，象征着政治风暴就要到来，于是李根源下榻东厂胡同黎宅，与府秘书长饶汉祥誓与总统同生共死。
9日上午6时，北京警察宣布罢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却分函国会及外交团，声明保护国会及外国侨民，负责维持京师治安。当天有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队轮流巡逻市区。外交团召集临时会议，有人建议组织国际委员会，协助北京政府“整理”财政，没有取得一致，最后公推葡萄牙公使符礼德到东厂胡同慰问黎。这位领袖公使私下拿出冯、王两人的公函给黎看，上面有“此系政治作用”的一句话。这天新华门及东厂胡同的卫戍部队均已撤走，因此黎未到公府。午时，私宅电话也有几处接不通，显然受到监视。由于外交团通告外交部，晚间拟派洋兵巡街，警察又于晚7时自动复岗。
这天，冯玉祥、王怀庆向黎示意可推颜惠庆组织内阁，并将政权交与这个内阁。黎回答说，组阁人选愿意接受，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王家襄、王正廷劝黎再向国会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以便安全下台，饶汉祥拒绝起草这个咨文。晚间黎宅又有会议，根据冯、王两人的意见请颜组阁，颜退下来找高凌霨、吴毓麟，都没有找到，便又推辞不肯组阁。
这天，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到天津，代吴声明不参预这次政潮，希望津派在轨道上办事，莫使“老帅”赢得千秋万世的骂名。
10日午饭后，又有中级军官300余人到黎宅讨索欠饷，由公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代接见，纠缠到下午3时才散走。接着，又有“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约1000人，手持“改造政局”、“总统退位”等纸旗，呼声震天而来，黎急召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派军警前来维持秩序，聂、薛二人都置之不理。这些包围者到晚间才退去。黎向曹、吴通电乞援。
11日，黎宅召集在京“名流”举行大宴会，到者仅有颜惠庆、顾维钧、孙宝琦、王正廷、吴景濂、王家襄、汤漪等少数人。黎表示不能再蹈民国六年（1917）的覆辙，一走了事，本人下台不成问题，但是决不做徐世昌第二（意指吓不走），“昔日依法而来，今日依法而去”。黎的策土们还不断制造张作霖、卢永祥、孙中山、吴佩孚拥护总统的乐观空气，但是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