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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她只是路过的时候看见过宫廷，但那匆匆一瞥已足以使她了解了宫廷。她在宫廷里始终有着一些朋友，而且，尽管有人眼红，尽管她的作风和债务引起流言蜚语，但她却从未失去年金。她对世事很有经验，而且善于思考，能从这些经验之中得到好处。这是她最为得意的话题，而且，由于我总喜欢胡思乱想，这也正好是我所最最需要的一种教诲。我们一起读拉布吕耶尔的作品。她喜欢拉布吕耶尔胜过拉罗什富科；后者的作品情调忧伤，令人怅惘，特别是那些不喜欢按本来面目看人的年轻人更是这么认为。当她说教的时候，有时有点不着边际，但是，我不时地吻吻她的嘴或手，也就耐下了性子，也就不觉得她的话长得烦人了。
这种日子过于温馨了，长此下去是不可能的。我常常感觉到这一点，因此好日子要到头的担忧便成了我惟一的心病。妈妈通过说笑研究我，观察我，询问我，为我的前途拟定了种种我并未实践的计划。幸好，光了解我的倾向、我的兴趣、我的小聪明还不够，还必须找到或创造利用它们的机会，而这一切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这个可怜的女人对我的能力的偏爱因为使她难以决断，反倒延缓了使我的能力得以发挥的机会。最后，多亏了她的好印象，一切都遂了我的心愿，但是，心气不能太高，因此，从这时起，我便一刻也安稳不了了。她有一个名叫多博纳的亲戚前来看她。这人聪明绝顶，很有心计，像她一样是个草拟计划的高手，但他却没被计划搞垮，总之，他是个冒险家。他刚向弗勒里红衣主教提过一个想得挺好的彩票计划，但却未被采纳。于是，他便去向都灵宫廷建议，随即被采纳而且付诸实行了。他在阿纳西停留了一段时间，成了地方长官夫人的情人。这位夫人非常可爱，很对我的胃口，而且是我在妈妈家里最高兴见到的惟一的一个女人。多博纳先生看见了我，华伦夫人便跟他谈起我来。他决定观察一段时间，看看我适合做什么，如果觉得我是个人才，就想法安排我。
华伦夫人借口让我办点事，也不跟我透点风，连续两三个上午，派我去他那儿。他十分巧妙地让我开口，对我很亲热，尽可能地让我放松，跟我既谈些琐碎的事，又什么话题都聊到，而他这么做的时候，好像并没在观察我，毫不做作，仿佛他挺喜欢我，想同我随便交谈似的。我被他迷住了。他观察的结果是，尽管我外表挺好，神采奕奕，但是，即使算不上完全无能，至少是一个缺少才气、没有思想、几乎没有知识的人，总而言之，在各个方面都很浅薄，所能指望的最高机遇就是有朝一日当上一名乡村的本堂神甫。他就是这么对华伦夫人评价我的。我这是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被人这么看待了，但这还不是最后一次，因为马斯隆先生的断言常常被人证实。
这番评价的原因与我的性格不无关系，因此有必要在这里作些解释。凭心而论，大家很清楚，这些看法并不能让我心服口服。但我会客观公正的，不会抓住马斯隆先生、多博纳先生和其他许多先生的话不放的，不管他们可能说了些什么。
有两件几乎互不搭界的东西在我身上合二为一了，而我却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一个是非常炽热的气质、狂热冲动的激情；另一个是迟钝、困惑的思想，总是过后而知。好像我的心事和思想不是属于同一个人似的。我的感情急如闪电，涌入心中，可是，它并没有照亮我，反而使我激动、晕眩。我什么都感觉得到，可却什么也看不到。我激奋，但却愚笨，必须冷静下来才能思考。奇怪的是，只要给我以充分的时间，我是很有头脑，能够深入细致地分析的。从容不迫时，我能对答如流；但一着急起来，就做不出什么像样儿的事，也说不出恰如其分的话来。我通过书信能说出十分精彩的话，正如人们所说的，西班牙人下棋时有高招儿。我读过萨瓦公爵的一段妙语，说他走在路上，突然回头喊道：“巴黎商人，当心你的小命。”我心想：我就是这样。
这种思维的迟钝和感情的活跃，我不仅在交谈时是这样，而且在独自一人和工作时也是如此。我的思想在我脑子里要理出个头绪来简直无法想像地困难：这些思想在脑子里翻滚着，再发酵激奋，直到让我激动难耐，热烈颠狂，心跳加速；而在这么激动的时候，我什么也看不清，写不出一个字来，必须等到心平气和。这巨大的狂澜不知不觉地在平静，这混沌在亮开，每件事又各就各位，但过程缓慢，要经过一段漫长而模糊的激荡之后。你们难道没有在意大利看过歌剧吗？在换场的时候，大剧场里总是乱哄哄的，叫人心烦意乱，而且持续的时间还挺长的；所有的布景全胡乱地堆在一起；到处都在扯来拉去，真让人难受，像是要闹个天翻地覆。不过，渐渐地全都归置好了，一样不缺，然后，大家惊奇地看到，在这么一阵混乱之后，又开始了精彩的演出。我想写作的时候，脑子里的情景几乎就像这个样子。如果我一开始就学会等待，然后再把这样描绘的事情的美表现出来的话，不会有哪位作家能超过我的。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不可避免地要说蠢话
因此，我感觉写作是极为困难的。我的手稿，涂来涂去，增删取舍，弄得面目全非，这证明我在上面下了很大的工夫。没有哪一部手稿，在付印之前，没有誉抄过四五次的。我手里握着笔，面对着桌子和纸，从没能写出点什么来。我只是在山岩间树林中散步时，彻夜难眠躺在床上时，在脑子里打下腹稿。大家可以想像，尤其是对一个没有记性，一辈子也没能记牢六首诗的人来说，这效果是多么缓慢。所以，有的腹稿段落，我在写到纸上形成文字之前，在脑子里已经翻来覆去地推敲了许多次。惟其如此，我写那些很费工夫的作品比写一挥而就的通信集之类的作品要成功得多，所以我一直没能把握住书信体的笔调，写的时候简直是受罪极了。我每次写信，就连写些无关紧要的事，也要折腾上几个小时，或者，要是我想把想到的事立即写下来的话，我就不知如何下笔，也不知怎么收尾。我的信总是杂乱无章，废话连篇，让人读起来，不知所云。
我不仅表述思想挺费劲，而且领会意思也是一样费劲儿。我研究人，而且自以为是个很好的观察家。然而，我对所见到的却熟视无睹，只看得清自己所回忆的事情，我的智慧只有在回忆中才表现得出来。对于别人说的一切、做的一切、我眼前发生的一切，我毫无感觉，理解不了。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是外在的现象。但是，随后，这一切又回到我的脑子里：地点、时间、口气、目光、动作和环境，我全回想起来了，毫无遗漏。于是，我根据别人做的或说的，发现别人是怎么想的，而且很少搞错。
我独自一人的时候，连自己的思想都把握不住，可想而知，在与别人交谈时，为了说话得体，必须同时立即想到成百上千种事情，我该是什么德性了。一想到谈话时还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而我至少要忘掉几条，这就足以把我给吓住了。我甚至弄不明白别的人是何以那么大胆，敢在众人面前说话，因为说话时必须字斟句酌，对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面面俱到，为了有把握不说出点会冒犯别人的话来，必须了解他们的性格，了解他们的历史。在这方面，生活在上流社会的人有一大长处：他们更清楚地知道什么话不该说，所以对自己说的就更有把握；就这样，他们还常常一不留神就说走了嘴，可想而知，从云山雾罩之中掉到这种场合的人会怎么样了：他几乎只要一开口说上一分钟，必然遭到驳斥。而在两人单独交谈时，我觉得还有另一种很尴尬的地方，更加糟糕，那就是必须不断地说：对方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必须回答，而当对方不说话的时候，你又得逗着他说。光是这种难以忍受的尴尬场面就让我厌恶社交了。我觉得没有比被逼着立即说话、总要说话更加可怕的窘迫了。我不知道这是否与我对任何约束的厌恶有关系，但是，硬是没话找话，那这就足以让我不可避免地要说蠢话了。
更加讨厌的是，当我无话可说，本该学会沉默的时候，我却像是早点还债似的，抢着说起来。我慌忙地、结巴地说出一些毫不连贯的话来，要是这些话一点意思都没有那倒也算了，可我本想掩愚藏拙，却偏偏很少不出丑的。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但我只举其中的一件。那不是我年轻时的事，而是我在上流社会生活了多年以后的事，那时候，只要可能的话，我总要摆出上流社会的从容不迫、谈笑风生的劲头。有一天晚上，我同两位贵妇和一个男子在一起，后者的名字说出来也无伤大雅，他就是贡托公爵大人。房间里没有别人，我竭力地想插上几句话。在四个人中，有三个肯定不需要我多嘴多舌的，天知道我都说了些什么！女主人让人送来一剂软糖式药剂，因为她的胃不好，每天都要吃两次药。另一位贵妇见她一脸苦相，便笑着说：“是特隆桑法国名医（1709—1781），1755年在日内瓦被任命为医学教授，而且，成了伏尔泰的医生。他以鸦片为原料配制的软糖药剂主要是用来医治性病的。先生的软糖式药剂吗？”女主人以同样的口吻回答说：“我想不是的。”聪明的卢梭殷勤地插言道：“我想这种药不怎么有效。”大家全都愣住了，谁都没有吭声，谁也都没有笑一笑。不一会儿，话题转了。这种蠢话要是冲着其他女人说的，可能也就是句玩笑话，可对一位非常可爱、容易遭人议论的女人这么说，就很可怕了，而我却是真的无意冒犯她的。我相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