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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3年的狂欢节，《乡村占卜者》在巴黎演出。在这之前，我抽空写了该剧的前奏曲和幕间歌舞。这个幕间歌舞如同印出来的那样，应该从头至尾都是舞蹈动作，而且是由一个主题贯穿始终，照我看，是提供了一些十分有趣的场景的。但是，当我把这个想法向歌剧院提出来时，人家连听都不想听，因此，只好按照惯常做法，编串一些歌舞，致使这个幕间歌舞虽然充满美妙的意趣，未使正剧逊色，但效果平平。我去掉了热利约特的宣叙曲，换上了我原先写的、现在印出的那一首。这首宣叙曲，我承认是有点法国化了，也就是说被演员们弄得拖沓了，但却根本没让任何人感到刺耳，而且，效果不在咏叹调之下，甚至使听众觉得与咏叹调并驾齐驱。我把我的剧本题献给了捍卫了该剧的杜克洛，并且声明，我将只题赠给他一个人。不过，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我后来又题赠给过别人一本书系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本，题赠给了日内瓦共和国。他应该因我做出这一例外的题赠而感到分外荣耀。
我有许多关于这个剧本的轶闻趣事，但我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说，没有时间在此多加赘述。也许有一天，我会在补篇中再来叙述一番的。然而，其中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谈，因为它可能与后面的事情有关。有一天，我在奥尔巴什男爵的工作室里看他的乐谱。在浏览了许多种类的乐谱之后，他指着一部羽管键琴曲集对我说：“这些是别人专为我写的曲子，品味极高，很适合演唱，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它们，也将见不到它们。您应该选上一首用到您的幕间歌舞上去。”我脑子里装着的歌曲和合唱曲的主题比所要用的多得多，所以我并未在意他的曲子。可是，他一再地催促我，所以，碍于情面，我便选了一段牧歌，把它压缩，改成三重唱，作柯莱特的女伴们上场时用。几个月之后，当《乡村占卜者》正在上演的时候，有一天，我走进格里姆家时，发现在他的羽管键琴旁聚着一些人。见我来了，格里姆便突然站了起来。我本能地朝他的琴谱架上看了一眼，看到了奥尔巴什男爵的那同一本曲集，正翻在他催促我采用、并向我保证永远不拿给他人的那支曲子上。在这之后不久，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举行演奏会，我又看见这同一本曲集翻开着放在主人的羽管键琴谱架上。无论格里姆还是别人，都没有跟我谈起过这支曲子，而我之所以在这里亲自提到它，也是因为不久之后，有谣传说我并不是《乡村占卜者》的作者。由于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音乐家，所以我深信，要不是我的那本《音乐辞曲》，人们肯定会说我根本不懂音乐的。
《乡村占卜者》上演前的一段时间，一些意大利滑稽剧团的演员来到巴黎。人们没有预测他们将会产生什么效果，就让他们在歌剧院舞台上演出了。尽管他们演技拙劣，乐队当时也一蹋糊涂，随意曲解他们的剧本，但是他们仍旧使得法国歌剧大为逊色，一直被压得缓不过气来。法国和意大利两种音乐在同一天、同一个舞台上演奏，使得法国听众茅塞顿开。在听了意大利音乐的那种热烈欢快的节奏之后，没有一个法国人再能忍受本国音乐的那种疲沓松垮了。意大利滑稽演员一演完，听众便都走光了。因此，迫不得已，只好改变演出顺序，让意大利滑稽演员压轴。那时，正在上演《厄格勒》、《皮格马利翁》、《天仙》，但都压不住阵。只有《乡村占卜者》还可以一比高低，即使排在《女仆情妇》意大利佩尔戈莱斯写的喜歌剧，于作者死后三年，1733年在拿不勒斯演出。之后演出，也能受到欢迎。当我在写幕间歌舞时，脑子里尽想着意大利的那些滑稽演员，是他们给予我以灵感，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人竟拿我的幕间歌舞去仔细比较。如果我是个剽窃者的话，那该有多少剽窃行径呀，人们要费多少心思去揭露呀！可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枉费心机了，没有在我的音乐中找到一点点他人的痕迹。我的所有歌曲，同所谓的原作比较起来，正如同我所创造的音乐特性一样，完全是崭新的。如果让蒙东维尔和拉摩去经受这种考验，那他们就要被批得体无完肤了。
那些滑稽演员为意大利音乐赢得了一批十分狂热的崇拜者。整个巴黎分成了两派，其激烈程度超过对于国家大事或宗教事务的争论。一派人多势众，由大人物、富人和女士们组成，积极支持法国音乐；另一派，更活跃，更自信，更激烈，由一些真正的行家、一些才华横溢、天赋极高的人组成。这一小伙人，经常聚集在歌剧院王后包厢下面。另一派则坐满了池座和正厅的其他地方，但其中心却是在国王的包厢下面。这著名的两大派系当时便因此而获得“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的绰号。争论日益激烈，还出了一些小册子。“国王之角”想开玩笑，但遭到了《小先知》格里姆于1753年1月匿名发表的抨击法国音乐的小册子。的嘲讽；他们想争论一番，可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卢梭于1753年11月出版的一本较长的抨击法国音乐的小册子。给驳得体无完肤。这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格里姆写的，另一本是我写的，是有关这场争论所幸存的惟一的两本，其余的全都不知下落了。
但是，大家不听我的辩解，一味地认为是出自我手的《小先知》，被一笑置之，作者未受到任何的责难。可《论法国音乐的信》却被认真看待，引起全民族对我发起攻击，认为我侮辱了法国音乐。这本小册子所引起的难以置信的效果真的值得塔西陀罗马大史学家（约55—120），卢梭曾译过他的《史书》第一卷。的神来之笔去描绘一番。当时正值议会与教会激烈争斗时期。议会刚被解散，形势一触即发，暴动迫在眉睫。那本小册子一出来，其他所有的争吵立即被湮没了，人们一心只想着法国音乐遇到危险，矛头全都指向了我。声势之大，令全法国至今仍记忆犹新。在宫中，犹豫的只是把我关进巴士底狱还是让我流放。要不是瓦耶即阿尔让松伯爵，1743年到1757年任军机大臣。自1749年起，监控巴黎的剧院、皇家印刷厂和国王图书馆。先生表示这样做会遭人耻笑的话，御旨便已下达了。当人们听说这本小册子也许阻止了一场革命时，会以为是痴人说梦。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全巴黎的人仍然可以作证，因为这桩奇闻异事距今还不超过15年。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令人尴尬的冷遇
人们虽然并未伤害我的自由，但却并未少侮辱我，连我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歌剧院的乐队想在我走出剧院时毫不客气地密谋干掉我。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我，可我反倒往歌剧院跑得更勤。我很久以后才知道，是跟我关系不错的火枪手队军官昂斯莱先生挫败了这一阴谋的，他瞒着我在散场时派人暗中保护我。市政厅刚刚接管歌剧院。巴黎市长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取消了我的长期入场券，而且其做法真是卑鄙透了，竟然在我进场时，当众阻拦我，逼得我只好买了一张池座票，免得那一天忍受被逼回头的羞辱。这种不公正的对待尤其令人气愤的是，我在把剧本让与他们时，惟一的条件就是享有永久性免费入场的权利，因为尽管这是所有作者应有的一种权利，而且我因双重资格拥有这一权利，但我是当着杜克洛先生的面特别提出来的。不错，我并未提出要求，人家就派歌剧院的出纳给我送来过50金路易作为酬金，但是，且莫说这50金路易根本就抵不上按规定我所应得的酬劳，它根本就与长期入场券毫不相干，那种长期入场券是明文规定了的，与酬金完全没有关系。这种行径简直是不公、蛮横到了极点，就连当时对我痛恨至极的公众也都为之震惊。昨天还辱骂我的人，第二天竟在正厅里高声叫喊：“剥夺一位理应享有、并可以要求双份的一位作者的长期入场权是可耻的。”意大利的那句谚句简直太对了：“人皆乐于仗义执言。”
这样一来，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要回自己的作品，因为人家违背了同我谈妥的条件。我为此写信给兼管歌剧院工作的阿尔让松先生。我在信中还夹了一份备忘录，理由是不容置辩的，但信和备忘录全未见答复，未起到任何作用。这个不公允的人所保持的沉默深印在我的心中，我原本就对他的品行和才能不怎么瞧得起，这样一来，我对他就更不屑一顾了。就这样，我的剧本被歌剧院扣下，但却把我因让出剧本而享有的权利给剥夺了。若是弱者对强者这样，那就算作偷盗；而强者对弱者如此，则只不过是据他人之财为己有罢了。
至于该剧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如果是换到别人，一定会得到四倍的酬劳，但它毕竟数目不小，足够我生活好几年的，从而填补了我那始终不很景气的抄谱的收入。我得到了国王赏赐的一百金路易；又从美景宫法王为其情妇蓬巴杜尔夫人修建的一座城堡，位于巴黎城郊。的演出得到了蓬巴杜尔夫人赏的50金路易，夫人在剧中还扮演了科兰一角；歌剧院给了50金路易，比索刻印剧本给了五百法郎。所以，这个幕间歌舞，只不过花了我几个星期，尽管我惨遭不幸且愚蠢笨拙，但还是几乎给我带来了与后来的《爱蜜尔》一样多的收益，可是我写《爱蜜尔》却思考了20年，光写就用了三年时间。不过，虽说这剧本给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却给我招致了无尽的烦恼。它是很久以后爆发出来的暗中嫉妒的原由。自从该剧获得成功之后，我在格里姆、狄德罗或者几乎所有我认识的文人中，再也看不到我在这之前一直认为他们对待我的那种诚挚、坦率，那种见到我时的兴奋了。我一走进男爵家，大家便停止畅谈，变成三三两两地在一起窃窃私语，以致我独自呆着，不知同谁说话好。这种令人尴尬的冷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