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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原始乐舞即和原始巫术、祭祀等活动结合无间的缘故，人们对乐舞乃至一些乐器所抱有的神秘思想可能产生得很早。国家产生以后，统治者便会利用和加强音乐神秘观，以便操纵、控制乐舞，用来加强其统治。保存下来的一些音乐神话故事便是这样的社会背景的产物。传说分为章节的大型乐舞《九辩》、《九歌》都是夏代国君启从天上得来的。我们从出土的战国初年（公元前5世纪）的乐器上，还能看到启的图象，似乎他那时已具有司音乐之神的地位了。又传说黄帝得到一种长得象牛，名字叫夔的动物，便用它的皮蒙鼓，用雷兽的骨头作鼓槌，敲打起来，〃声闻五百里〃，黄帝用这面鼓扬威天下。夔和雷兽都是想象中的神奇动物。那时的鼓，实际上和后世一样，多蒙牛皮，但也不乏用（今称扬子鳄）皮的，因此也成了神话材料。后来，夔转化成为主管音乐的〃人〃（神）。蒙鼓的夔成为主管音乐的神，应该看作是支配节奏的鼓这件乐器在乐舞中具有主宰作用的曲折反映。
贾湖骨笛的出土地点，靠近传说中夏代的夏台，这告诉我们，夏代的活动区域，正是中国音乐高水平发展的地区。传说中夏代乐舞明显超越前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剥去上述《九辩》、《九歌》是启从天上得来的神话成份，那么，就只剩下现实中的《九辩》、《九歌》确实无比瑰丽优美这一点了。唯其如此，才足以引发人们产生〃此曲只应天上有〃的遐想，并由此而进一步创造出神话来。
上古音乐——发展史（二）
（前16世纪…前221）这一段历史长达一千三百年左右，跨越商、西周、春秋、战国，直至秦统一中国。它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商代，西周以后则属后期。这两个时期既有共同之处，即以〃钟鼓之乐〃为主，又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商代活动的区域比夏代大得多，但中心地区仍在今河南一带，和夏代一样。所以商直接继承了夏的音乐，并不断地向前发展，把它推到令人瞩目的高度。
商代社会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尊事鬼神。虽说是〃殷因于夏礼〃（《论语·为政》），祭祀等巫术活动的繁复却是大大超过夏代的，所以史家对之有〃巫文化〃之称。凡祭祀等〃礼〃，举行时必然要伴以歌舞，这是从原始时期以来的传统，古人所谓〃礼没有乐伴随便不能施行〃的话，正是对于这种传统作的总结。即使晚至西汉中期（公元前二世纪），哪怕是穷荒之地，在祭祀当地的土地神时，依然要敲打起瓦瓶瓦盆伴奏，齐声歌唱。早在商代就更不用说，祭祀等巫术活动是一定要伴有隆重的乐舞的。商代的另一个社会特点恰恰是崇尚乐舞。商人以音乐与神鬼对话，是认认真真唱给神鬼听的。乐舞成为人们进献、事奉、娱乐神鬼，以使人神沟通的重要手段。
上古音乐——发展史（三）
商代乐舞，流行于后代并见于古代史书的有《桑林》和《劐》（〃劐〃去〃刂〃加〃氵〃）。〃桑林〃本是一种大型的、国家级的祭祀活动，性质与祭〃社〃（土地神）同。直到春秋的墨子时代（约公元前5世纪），〃桑林〃仍是万人瞩目的盛大祭祀活动。〃桑林〃之祭所用的乐舞，也就沿用其祭名，称为《桑林》了。《庄子·养生主第三》曾用十分流畅的笔调描写过庖丁解牛时的动作、节奏、音响〃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据其间接描述我们不难知道，《桑林》乐舞既强而有力，又轻捷灵巧，而且音乐震撼人心。
《劐》（〃劐〃去〃刂〃加〃氵〃）在周代被用来祭祀周的先母姜，其内容应与这一祭祀性质有关。我们知道商也有一位先母，名叫简狄，传说简狄在水边洗浴时，遇见玄鸟下蛋，简狄吞下了玄鸟蛋，便生下了商的祖先契。所以《诗经·商颂》说：〃天生玄鸟，降而生商。〃看来玄鸟是商的图腾。〃劐〃（〃劐〃去〃刂〃加〃氵〃）字的甲骨文字形即是一短尾鸟（隹），两边加上水滴，与玄鸟翔于水上正相符合。推断《劐》（〃劐〃去〃刂〃加〃氵〃）的内容应与简狄和玄鸟的故事有关。惟其如此，周代才会用它来祭先母姜。除传世文献外，甲骨文中也记录有一些祭祀乐舞，但过于简略，很难详考。例如《雩》，我们只知道它是求雨的祭祀性乐舞，而且从古代汉字的结构规律可推断，它是一种规模很大的乐舞，因为古代汉字中凡是以〃于〃这个符号表示读音的字，其词义差不多都含有〃大〃的意思。商代音乐发展水平之高，从乐器上也可窥知一二。夏代音乐虽较原始时期有了明显提高，但夏代乐器，从相当于夏的时间和地点的出土物来看，无论品种和质量，都还没有在原始乐器的基础上得到大幅度提高（希望这不会是因为至今的出土物尚不具有代表性而产生的误断）。商代的乐器却已十分神气，可算是〃有声有色〃的了。
上古音乐——发展史（四）
商代的乐器，在当时既重要，对后世影响又深远的当数钟和磬。用青铜铸造的商钟（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比例很讲究），其横截面不是圆形或椭圆形，而是橄榄形（但两端要更尖些），构成它主体的两孤形板片形状有点象中国的瓦，所以人们称之为〃合瓦形〃。这个名称在西方是不太好理解的，因为他们不用这样的瓦。正是这种〃合瓦形〃结构，构成了中国钟的一大特色，而且为在同一个钟的不同部位敲击出两个不同音高的音提供了最隹前提。〃合瓦形〃结构在商代以前的遗址中至今还没有被发现过，它很可能是商人的一大发明。商钟极少单独使用，基本上是成组的，大多为三个一组，并以其中空的柄套入木（？）架的竖着的棒中，即植置，与后世的钟悬吊于架上相反。如果在靠近钟口部的正中（1/2）和左或右（1/4）处敲击，商钟已有不少能发两个不同的音，历史时代早些的，两音之间以大二度关系居多，后来则以小三度关系居多。这种倾向和规律性现象，恐怕不能说是毫无意识的〃偶然〃现象，而应承认：商代的乐器制造家和演奏家，已开始有意识地铸造并使用这些钟上的另一个音了。经测音可知，有些三个一组的商钟，已具备五声音阶的五个音。
磬是用石块打制成的。上钻一孔，吊起敲击。磬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即有出土，一般单个存在，打制则比较粗糙。在石器时代，石制的磬是比较突出的发音响亮，穿透性强（不易被其它声音淹没，传得远），又不易败坏的乐器。大约因此而在社会上享有较大的知名度。所以商代甲骨文声音的声字，就是〃画〃一个吊着的磬，旁边再〃画〃一只耳朵（或加〃画〃一手执槌敲打）来表示的。这等于说，磬可以作为发〃声〃的代表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商代的磬也制作得越来越精美。例如，1950年发掘河南安阳武官村一号大墓，出土的伏虎纹石磬，长84厘米，高42厘米，厚2。5厘米，是用白而带青的大理石经精雕细磨而成的，外观庄重端雅。磬的一面以细双线刻一伏虎图案，姿态优美，设计巧妙，与器形浑然融为一体。即使以现代的审美眼光看，整个磬也不失为一件上等的工艺品。经测音，它的音高比＃c1略高。发音浑厚洪亮，音色近似青铜，并有较长的延续音。这枚伏虎纹大石磬是单件，不成组，这样的磬又称特磬。特磬以单音加入演奏，只能起加强节奏和强调稳定音的作用，这是它作为能发一定音高的乐器的欠缺之处。但商代成组的编磬尚未发展成熟，这个题目，要留待周代去完成了。
上古音乐——发展史（五）
商代的鼓也很有特色。现存仅两件，都是以青铜铸的仿木鼓。一件是传世品，鼓面皮纹十分清晰；另一件1977年出土于湖北崇阳，鼓面光洁无纹，应是仿牛（？）皮面。这两件鼓仿制得逼真，但限于系青铜铸造，比起它们的原型木制鼓来，恐怕要小得多，不过我们仍可以由它们而看到商代木鼓制作的精美，绘饰的华丽，尤其是它的形制，其侧面（木腔面）形状与商代甲骨文之鼓字字形正相仿佛。
甲骨文中另有一些字，专家考证它们应是乐器，其中有簧管乐器竽，多管编排的乐器龠等，该是可信的，但因为竹器易朽，至今不能见到当时的实物。
商代高度发展的音乐，为周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周族的文化本不及商，其文化技术均取之于商。周灭商以后，在商的中心地区分封了卫国，而没有把自己的政治中心迁到商地去。周的音乐，也就是岐周（今陕西关中一带）的本土音乐，即是其原有的音乐。大约是出于笼络人心，缓和氏族矛盾的目的，周人往往自称〃夏人〃，后来因为〃夏〃、〃雅〃两个字那时读音一样，习惯上便把周人的所谓〃夏〃写成了〃雅〃（这至少有利于把前后相差好几百年的两个〃夏〃相区别）。所以〃雅言〃就是周地的语言（音）；〃雅诗〃（《诗经》中的大、小《雅》）就是周地的诗；〃雅乐〃，其实也就是周地的音乐（舞蹈）。
上古音乐——发展史（六）
周代是最早对〃礼〃（祭祀、朝飨等仪式）和〃乐〃（伴随〃礼〃进行的乐舞）作出规定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制定礼乐。据说这一重大措施是周初的大政治家周公开始颁行的。礼乐制度影响及于其后几千年一直到清代结束，每个时代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但理论上都以周为法式却是一律的。如果说商代人尊事鬼神的话，那么周代人尊事的则是礼，对于鬼神，却是虽敬但却〃远之〃的。周代的礼乐制度有两条基本内容，一是规定等级，二是规定伴随礼的乐舞基本是雅乐。
因为礼乐完全是局限于社会上层的活动，所以，为了了解周的礼乐制度，有必要先了解其社会上层的结构。从历史上考察，商代就有分封诸侯的现象，因为领土大了，分封便于统治。但商代没有把自己的同姓封到各地去。周代也搞分封，应该说是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