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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上万的苏联人，但收效甚微。他们的叙述各不相同，可信度并不高。德国投降后，纳粹拍摄的苏联工厂核军事基地的照片被海运到华盛顿，但都已经过时了。
自1953年1月上任后，因为缺乏对苏联，不管是克里姆林宫政治还是苏联军事力量的确凿情报，艾森豪威尔总统经常抱怨，有时甚至大发雷霆。二战时的欧洲战争使他明白，对敌情了解不足时采取行动是多么的冒险。安德鲁·J。古得佩斯特将军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的大部分时间内一直任参谋书记，他说：“在‘突出部战役’（阿登战役）中，德国秘密聚集了主要兵力，盟军却一无所知，这给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深刻的印象，让他明白了情报的价值和局限性，以及放松警惕的危险性。”
第一部分第二章 战略情报的起源（1）
1953年3月6日，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总统组阁，他情绪极坏。“从1946年起，”他说，“我知道所有的所谓专家就一直胡扯，说斯大林死后会怎样，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应该怎样怎样。好了，现在他已经死了，你们可以翻出政府文件，徒劳无功地去找寻任何成形的计划，我们没有任何计划，我们甚至都不能确定他死与不死到底有何不同。”
4月底，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内阁说：“倘若敌人来进攻，我们根本不能确切知道什么时候会遭到攻击。”
缺乏关于苏联军事力量的可靠情报令人痛苦和不安。预测外国领导人的意图简直是不可能的，这也永远是任何情报机关最艰巨的任务。但是，数数机场上的轰炸机或者海军基地的战舰数量，由此测定苏联的导弹计划进行状况，看来还是尚可达到的目标。然而在1954年，仅通过侦察方法，却已是不可实现的了。
中情局费劲作出了关于苏联军事力量的报告，但这些被称《国家情报分析报告》的绝密文件却往往只是貌似权威。事实上，那些数字毫无准确性，比基于经验的其他关于苏联拥有或未来几年将拥有多少原子弹或远程炸弹的猜测高明不了多少。那些准备报告的分析家们几乎没有掌握到什么可靠的事实。
毫不奇怪，可靠情报的缺乏会导致对苏联军事力量预测的不同版本，中情局的预测总是很保守，而空军总是很激进，警告说莫斯科正超过华盛顿，且可能很快就遥遥领先于美国。勒梅将军几年来一直在敲警钟，其他念念不忘支持他们增加预算要求的有关空军官员，也在向国会领导提供耸人听闻的关于苏联空军规模和导弹射程的不断增长的预测。
这些暗示都令人沮丧。艾森豪威尔总统不知道苏联是否正准备攻打美国。他盼望得到哪怕是一点点预警也好，以此来判断进攻是否就在眼前。他也没有关于莫斯科有多少核武器和能直达美国本土的运载系统的可靠信息。1951年，一份关于美国防御能力的高级研究报告，其令人震惊的结论部分倒是非常正确：“美国对抗空袭防御系统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对我们的防御目标的了解。敌方掌握着主动权，我们的情报机关对他们的计划一无所知，我们只是被零星告知敌方的当前力量。而且，对于他们未来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些猜测：如果他们愿意，他们能够做任何我们能想像得到的事。
在原子时代，这样的无知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美国已经在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中付出了缺乏情报的代价。艾森豪威尔总统知道苏联的核突袭对美国及其军事力量的破坏将远比日本偷袭珍珠港大得多。一年后，在日内瓦的一次世界领导人高峰会议上，他说：“突袭的破坏性将远比人类迄今所知的任何破坏力都要大得多。”
预料中的破坏程度不可思议。一次核攻击将炸毁许多城市，炸死数百万的美国人，破坏大部分的工业基地，使食物和水都变得有毒，使经济制度陷于瘫痪。一半以上的人都需要医疗。经济很可能会崩溃，政府也可能解散。如果有一颗10兆吨的炸弹在华盛顿上空爆炸，就会有100万人被炸死或炸伤，首都将变成一片瓦砾堆，而联邦政府也只能重组。
即使不会有这样的攻击，但情报匮乏所带来的恐惧也会无形地削弱美国。面对这样严重的威胁，白宫别无选择，只有竭尽全力去保卫祖国。但是没有关于苏联进攻和防御力量的可靠情报，国家就可能冒着建造不匹配的防御设施和武器，或在不必要的项目上浪费投资的风险。这将不仅仅造成国库空虚，同时也会危害到整个经济和美国民主的健康。
面对种种可能性带来的后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备受折磨。1953年4月16日，斯大林死后一个月，他曾在美国报纸编辑学会的一次演说中明确表示了这种忧虑。
“最令人担忧和最可能出现的前景概括起来都很简单，”他告诉那些聚集到斯塔特勒饭店的新闻从业者们。
“最令人担忧的是核战争。”
“最可能的后果将是：终我们一生，都充满着恐惧和紧张。耗尽人力财力以制造武器，美国或苏联或任何其他体制，想实现全人类真正的富裕和幸福都是白费力气。”
“制造的每一杆枪，下水的每一条战船，发射的每一枚火箭，在最终意义上，只是象征着对那些饥寒交迫的民众的盗窃和搜刮。”
“一颗重型炸弹的造价足够在30个城市各建一所学校。”
“足够建设两个发电厂，每个都能满足一个6万人的城镇用电量。”
“或两家设备精良的医院。”
“或约50英里长的混凝土高速公路。”
“一架轰炸机的造价是50蒲式耳小麦。”
“一艘带有新式舱的驱逐舰的花费足以为8 000多人提供住房。”
“我再说一遍，这是就目前世界发展趋势来看最好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什么生活方式，在战争威胁的阴云下，人类被吊在钢铁铸成的十字架上。”
想要消除这些压力，关键是获得更多情报。多产的发明家——快速成像照相术发明者埃德温·兰德在新侦察技术发展中起着中枢作用，他后来总结说：“想要防御所有可能的威胁，我们可真是承受不起。”兰德说：“我们必须精确地知道威胁来自何方，才能集中资源来对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扛得住冷战。”
或许我们得感谢特雷弗·加德纳，当哈尔·奥斯汀1954年5月8日死里逃生的消息传回华盛顿时，白宫终于开启了情报收集新时代的大门。听了加德纳措辞严厉的陈述后，李·杜布里奇邀请他在下次科学顾问委员会会议上讲演。加德纳给委员会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杜布里奇很快就和阿瑟·弗莱明商量——弗莱明是负责委员会工作的白宫机构国防动员署的领导。弗莱明则进一步建议顾问委员会觐见艾森豪威尔总统。
1954年3月27日，周六上午9点半，会议在白宫内阁会议室举行。杜布里奇在其他13名委员会成员的陪同下参加会议，陪同人员有一些是国家的权威科学家和科研管理官员，他们是：美国科学院院长戴特莱夫·布朗克，贝尔实验室负责人奥列弗·E。巴克雷，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家I。I。拉比等。除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一贯拥护并负责新军事技术研发的国防部助理部长唐纳德·A。夸雷斯也从机关赶来参加了会议。
艾森豪威尔总统告诉委员会去年发现了苏联远程喷气式轰炸机“野牛”。他警告说此新式飞机可能最终会用于对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同时也是科学委员会成员的詹姆斯·R。小基利安后来回忆那次谈话时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把讨论引到突袭美国的危险性上，强调他对降低军事突袭的可能性的极度忧虑。他警告说先进武器已使封闭的敌国更容易秘密策划攻击，并且由此抢占了开放社会尚未拥有的优势。”
艾森豪威尔总统告诉那组人：“任何对美国安全负责的人，对当前形势都会十分不满。”他需要委员会提供关于如何应对突袭威胁的建议。
看问题的新视角和改进方法似乎还颇有可取之处。杜布里奇要求基利安尽快到剑桥与住在东北的委员会成员会面。4月15日，周三，包括奥列弗·巴克雷和埃德温·兰德在内的一个工作小组聚集在位于剑桥的基利安的办公室里。他们同意组建一个特别工作组来检查美国的反突袭军备弱点，然后提出降低风险的措施。当哈尔·奥斯汀飞越摩尔曼斯克的时候，那些建议还正等着总统批示，然而不久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便同意了。
前一日，越南军队在围困奠边府55天之后，成功地突破了法军的防守，结束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能想像到，胡志明军队的这次胜利对后来美国在越南漫长而痛苦的战争的影响。但法国的失败确确实实增加了华盛顿对东南亚共产主义发展的恐惧。在去马里兰郊区的燃烧之树俱乐部打高尔夫之前，艾森豪威尔总统把他的最高国家安全助手召集到内阁办公室，让他们仔细审度越南的局势。
就国内而言，首都乃至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对美军将领之忠诚度的谩骂与攻击：美国军队和政府成了麦卡锡反肃共产主义的最新前沿阵地。艾森豪威尔总统虽然当时没作出反应，但很强烈地质疑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的做法，甚至连麦卡锡在国会的一些盟友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也对他的手段提出疑问。
直到1954年春，大多数美国人才刚刚开始意识到突袭的危险性。5月1日，星期六，奥斯汀飞行一周前，“野牛”轰炸机在一年一度的国际劳动节游行中，在红场上空进行了首次公开飞行。虽然只有一架轰炸机参与了莫斯科上空的飞行表演，但因为它1953年首次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