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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的优劣或“好”、“差”所作的虽欠妥当，但堪称坦率而真诚的
评断；方流芳关于律师业的起落与民权的兴衰能否“相印证”的怀疑、
关于法律连续性对法学教育之影响的见解、关于错案赔偿作为保护民权
的措施可能产生相反效果的见解，以及他对正当程序权利的关注；胡旭
晟对“权利”概念里“价值预设”成分的体悟；赵晓力关于霍菲尔德的
权利概念可能对解释中国人的权利强弱度具有意义的见解以及他对体现
社会正义的“制度安排”的关注；梁治平对“出一口气”、“尊严”、
“正义”这三个概念从语义角度提出的疑问以及他对学者的社会角色的
敏感等。我要特别感谢邓正来。在《中国人权利发展研究的理想与现实
——评＜走向权利的时代＞》一文里，他试图去描述这本书的“理想”，
并着重对我写的“绪论”的第三部分做了细致的解读。这是一篇写得认
真且见功力的文章。尽管我不同意他的某些理解和推断（如把“权利的
社会理论”的理论来源归结为“两个西方理论”、并认为对其中的一个
解读有误等），但在读邓文时，我多有会意。古人曰：“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有人知你所知之得失，且可知你所不知之得失，其乐融
融也。
总的说来，这一期主题书评对《权利》一书的批评还是很不够的。
就原书的作者们来讲，据我所知，自前年年底完稿以来，大多数学者都
在以各自的方式继续研究，即在自我反省、谋求改进，怀有对批评的期
待。《权利》一书尽管凝含着许多作者的努力和相濡以沫的风尚，但作
为一本研究当代中国人权利发展的书，它无疑是很初步的。而且，作为
十八位学者的初步成果的汇集，还留有诸多的遗憾，如，调查得来的绝
大部分第一手材料尚未在该书里分析和使用；有些在调查与研究中下过
真功夫的学者只能在该书里展示他们的部分成果；各篇论文的水平、角
度、方法也不大整齐。诚然，一本书只能担当作为一本书的特定使命，
但就我个人来讲，在交付出版后，对其中的遗憾或先天不足，一直是念
念不忘的。我曾在“绪论”里坦陈：“这本书展示的只是研究成果的一
部分”，同时，“我们自身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包括理论准备和方法训练
不足在内的诸多条件的限制。我们只能把自己的每一次研究活动看作理
论进步的无数环节或过程中的一个”（原书页39）。问题在于：我们的
理论与方法究竟能否和能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一个“理论进步的环节”，
有许多是我们不自知的，这只能通过严肃的学术批评来发现和弥补。
学者们的评论为我们昭示了反省既往、获取新知的途径或契机。这
些批评意见至少对我本人做好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同
时，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期主题书评里的三篇主要文章，即朱苏力写
的《读＜走向权利的时代＞——兼论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些问
题》、梁治平写的发言稿，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邓正来的文章，离我们
对批评的期待，的确还有较大的距离。他们基本上没有对该书的主题即
关于权利的研究给予实质性的批评。这是很奇怪的。在大约四十页的批
评文字里，他们的兴奋点，一方面在于对某些文章的“好”“较好”“差”
“最差”以及整个研究“成功”“不很成功”或“失败”下断语，另一
方面似乎主要在于谈论这样一类的问题：研究中国人的权利发展有无学
术意义？中国人的权利有发展无发展？能不能讲权利发展或进化？从社
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权利有什么意义？律师、法官制度与权利发展有无
关系？做社会调查有什么意义？社会调查有哪些方法？这些方法会有哪
些缺陷？在中国做又有什么样的困难？为什么要把假设与论证结合起
来？以及为什么要注意总结中国的特殊经验，从阐释西洋法理转向研究
本土的问题？为什么又要注意与国际学术接轨，吸取外国学者在理论和
方法上的成就？这一类问题，在四年前课题酝酿和设立之初都大体上已
经过反复的论证，在该书“前言”“绪论”以及该书另外两位负责人在
座谈会上的发言里，也基本上作了陈述，现在又复谈论，当然有益无害。
问题在于，倘若对《权利》一书的学术评论主要限于这类话题，便显然
是不够的了，该书研究的是权利，不是其他，如邓文注释列入的目录所
示，是关于权利的历史、观念、保护机制（律师业、法官制度、调解制
度）以及权利体系（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刑法体系里的公民权利、刑
事被告人的权利、女工的权利、“民告官”的权利、乡村女童受教育的
权利以及乡民的公法权利）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我禁不住问自己，在对
这些方面的具体研究及其所涉及的专门知识和国内外相应的学术进展有
一定的了解和评估之前，这几位年轻学者为什么要热衷于做一些既不切
题又大而无当的评论呢？而且，他们为什么在做评论时似乎都持有某些
与该书的主题和写法本身其实并无多少关系的错觉或先见，如认为该书
的成果是“社会调查报告”，或者本该是关于一条街道、一个村庄的写
实，然后又基于这些先见而展开评论呢？倘若该书真是关于一条街道、
一个村庄的局部写实，对于描述和解释“中国公民权利发展”又有多少
意义呢？
这让我想起先前读过的一篇评论《红楼梦》的文章。该文非要把写
刘姥姥当成《红楼梦》“真正的、有意义的主题”，并责备作者为什么
不铺开写刘姥姥的“家里事”。我想，倘若那样的话，“红楼梦”也就
成了“村头梦”。读了这几篇主要的评论文章，又有类似的感受。答复
这类评论，真有些让我为难。起初，除了致谢，我无意回应。在我看来，
出书如生子，成败功过皆是任人评说的。评论者的见地和风格正常也好，
“异常”也罢，乃是乐山乐水、见仁见智。对评论者是不可以求全责备
的，只要他们能为读者提供一些原书所未能提供的新知识并对原书作者
有所启发。再说，在一个需要鼓励大胆的学术批评的环境里，回应大胆
的批评者，总难免“叶公好龙”之嫌。不过，后来，我还是渐渐改变了
初衷。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师友和有关人士（包括《中国书评》的邓
正来主编）希望我发表意见，美国的某些学者读了《书评》后也建议我
说几句，并把“回应”看作对谋求中国学术批评规范化的一种责任。这
样一来，不作回应不单不恭，简直成了逃避学术责任了。另一方面，是
因为前述三篇文章除了缺乏实质性批评外，还对原书有一些算得上严重
的误解和误读。作为该书的一个负责人，我想自己也的确有责任既对评
论者、也为原书作者们说几句，并借些就该书的有关问题向读者们征求
更多的批评。当然，对我个人来讲，这无疑也是一个自省的机会。
或许更为主要的缘由是，这三篇文章涉及到一些与繁荣学术相关的
一般性问题，如权利发展研究应该关注和解决哪些问题？什么是“法律
社会学研究”？什么是“西方的学术概念”？什么是“本土化”？在中
国改革发展中，法学思考者以怎样的心态和方法做研究？以及，学术评
论是否应该遵守学术规范？严格说来，这些问题是很基本的，但是，在
拜读了主要的评论文章后，我感到确有谈一些的必要。
二、关于该书的主题
主要的评论者对该书的主题作了一些“假定”。梁治平的文章列举
书中的律师研究和权利观念研究，以为这些研究不过是为了“论证权利
发展的理想模式”。所以，他表示理解不了有的作者为什么关注“病态
的权利心理”（《书评》页46）。朱苏力的批评更直接些。按他的理解，
该书有“两个基本理论假设”，一是权利进化为一普适过程，二是1978
年以来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公民权利有了很大发展，而且，这两个“理
论预设”又不是作为“理论假说”，而是作为“指导原则和理论框架”。
据此，他便推断这项研究“变成了一种命题作文”（《书评》页22），
“本书的许多作者或多或少地都呈现出一种倾向：批评历史，赞美当代”
（同上页24）。这样，在他们看来，该书的主题似乎便成了通过社会调
查找材料去“印证”权利发展，或为中国公民权利的发展唱赞歌了。
我不大能理解这两位评论者为什么对该书作如此简单化的解读。不
同心态和情趣的人或许如鲁迅先生所说，可以从《红楼梦》里读出不同
的主题来，我想《权利》作为一本由平常人合作的平常的文集，是不至
如此的。无论是作者们的研究，还是本书的“前言”、“绪论”，都明
白无误地表达了该书所要做的事情是，“在把握社会发展与权利发展的
互动关系的前提下，描述和解释在我国现阶段权利观念、权利体系和权
利保护机制成长的过程和规律，以增进我们的知识”（“绪论”），同
时，就中国人权利发展的观念和制度途径（ide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提出若干见解和建议”（“前言”），“以便
更加朋智地通过加强权利保护来促进社会发展，通过社会发展来谋求更
多的社会正义”（“绪论”页38）。显然，这是一件严肃而艰巨的学术
工作，作者们所关心的和实际所做的是如何实事求是地分析现实，批评
非正义的不合理的事物，解释和谋求权利观念、体系和保护机制的发展。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我们很想听到一些与主题相关的批评，例如，从
权利的观念、体系和保护机制这三个方面切入主题是否妥当？关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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