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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中国社团组织与政府关系问题的研究还大有文章可做。
三
在书评的最后部分，我们试图回答上一节遗留的问题，即为什么在
作者选择的方法框架内，无法处理社团半官半民特征的复杂性（由此导
致大量的彼此不相兼容的论述）？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化解
《社团》内在的逻辑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为社团研究的深入进行寻找
新的途径。
为了叙说的方便，我们不妨沿循《社团》一书的研究脉络，来诊断
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开篇阐叙了社团研究的重要性后，作者向我们说明了该研究关注
的三个理论问题：（1）怎样认识社团的性质和作用（页6）；（2）社团
发展与体系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页9）；（3）社团发展与组织体系现
代化的关系（页10）。这三个问题用研究疑问的方式表达出来，便是“这
些新兴的组织（指社团…引者注）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他们是一种什么
性质的组织，具有什么功能，为什么能够如此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经济生
活的诸多领域中；组织体系的新的分权和分工体制与他们的发展有什么
关系，他们是一种新的组织纽带和整合力量吗？他们有可能成为未来中
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变革乃至组织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坚力量吗？”（页5）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将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转化为经验层次上
可操作（验证）的具体命题？换言之，也就是在什么层次上将理论问题
与经验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由于作者提出的理论问题层次很高，其涉
盖面相当广泛。因此，在具体的研究操作过程中，便必须将研究的领域
或范围加以自觉的限定（研究人员所拥有的资金、时间、研究手段和人
力资源等也是显见的制约因素）。这种限定表现为一个渐渐逼近的选择
和排除过程，其繁约程度通常与研究课题本身的复杂性相关。但是，各
别研究无论怎样的不同，至少在两个方面是相同的，即（1）研究领域的
划定，和（2）分析单位的选择。这两个环节处理得恰当与否，直接影响
着研究目的的实现程度。
《社团》一书的作者在处理第一个环节方面，显然非常自觉。作者
首先根据现实的条件，决定采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个案法，将浙江省的
萧山市作为有代表性的典型社区（研究范围的空间或地域限定）。然后，
进行研究范围的问题限定。在书的导言部分，作者指出：“作为一个专
题研究，我们不可能回答有关社团发展和组织体系变迁的全部问题”，
所选定的研究“主要涉及改革与社团发展的关系及其特定问题”（页18—9）。
关于第二个方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正面的论述（笔者无法判断作
者们对此一问题的考虑程度）。但从全书的总体情形看，作者似乎将调
查社区中的所有社团作为分析和论述的基本单位，而不是社团中的某一
特殊类别。这种研究设计和对象的处理方式，即将性质和功能各不相同
的社团类型进行统合化处理，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改革与中国社团的关
系，我们认为是《社团》一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一定意
义上，甚至可以说，全书中出现的其他诸般问题无不与这一方法（论）
方面的缺陷紧密相关。
将社团现象整体作为论述单位，势必无法恰当地处理社团现象内部
的复杂性，从而减弱了理论研究应该具有的深度和逻辑力量。这里，核
心的见解可以简要地概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政府与社团的关系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并呈现不同的性质状
态。具体说来，不同类型的社团由于在成员来源、组织性质、具体功能、
与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等等方面存在着众多差异。由此，它们
在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承当的作用是不同的。在某种意
义上，这种差异不但反映了它们在目前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也在相
当程度上规定了其在未来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
其次，社团内部的这些差异特征应该提升到研究方法的高度来加以
把握。［11］也就是说，对社团进行类别化处理是讨论这种关系的合理
前提，而不应当眉毛胡子一把抓，把所有的社团都纳入同一个筐筐中来
处理。只有对社团进行前提性的类型区分，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性
的考察研究，才能真正揭示改革进程中社团与组织体系变革之间的关
系；才能发现（或找不到）突破改革瓶颈或避免入陷阱的关键；才能确
定什么样的社团能够（或不能）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变革乃
至组织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坚力量”（页5）。作者曾提及“社团的区域类
型比较在社团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页19），令人困惑的是：为什
么不进一步发问：（同一区域内）不同类别的社团之比较研究有什么意
义？（正是这一忽视产生了如此诸般的问题。）
质言之，为了回答作者提出的问题，研究或分析单位的选择不应该
定位于笼统的社团上，而应该“下降”一个层次，亦即基于不同类型的
社团组织。具体说来，这一分析单位的确定包括两个过程：第一，对改
革前就存在的社团和新兴出现的社团区别开来；其次，在新兴社团内部
进行科学、准确的分类。第一种区分的必要性是由研究问题本身规定的，
即新兴社团与改革的关系（页5）；第二种区分则为我们分析社团的不同
性质和功能、它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在新旧体制转化
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和能发挥的作用提供了可能。
遗憾的是，《社团》一书由于上面提及的问题，在处理这两个区分
方面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缺陷。在第一个区分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自身
逻辑的不一致。作者显然迁就了所下的社团定义，将改革前存在的社团
与改革后出现的新兴社团进行混合包装。从研究逻辑上说，若要考察新
兴社团与改革的关系，那么将老社团排除在外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将后
者包括进来，既伤害了研究命题的准确性和清晰性，同时也无利于研究
目标的实现。在第二个区分方面，虽然作者依据不同的标准（功能、联
结纽带和民间性程度等）对社团进行较为详细的分类，而且这些分类也
确实很有意义。但是，这种分类并没有在整个研究设计中起到应有的作
用。对于作者来说，它并不具有特殊的研究方法意义，而只是作者对社
团现象加以总体性（因而也是一般性）概述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因此，
这种分类处理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研究潜力，由于作者所选择的视角和
分析单位定位的局限，而无法得以展现。
《社团》研究在方法上存在的这一微小缺陷，所造成的负面作用却
是很大的。它为作者制造了好多论述矛盾和难以协调的窘境，更为重要
的是，它使作者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设置了不该
有的障碍。
注释
［1］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虽然已经发表了许多的书籍和论文，但是其中不同观点的分歧并
没有随文字数量的增多而减少。详细讨论这方面的问题，非本文所能力逮。大陆有兴趣的读者可
参见邓正来为他和J。Alexander 编辑的《市民社会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市民社会的研
究》序言”载于《中国书评》1995 年9 月总第七期，页106—123）。这里要强调的是，并非所
有的市民社会论者都与高登·怀特教授的观点一致。
［2］。。 怀特教授根据此一研究，在1993 年1 月号的《澳中》（The Australian Journalof China
Affairs）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希望：萧山市的个案研究”（Prospects for civilsociety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Xiaoshan City）一文。该文后收入 David S。Goodman 和
Bereley Hooper 主编的《中国静悄悄的革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新互动》（China’s QuietRevolution：new interactions between state andsociety）一书。Longman Cheshire，
Melbourne，1994年
［3］见上书，页 197。eshire，Melbourne，1994 年
［4］基于萧山市社团（主要是半官半民类型）的经验研究，怀特教授指出：与改革引发的
社会经济变化相契合，在国家和经济活动者之间，开始出现了一个社会空间；在国家和新的非国
家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中，与此相平行的转向亦已发生。但是，经济改革不彻底的背景下，国家
继续保持很大的权力，并致力于占领这一新的社会空间。国家通过鼓励（作为中介体的）社会组
织体制化，将新出现的、分散的经济权力资源组织起来。因此，虽然有的社团以自下而上的方式
形成，但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上层。结果，新型的社团组织包含有矛盾的因素，社会组织表现为双
重性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增长着的双轨性：
首先，新兴的社会组织在“公域”和“私域”之间并不具有清晰的区分，相反，它们是两
者的混合体，其中公域仍然占主导地位。
其次，这些社团不能视作“独立”的组织，但确实（在不同程度上）拥有反映其中介地位
的有限自主领域。从国家的角度看，任何以国家主义方式来控制社会组织的企图，将产生相反的
结果，因为在经济双轨制的条件下，控制和服从之间存在一种平衡关系。
第三，在任何意义上，这些组织不能视为“压力集团”或“利益集团”。虽然社会组织并
不完全依赖或附属于官僚“保护人”，它们确实从成员的利益出发，具有影响国家组织和国家政
策的机会。然而，从社会组织的角度看，其自主性与影响力之间存在一种此长彼消的平衡关系。
社团领导人常常感到，扩大自己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