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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无论是当初撰写此书时的努力,还是今天的发言和积极回应态度。
当然,也应当感谢其他几位先生的参与。
此外,着眼于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似乎可以从大家今天的发言中总
结出下述一些共识之处,也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1)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结构——功能”与“冲突”范式一直是
社会学的两大范式,在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与阐释过程中,我们不能因强
调一种范式而忽略掉另一种范式。就前者而言,其优点在于极充分而全
面地考察各变量间的勾连,以结构和功能分析替代了简单的因果分析,
同时它也因很难解释变迁的“静态”特点而遭批判;至于后者,其优越
之处在于能阐明社会现象的发生学原因及内在理路,但同时它也会因关
注某几个变量而忽略掉另一些“似乎不重要”的因子。因而正象一枚硬
币有它的正反两面,这两种范式均有“优点”及“不足”,这就要求我
们在社会学的分析中设法整合好这两种范式,而如何能整合它们以达到
恰当而又有效的分析,这既是社会学中一直所关注的问题,也可能是中
国论者在具体的研究中所应加以考量的问题。
(2)研究策略上,是纯粹的经验归纳(从原始材料直接归纳出概念、
命题乃至范式)、纯粹的逻辑演绎(以范式、命题推导出结论),还是
归纳与演绎相结合都不一定重要,重要的可能是:研究为一个“滚动向
前”的过程,要想使研究具有充分的学术意义,研究者必须认清自己的
研究于“科学环”和学术共同体中的定位点。
(3)研究方法上,研究与分析的单位可能须与作出推论的单位相一
致,研究者在搜集与分析资料的过程中,不能藉偷换分析单位以达到自
己“理想”的结果。此外,研究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且区分出自己的预
设与欲待分析的结果。
(4)研究取向上,对于相对动态的社会现象和事实,必须运用历史
的、比较的社会学分析才能获致妥切的图景。此外,社会现象、事实及
过程是具有主体间际性(inter-subjectivity)的行动者在互动中建构
的结果,因此必需充分地关注到行动者的知识储存( storage of
knowledge)、惯习(habitus)动机(motivation)及策略(strategy)、
不同场域(field)所表现的不同关系(rela…tion),舞台(arena)前
后行为的差异与勾连。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再现社会历史过程之“真实”
图式。
(5)知识类型上,要想使社会科学凸显“本土化”的品格,对中国
既有社会历史事实之真切描述与阐释是—对象本土化的路径,而当代中
国社会之转型更可谓为研究者提供以一极佳的“研究场域”(双重含义:
研究对象、研究者居于其中)。此时此地,一方面,“传统”的(“大
传统”与“小传统”,以及“新传统”)与“现代”的、“中国本土的”
与“外来的”(“西方的”与“非西方的”)、“自发”的与“人为的”、
“意识到”的(intentional)与“意料之外”的(unintentional)、
“客观实在的”与“主观想象(设想)的”交错揉杂在一起;另一方面,
研究者恰好置身于其中与之互动,从某种角度来说,对研究对象的客观
化也就是对自己的反省。
(6)在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中,“国家—社会”关系的视野
可能是一具有潜能的研究角度。当然,我们不仅要指出当代中国社会转
型中,国家与社会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更主要的是要真切地描绘出
并非同质性的国家与社会间的犬牙交错的互动关系——既有对抗、冲
突、紧张,也有嵌入、共谋、勾连、合作,并在基础上论辩西方的“国
家—社会”关系理论。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张维迎著
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有恒产者有恒心
——评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汪丁丁
张维迎先生负笈英伦数载,成就专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并改写成中译本由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5 年联合出版。
我喜欢这本书,因为:(1)它以作者长期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为背
景,提出对主流经济学一个核心问题的解答。(2)它以一个特定的企业
理论为题目,为中国年轻一代经济学者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典范,即在系
统把握了微观经济学以后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具体问题以及如何在特定问
题背景下叙述理论。这本书在两个方面的贡献使它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在
融入经济科学主流的过程中重建自己的学术传统的重要努力之一。
我的讨论将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希望交代清楚经济学企业理论
的核心问题和本书的理论背景。在第二节里,我希望重新阐释张维迎在
他这本书里表述的理论的要点。最后,我想讨论张维迎理论框架中的一
些具体问题作为学术商榷。由于角度和知识结构的差异,我的论述显然
且应当与作者本人在书中的论述有所不同。
一、企业理论的核心问题
在科斯(Ronald Coase)提出并讨论“企业的实质”以前,企业理
论在伦敦经济学院和其他主流经济学家那里是做为价格理论的一部分来
讨论的,我们称为“厂商理论”。另一方面,老的制度经济学家(凡伯
伦,康茫斯),从工业组织与技术进步不断发生冲突的角度讨论企业问
题,他们并不关心他们的讨论是否能够形成“理论”。事实上老的制度
经济学由于政策导向太强,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在科斯的文
章发表以后,企业理论在三个相关的方面得到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的推
动。这三个方面是:(1)主要由芝加哥学派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主
流经济学家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不确定性经济学。包
括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艾智仁(Armen Alchian)关于信息经
济学的论文,托宾(James Tobin)和赫施莱佛(Jack Hersh…leifer)
关于风险投资决策的研究(又称“投资理论”)。这一派经济学终于形
成了目前在所有管理学院里讲授的资产组合理论和风险投资理论的核心
——“分离定理”。也是在艾智仁与赫施莱佛的影响下,早期的张五常
提出了他自己的“佃农理论”。(2)主要由卡内基—梅隆学院的管理学
家如西蒙(Herbert Simon)领导的行为学和组织理论的研究。威廉姆森
(Oliver Williamson)的工作,照他自己的回忆,是深受他早年在卡内
基—梅隆学院和西蒙教授的影响。管理学院的这种“案例研究”学术传
统后来由威廉姆森带给了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新制度经济
学派,影响了现在以博奕论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家们。(3)由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的德姆塞茨(Herald Demsetz),科斯,和当时在芝加哥大学
教书的张五常(Steven Cheung),以及张五常后来任教授的华盛顿州大
学的巴塞尔(Yoram Barzel)等人发展起来的交易的产权和契约理论。
这一派理论,由于承接了西方道德哲学传统中社会契约和产权的思想,
在经济学主流的各学派中显得格外深刻和扎实。影响所及,也包括了诺
斯领导的“新历史学派”(见诺斯在其1990 年那本书的一个脚注中对他
所使用的“交易费用”概念的说明)。
通常我们把上述三个方面的经济学家总合起来叫做“新制度学派”。
他们学术传统各有利弊。不确定性经济学的传统直承新古典的经济学,
有严谨的分析工具,它现在已经与案例分析的博奕论方法融合为一个更
强有力的研究方向。威廉姆森的传统虽然缺乏理论体系,但基于大量案
例,有血有肉,政策内涵丰富。产权和契约的研究传统深究人类社会根
底,是政治、经济、宗教等制度研究的正宗。但是这个学派缺少有力的、
严谨的分析工具,它正在融入以博奕方法为基本分析工具的制度研究。
所有这些学派的努力事实上都是企图解释现实经济中出现的千差万别的
协调社会生产的形式,例如“企业”,例如“家庭”,例如“政府”,
例如“市场”。如此大量的研究工作似乎难以一篇引论的方式总结清楚。
我下面的讨论主要目的是引出张维迎这本专著的主题(读者还可以参考
我在《经济研究》1992 年5 月和1994 年7 月的综述文章)。
凡是以“效率”为核心问题,并以行为者的主观选择为基本视角的
研究都可以归入经济学主流学派。相反地,以“功能”为核心问题,并
以行为群体的约束为基本视角的研究则属于社会学派(至少在“现象学
的社会学”兴起之前)。
立足于主流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注意到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
设(例如完备信息的市场)不适于回答诸如“什么是市场的广度?”“什
么是市场与企业的边界?”“为什么同一种产品同时以不同的组织形式
被这个社会生产出来?”这类问题,他们在放宽“信息完备”这一基本
假设的同时,不打算放弃“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主观选择理论。
由此导出的基本观点就是:如果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如果理性的
人们选择了不同的交换方式来实现劳动分工的好处,如果这些不同的交
换方式在不同的(关于资源有效配置的)信息条件下有着不同的交换效
率,那么经济学家的任务就只能是:(1)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发现那些不
同的信息条件,(2)说明为什么不同的交换方式所提供给个人选择的不
同的激励机制可以在这些信息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效率,并且,(3)以
不同的信息条件来解释那些同样有效率的(从而同时存在着的)不同交
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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