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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不足以解释社会契约。哈佛大学的密尔森（Roger Myerson）在其 1991
年的深入研究性著作《博奕论——冲突的分析》中指出，纳什讨价还价
博奕均衡之局限性在于许多情况下合作博奕可以使人们分享比纳什讨价
还价博奕均衡大得多的剩余。换句话说，在纳什均衡非合作博奕下效用
的可能性边界可以被纳什讨价还价博奕均衡扩展到更大的范围；而后者
的效用可能性边界又往往可以由合作博奕进一步得到扩展。这种现象尤
其出现在超过四个人的博奕的场合。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二人博奕要么是
非本质性的，要么策略等价于“每个单干收益为0，两个人合作时总收益
为1“的博奕。而此时纳什讨价还价博奕均衡下的分配与各种主要合作均
衡概念下的分配往往是重合的。所有三人博奕要么是非本质性的，要么
是本质性的常和博奕（即总收益为常数，不依赖于任何人的任何策略），
策略等价于“每个人单干时的收益是0，任意两个人合作的总收益是1，
三个合作的总收益是1”，要么是本质性非常和博奕，策略等价于“每个
单干时收益是0，两两合作的总收益分别为a，b，c，在0 与1 之间的实
数，三个人合作的总收益是1“（参见 Petet Morris： Introduction toGame Theory，Springer－Verlag，1994，第六章）。只是在最后一种情
况下常常出现超过纳什讨价还价博奕均衡的总收益。
事实上为了解释每一个社会中具体存在着各种交换方式，我们必须
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合作博奕的假设。例如社会道德约束在某些方面足够
强大从而人们不必每天讨价还价，人们可以放心地依赖他人的习惯和传
统。乡镇企业的“社会性”约束足够强大，从而本地就业必须得到优先
考虑，尽管这样牺牲了企业效率，但也许确实扩展了整个合作的效用可
能性边界。在父子，夫妻，兄弟，姐妹，朋友之间，很多时候一方作出
违反纳什讨价还价博奕的牺牲（即接受低于威胁点的效用值）是合作博
奕的需要，而且确实扩展了所有人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正看到博奕论
的有意思的进展：如果把“威胁点”视为某种讨价还价的“参考点”，
那么我们可以引进其他类型的参考点。这些参考点的用途在于讨价还价
的双方根据每个参考点进行的讨价还价可以达到某个均衡。而所有参与
博奕的人应当选择那些能够把讨价还价引导到使他自己利益最大的均衡
所对应的参考点（参见James Fried…man： Game Theory with
Applications to Economics，2nd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在这样的看法里，参考点的设定实际上依赖于所考查的特定社会和文化
历史背景。在这方面我相信张维迎有更深刻的体会。
其次，张维迎的理论基于纳什讨价还价博奕均衡分析。然而他的一
般均衡分析则离开了博奕论的微观基础，有些类似新古典主义的对竞争
性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务市场的集结，由此集结得到的生产函数，
与企业家能力的初始分布、财富的初始分布和劳动供给分布一起决定了
一般均衡工资率、利息率和某种个人预算的财富约束参数，以及与这些
参数相对应的个人选择的劳动力、财富和企业家能力在劳动、资本和管
理三个方面的配置。在第四章最后部分，张维迎对一般均衡做了比较静
态分析。当我试图把张维迎的博奕论分析从局部均衡推广到一般均衡
时，我遇到第一个困难是：我们不清楚与企业家能力有关的生产函数的
等产出曲线族是否满足凸性条件。大量关于收益递增的经济研究很可能
证明企业家能力是与非凸性联系着的。一旦失去了凸性假设，不动点定
理的应用就成了问题。所以沿着博奕论的方向推出一般均衡定理将会非
常困难。在张维迎的假设体系中，生产函数为什么既依赖于企业家能力
又服从对资本和劳力投入的收益递减率，这一点没有得到说明。在这种
新古典假设下，为什么会产生利润和张维迎所谓“企业家效用租金”？
我相信在假设了规模收益递减之后，我们没有办法再引进企业家能力的
贡献而不发生矛盾。回避这种矛盾的办法是引进新的价格变量，这就是
张维迎一般均衡模型中的“财富约束参数”。有了这个约束，相当于非
均衡分析里的短边均衡，就产生了可以长期存在的“租金”。然后再调
整财富约束参数使长期的企业家能力租金等于零。因此在我看来张维迎
的一般均衡模型误置了问题的焦点。在第二章里至关重要的企业家能力
在这里完全失去了经济学意义，被当成一种普通的生产要素了。对作者
为了数学上的方便，如此明显地背离新奥地利学派和老芝加哥学派的企
业家理论，我表示由衷的遗憾。
这本书当然还有一些细节上的技术性问题。我已经在另外的地方向
作者指出了。这里的评论基本上是正面的，肯定的。因为作者确实写了
这样一本好书，做出了这样出色的、在中国尚属先驱的规范的理论研究，
为中国经济学提供了这样一个系统的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到实践
检验的研究模式。我为作者的成就骄傲，为他的理论在可见的将来的可
以预见的发展潜力感到兴奋。我希望能够加入到重建中国经济学研究传
统的这个潮流中来，希望与作者一道探讨和作出贡献。
国有全业改革中的企业家问题
——兼评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张春霖
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5 年版，以下简称《理论》）出版后，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
泛关注。本文拟对《理论》的研究成果作一些评论。不过，我们不打算
对该书作全面的评论。具体来说，我们将不涉及《理论》在现代微观经
济分析方面所作出的理论贡献，而是把重点放在另一方面，即《理论》
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现实意义。为此，我们将运用《理论》的概念
框架、主要结论和分析方法，探讨一个在笔者看来属于《理论》与实际
之“结合部”的问题，即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企业家问题。采取这样的方
法应当说是很自然的，因为理论的意义就在于提供研究现实问题的工
具，而工具的性能只有通过使用才能显示出来。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
二、三节运用《理论》的概念框架、主要结论和分析方法，分别讨论国
有企业中“企业家缺位”问题的表现、根源及解决的基本途径，第四节
由此引申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含义，第五节是一个总结性的评
论。一、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
“企业家缺位”的表现
1。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
程的一部分。计划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是按照“社会
大工厂”的模式组织起来的（吴敬琏，1995）。计划经济中的“企业”
其实只是这种“社会大工厂”的“车间”、“班组”。国有企业改革的
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要把这些“车间”、“班组”改造为真正意义上的
企业。为达到这一目的，这些车间、班组式的企业中必须有人独立地行
使经营决策权，计划经济中决策权高度集中的状况必须改变。但是，哪
些人可以在企业中行使经营决策权呢？计划经济所留下来的只有两种
人：或者是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他们在行使经营决策权时经常得
到工人的合作）。即经济学家所称的内部人（insider）（青木昌彦，1995）；
或者是政府行政机关的官员。在提出建立现代公司制度的目标之前，国
有企业改革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决策权在这两种人之间的分配和再
分配。国有企业中控制权分配的现存格局就是这样形成的，这种分配格
局可以称之为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它是国有企业现存的治理结构
的基本特征（张春霖，1995a）。
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的实质是“企业家缺位”，就是说，在这
种治理结构中，还不存在真正的企业家。这是因为，无论内部人，还是
政府行政机关的官员，都既不是资本所有者，也不是资本所有者选定的
利益代表。因此，一方面，他们的经营能力不曾经过资本所有者的筛选，
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不能为自己经营决策的后果承担责任。他们是《理
论》所说的那种不名分文的意愿企业家（《理论》第123 页，以下页码
除注明者外均指此书）。
2。“企业家缺位”与“劳动雇佣资本”
“企业家缺位”问题是以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为基本特征的治
理结构的产物，而这种治理结构与劳动雇佣资本的理论模型有相通之
处。暂时撇开行政干预，我们可以发现，在现实中，内部人所“雇佣”
的资本有两大类。首先是国有资本。国有资本是一种被免费“雇佣”的
资本，也可以说，使用国有资本的名义利率为零。在现存的体制下，“企
业”对国家的货币形式或非货币形式的义务都不与所使用的国有资本的
数额成比例，国有资本是一种“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的资本。内
部人所“雇佣”的另一类资本是通过银行而获得的民有资本，即居民所
有的资本。使用民有资本的名义利率是大于零的。
注意到了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与劳动雇佣资本的理论模型之间
的联系之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部”就比较清楚了。《理论》给
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解释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
本（第2 页）。关于劳动雇佣资本的体制，《理论》有两个重要的观点。
其一，作为完美资本市场之特征的统一利率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