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领导机关构成作出了决定。其中规定，在中共最高领导机关——中央执
委会内再选出五人，分别担任委员长、秘书和会计，与另两位当选代表
共同组成中央局，负责日常工作。从此，中央秘书不仅成为常设性职位，
而且开创了中央秘书同时也是中央领导成员的先例。（页14－15）而在
其他组织机构中任职的秘书也大体如此。（页15－16）可以说，中共组
织机构中自有设置以来，秘书就取得了与众不同的实权地位。
既有秘书职位之后，秘书业务便开始大量发展；而身兼中央主要领
导人的中央秘书显然无法应付剧增的工作需求。于是从1925 年下半年起
中共中央即考虑专设秘书机构的问题（页20），1926 年6 月中共四届三
次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执委会组织问题决议案》，决
定增设中央秘书处，由中央秘书长负责，“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页
20）。这是中共中央组织机构发展中的一次重大进展：此后，中央秘书
长的职务不仅一直延续下来而且成为整个组织机构运转的中枢环节，出
任这一职务的均是资深领导人。＇3＇而另一方面，其后建立的中共党政军
各级领导机关均设立了类似的秘书工作机构以及领导这一机构的秘书长
职务。（页19）当然，从中央秘书到中央秘书长，其地位和职权有升无
降、有增无减，这一定规也在各级秘书长身上体现了出来。在某些情况
下，秘书长的职权之大往往是令人惊异的，以致于所谓“秘书长专政”
成为中共组织中人人皆知的熟语。＇4＇
1927 年初大革命失败、中共的组织活动受到严重的破坏和镇压，但
合法空间的丧失反而更突显了秘书机构作为组织机构运转核心的重要
性。因此，同年召开的著名的“八·七会议”即决定以重建秘书机构为
中心恢复被国民党破坏的各级组织。（页67）1928 年中共“六大”后新
建的政治局以更加明确的态度继续从事这一工作。（页69—74）1928 年
10 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委对中央的报告大纲》（页114—118），
1929 年10 月《中共中央秘书处过去的缺点和最近的工作计划》（页68
和118），1930 年1 月的《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组织及其报告大纲》，不
仅强调秘书处“是中央尤其是常委工作的执行机关”，而且规定它对各
下属省委秘书处的工作有领导监督之责和业务指导关系。（页68）这些
举措强化了中央秘书处的权威地位，进而开始造成了一种隐存于正式的
组织机构形式之内、以各级秘书机构之间的纵向联系为特征的权力网
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而没有太大的改变。＇5＇
从这个层面上来观察，后来在1941 年组建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只不过
是中央秘书机构的进一步健全而已，它顺理成章地承继了原中央秘书处
的地位与作用。当然，这种健全也具有深刻的意义和长久的影响：随着
中央组织机构的发展和人员的增多，处在战争年代那种物资贫匮的条件
下，中央办公厅不得不同时承担着为中央直属机构组织供应、生产和分
配有关物资的职责。（页192—194 和328—330）各级秘书机构也与之相
应地增设有关功能。（页350）就其后来的影响之所及，我们可以看到，
在抗日根据地时期开始形成而在建国后终于确定的“单位体制”下，各
级政府、各个机构的秘书部门通常都控制和掌管着所在机构内部各种有
形与无形资源的筹集和分配。＇6＇而这显然进一步加重了秘书机构和部门
的权力。综上所述，在整个组织体系内与其他机构相比较而言，各秘书
机构间的联系是一种层级性且具实质内容的联系；而在任一机构内部，
秘书部门又是最关键的实权所在。
二、秘书工作制度的发展与演变
从《简史》对中共秘书机构、特别是中央秘书机构的典章制度的历
史形成过程的描述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发展特征：尽管秘书工
作的目的是为着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提供服务，但由于中共中央早期为
着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方便而设在上海，因此当时制定工作制度的关注点
在于如何更好地对付视共产党为非法的国民党政府及其特工机构，例如
各种秘密工作的规定包括文书的隐形书写、全国性秘密交通网的建立、
秘书工作人员的保密纪律、秘密电台的管理等等（页35－139）。只是在
中央迁到根据地、特别是后来常驻延安而处在相对安全和稳定的环境之
后，秘书工作才真正走上正常轨道，工作制度的发展重点转到了协调内
部关系、围绕着中央领导人新的办公制度而制定各种公文处理程序和上
通下达的沟通规定，例如制定中央与各地中央局秘书机构之间的文件交
换和行文制度、文件送审传阅制度、时事动态汇总研究制度等等。（页
186—247）但后一种制度发展处处留下了毛泽东个人的深刻印记，这并
非是因为他曾以图书管理员作为其第一份社会职业、后在中共“一大”
时曾任大会临时秘书、又出任中共自有设置以来的第一个中央秘书而享
有“中共秘书工作的开创者”之称，（页391）而是因为正是在他争取和
掌握中共最高领导权力的过程之中由他主导完成了秘书工作制度的建
设。由此也可看到，后一种制度发展显然受制于当时党内斗争的状况，
但同时也成为规范当时党内意见分歧和冲突的一种措施。
在这方面，《简史》为我们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历史事实证明。在1935
年1 月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
委并受托与周恩来、王稼祥共同负责军事指挥工作。而这只是毛泽东开
始扭转其自1932 年以来失势地位的第一步，接着他就利用“长征”途中
中央秘书处并入中央军委且主要由红一方面军机要科统一负责的机会，
委派曾在江西时期担任过自己秘书的王首道出任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
长；＇7＇1935 年9 月的“瓦窑堡会议”后，他又设法使王负责刚刚恢复建
制的中央秘书处，从而在管辖中央秘书处机要科的同时又领导中央军委
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并且建立了完整的机要制度，以此将党政、
军队和秘密工作的全部机要通迅置于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之下。（页204—210）这成为当时条件下对付所谓“留苏派”的重要一着。＇8＇
1937 年11 月底，王明身负莫斯科要求中共转变方针、与国民党建立
统一战线的使命，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飞返延安，从而
打破了1935 年后逐渐形成的以毛泽东为重心的党内政治格局。＇9＇但就在
同年12 月王明回国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面对咄咄逼人、“表
现得不可一世”的王明，毛泽东虽然“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没有多说
话”，＇10＇但却以1931 年以来中央政治局终于实现了国内成员与国外成
员第一次聚会国内为理由，坚持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的办公
规则和发文程序作出了严格的规定，特别强调重要文件“非经半数以上
的书记签名同意后不得发出”，“经半数以上的政治局委员签字后方认
为有效”。（页217）与此相应，中央秘书处着手制定并开始执行文件传
阅审批制度，进一步严格了发文程序，从而产生了最重要的中央办文制
度。（页218—222）这些措施无疑是为了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而
且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一制度后来已扩大应用到党政军各个部门和各种
问题的议决过程之中，尽管有些时候有些场合并未坚持到底。但在当时，
此举的实质意图却更多地在于制约回国后决定立即前往武汉、建立并领
导中央长江局的王明等人，杜绝他们利用建立统一战线之机另立山头、
另搞一套的可能性。＇11＇
同样有意思的是，1941 年在毛泽东为“延安整风”而进行理论准备
的时候，他不仅同样抓紧了有关组织机构的改组与整顿，而且充分利用
了他所掌握的组织资源优势：一方面，他首先完成了中共中央下属的西
北中央局、华中局和南方局的人事调整，＇12＇另一方面，先是委派中央秘
书处长王首道、后又专调胡乔木作为其政治秘书帮助他编篡整风的重要
文件《六大以来》，接着又在这年8 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
决定》而组建了中央调查研究局，自兼主任和下设的政治研究室主任，
集中人力为整风准备材料。＇13＇就在9 月10 日至10 月22 日中共中央历
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以完成对王明一伙最后清算为目的的政治局扩大会
议期间，毛泽东又决定组建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文件处理、政策研究和
后勤保卫列为其三大职责，在高度统一的秘书工作体制下健全了各项主
要的工作制度。特别是其中与政策研究有关的工作制度，如编辑印发三
大绝密级情报资料《中央电讯》、《中央通讯》和《临时通讯》的情报
汇总制度和负责专题跟踪、试点摸底的调查研究制度等等，（页192－194
和245－247）实际上已经使中央办公厅从过去那种提供单纯的文字服务
的角色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实际决策中心。在这样一种制度发展的影响
下，当时对各战略大区实行一元化领导的大区中央局新设的办公厅也同
样在本地区内承担类似的职责。（页350—353）
自此，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内部机构设置和主要工作制度也就稳定下
来了，因而在1947 年3 月由于国民党对延安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不得
不再次迁移其总部的时候，便未再实行长征时由军队代管党政的办法，
而是将中央办公厅一分为三，跟随不同的中央领导人开展游击活动并且
一俟条件许可便马上恢复建制。（页318—328）在194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