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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退学，多伤你妈的心？”
魏志强默默地点了点头。
按照目前的政策，像魏志强这样的农民工子女，如果想考大学的话，必须回原籍上高中，在当地参加高考。
我问魏志强：“你们班同学是不是初中毕业后，都回老家上高中？”
“有一些要回老家继续上高中；有一些觉得自己成绩不行，考不上大学，就不上了；还有一些从小就跟着父母在北京长大，根本不想回老家，打算到时候再说，或者上个职高什么的……”
“你们同学不觉得与北京的孩子相比，有些不公平吗？”
魏志强脱口而出：“不公平的事情多着呢！早晨我去上学，一个阿姨骑自行车把我撞了一下，不仅不说声‘对不起’，还扭头瞪了我一眼：‘长眼睛了没有？乡下人！’”
离开他们家，魏志强把我送到小街上。
夜幕已经拉上了。
亓春英依旧站在街口，在招揽生意。她身上围着的那条油星麻花的围裙，在街灯的映照下，闪闪烁烁。
我慢慢走远了，耳旁却依旧传来一阵阵吆喝声音：
“卖毛鸡蛋罗——”
“卖毛鸡蛋罗——”
……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没有一盏灯是属于我们的（1）
四处林立的脚手架，组成了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而农民工是建筑工中的一支主力军。
我想了解建筑工的生活状态——这并不困难，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大院的四周，便有好几个建筑工地。
星期六，城里人可以休息，但建筑工没有休息日。
西门外是一个正在建设之中的军队住宅小区，四栋二十二层住宅楼刚刚封顶。
我的一身军装，让我很容易就进入工地里。没有同魏稳舜蛘泻簦蚁胝壹父雒窆に姹懔牧模庋媸怠？工地的西侧是两长排简易房，我估计那是民工们的宿舍。最南头一间的门上写着“瓦工班”三个字，我刚推门往里探了探头，便有人向我打起了招呼：“来啦？”
打招呼的是个中年人，正坐在窗前吸烟。
我环视了一下屋子，六张上下床占了多半空间，床上堆满了被褥、衣服和行李。床下塞着脸盆和一些工具。
我对中年人笑笑，“我随便来看看。”
“别着急，明年‘五一’差不多就可以交钥匙了。这些日子，来看房子的很多，也是，你们当兵的分到一套房子也不容易。”
显然，他把我当成分房户了。
“你是师职？还是团职？前面两栋是师职搂，后面两栋是团职楼。”
我还是笑笑。反问他：“你今天怎么没出工？”
“前些日子不小心，把脚面给砸了。”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他的右脚掌裹着白纱布。
“老家在哪儿？”我问他。
“浙江东阳。你呢？”他反问我。
“浙江温州。”
“好呀，遇到老乡啦！”他两眼一亮。
我说：“还没有问你贵姓大名呢？”
“免贵姓王，我叫王阿根。”
我说：“阿根，你们那个地方，好象名字叫根啊、土啊、水啊的挺多的。”
“我们老家有个习惯，给孩子起名，起的土一些、贱一些，说以后孩子好养。”
“阿根，你出来几年了？干这个建筑活儿几年了？”
王阿根又点燃了一支烟，“我今年四十一岁，要说出来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到北京都快五年了。”
或许是遇到了老乡，或许是一个人在养伤有些寂寞，王阿根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王阿根的老家地少人多，全家六口人，只有一亩六分地，还有一半是山地，年成好能吃饱个肚子，年成不好连肚子都吃不饱。他父亲会瓦工活儿，农闲时就出去帮人家盖房子，挣点小钱。在家他是大儿子，他觉得应该出去闯闯，帮助父母解决一些负担。父亲让他学学瓦工活儿，他不干，却跟一位堂兄学了半年修鞋，他觉得修鞋比种地强，也比当瓦工强。看差不多能独自干活了，王阿根背起修鞋箱，走出了家门。先在杭州呆了一年，杭州修鞋的多，生意不好做。一九八五年开始，往西北跑，去过西安，去过西宁，去过兰州，最远跑到拉萨。一般是过了正月十五出去，腊月才回家，一年能挣个七八千元。这期间，他成了家，养了孩子。西北气候不好，风沙大，吃的也不习惯。一九九三年，他又回到杭州。杭州修鞋的人多，还是不好干。他父亲说，现在到处在盖楼房，你就跟我学学瓦工吧。他想想也是，就跟父亲学了两年瓦工。看看手艺学得差不多了，他又往外跑。当时，他们村里有些人在上海浦东盖房子，他也跑到浦东。后来，又转移到苏州。一九九九年，到了北京。
我问：“你怎么会想到来北京呢？”
王阿根说：“搞建筑这一行的，喜欢拉帮结伙，喜欢跟老乡、熟人在一起，这样有个事情好照应。比如我们正在干的这个小区，承包商是苏州一家公司，但干活的农民工，有浙江的，安徽的，还有四川的。瓦工浙江人最多。九九年春节，我们村一个在北京干木工的老乡，说北京房地产开发特别火爆，需要大量的建筑工。过了春节，我便串通了七个老乡，跟他到了北京。”
我们正说着，一位戴着顶黄色塑料安全帽的人，一脸怒气地走了进来。
王阿根问了句：“有事吗，老板？”
老板噼里啪啦用土话说了一通，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好象跟什么“砖头”有关。
等老板走了以后，王阿根告诉我：“这是包工头的弟弟，刚才在工地上发现一些半截的砖头，他让几个工人拣起来，能用的尽量用，工人们不太乐意。这是经常会发生的矛盾，老板想省料、省钱，工人用整砖当然比用半截砖方便、省工。”
“看来你还是个头头罗！”
“瓦工有两个班，我是一班的班长，最多只能算个小头头。”
王阿根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矣，你好象对这些挺感兴趣？”
这时候我才实话实说，告诉他自己准备写一部有关农民工的报告文学，正在采访之中。
王阿根说：“写农民工，好呀，农民工被城里人看不起，但是要是没有农民工，行吗？城里盖楼的都是农民工，卖菜的也都是农民工，还有修鞋的、修自行车的、扫马路的、收废品的……哪行离得开农民工？我们说，这个城市要是一天没有农民工，光垃圾就要堆成山。不过，农民工苦啊，你要真写农民工，就要写写我们的苦处。”
“你说说都有哪些苦处？”
“农民工的苦处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我先说说干我们建筑这一行最怕的。”
“最怕的是什么？”
“一是拖欠工资，二是工伤事故。”王阿根又点燃一支烟。
我问：“你也被拖欠过工资？”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没有一盏灯是属于我们的（2）
王阿根说：“当建筑工哪有不被拖欠工资的？九六年在浦东，说好工资是每个月一千二，但实际上每个月发六百，剩下的年底统一结算。快过春节了，我们让老板结算工资，老板说业主给不了钱，自己也没办法。最后每人发了三百块钱路费，给打发了。第二年更惨，也是每个月发六百，快到春节时，房子盖好了，可要找老板结算时，老板卷铺盖卷儿早跑了。找业主，业主说已经把钱算给了老板了。当时把大家气得恨不得跳楼！九七、九八年到苏州干，基本上也只能拿到百分之七八十的工资。这还算不错的了，有的老乡辛辛苦苦干了一年，除了伙食费，一分钱都没拿到。前几天的《北京晚报》你没看到？老板拖欠工资不给，一群打工的爬到房顶不下来，公安局的消防车都出动了。”
“到北京以后是不是好一些？”我问。
“好一些，毕竟是祖国的首都嘛！”王阿根说，“不过，前两三年还是拖欠，后来中央抓了这个问题了，去年没拖欠。你不想想看，一个农民工进城累死累活干一年，就盼着春节前带点钱回家，这是全家第二年的生活费，还有的要靠这些钱给家里人看病，留着盖房，给孩子娶媳妇用……民工挣钱本来就不多，还拖欠工资，你说缺德不缺德？”
“你不是说，第二最怕的是工伤事故吗？”
“是的，搞建筑的免不了磕磕碰碰。小伤什么的无所谓，大事故就麻烦了。那年在浦东，我们一个老乡从脚手架上掉下去，把脊椎骨摔断了，半身瘫痪。老板说他是违章作业，要他自己负责。最后官司打到法院，法院判老板赔偿二十万元，老板说你就是把我杀了，也没有这么多钱，拖了一年多，给了三万元，不了了之，老乡现在还躺在床上。至于断胳膊、断腿的，每年都有。”
我问：“你这次把腿砸伤了怎么处理？”
王阿根说：“我们这个老板还不错，算我是工伤，医疗费报销，工资给发一半。”
“你家里人都来了吗？”
“老婆来了四年了，现在带了个五岁的儿子，大女儿在沙窝那边一所打工子弟中学上学。”
“为什么不到公办学校？”
“没有关系，又没有钱，能有书读就不错了！”
这时，进来一个小伙子找水喝，王阿根一见，忙说：“‘小秀才’，你来得正好，正好这位记者要了解一些情况。”
王阿根又给我介绍：“他叫欧阳强，高中生，是我们瓦工班文化水平最高的，大家叫他‘小秀才’。我去趟厕所，你们先聊聊。”
王阿根一瘸一瘸走了。
欧阳强问：“你是记者？你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