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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队，那么，事情就有了某种内在联系，在这方面战争理论也就不致完全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了。 可是，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 援军通常都有自己的统帅，统帅只会按照本国宫廷的意志行事，而本国宫廷给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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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目标，是同宫廷的不彻底的意图一致的。甚至当两个国家一起同第三个国家真正进行战争时，也并不全是意味着这两个国家都必然会把第三个国家看作誓不两立的敌人，它们经常会像做生意那样地行事。 每一个国家都据它可能冒的风险和可能得到的利益投入三四万人作为股金，并且表示在这次交易中除了这点股金外不能再承担任何损失。不仅仅当一个国家为了一些对它没有任何重大关系的事情去援助另一个国家时是这样，甚至当两个国家有很大的共同利益时，援助也并不是毫无保留的。 而且同盟者通常也只是约定提供条约规定的少量援助，而把其余的军事力量保留起来，以便于将来根据政治上的特殊考虑加以使用。这种对同盟战争的态度是十分普遍的，只不过到了现代，当极端的危险驱使某些国家走上自然的道路时，当无限制的暴力迫使某些国家（如屈从于拿破仑的国家）走上这条道路。。 。时，才不得不采取自然的态度。 过去那一种态度带有不彻底性，是很不正常的，因为战争与和平在根本上是两个不能划分阶段的概念。可是，这种态度并不仅仅出于理性所不齿的、纯粹的外交习惯，并且也渊源于人类所固有的局限性及弱点。最后，就是在一个国家单独对其他国家进行的战争中，战争的政治原因对于战争的进行也有强烈的影响。我们如果只要求敌人做出不大的牺牲，那么，我们就会满足于通过这战争取得一个不大的等价物，而且我们会认为，通过不太大的努力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敌人大体上也会作同样的考虑。一旦这一方或那一方发现自己的估计有些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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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自己并不像原来希望的那样比敌人强，而是比敌人弱，他常常就会感到缺乏军费和其他种种手段，就会在精神上缺乏足以激起较大干劲的力量。 因此，他只好尽量地应付，希望未来发生对他有利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如同一个久病的人一样有气无力地勉强拖延着。这样一来，战争中的相互作用、每一方都想胜过对方的竞争、暴烈性与无节制性，都消失在微弱的动机所引起的停顿状态中，双方都会不冒危险地在大大地缩小了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如果我们承认政治目的对战争具有着这样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就不再有什么界限了，而且我们甚至不能不承认仍旧存在着目的仅仅在于威胁敌人而支持谈判的战争。。。 。 。 。 。 。 。 。 。 。 。 。 。 。 。如果战争理论要成为而且始终成为哲学的探讨，那么，它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就会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 在这里它找不到包含于战争概念中的一切必然的东西，因而它就会失去它所以能够成立的一切根据。 虽然如此，不久就有了一条自然的出路。 军事行动中的缓和因素越多，或更确切地说，行动的动机越弱，行动就越消极被动，行动就越少，就越不需指导原则。 这样，整个军事艺术就只不过是小心谨慎，它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使摇摆不定的均势不致突然发生对自己不利的变化，使得半真半假的战争不至于变成真正的战争。
二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在战争的性质与个人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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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的利益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探讨的，有时我们从这一方面，有时从另一方面进行探讨，以免会忽视这两个对立着的因素的任何一个，这种对立的根源还存在于人的本身，因此，通过哲学的思考是不能解决的。 我们现在，想寻找这些矛盾着的因素在实际生活中由于部分地相互抵消而结成的统一体。 假如不是有必要明确地指出这些矛盾和分别考察各个不同的因素，我们本来在一开始就能谈这种统一体。 这种统一体是这样一个概念：战争假如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 。 。 。 。 。 。 。 。 。 。 。 。 。 。 。 。决不是什么可以独立的东西。。。 。 。 。 。 。 。 。 。 。 。人们当然都知道，战争仅仅是由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引起的。可是，人们通常作这样的想象：似乎战争一爆发，政治交往即告中断，就出现一种只会受本身规律支配的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反，我们却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外一种手段来继续。我们所以说用另外一种手段，就是为了要同时指出，这种政治交往并不因战争而中断，也不因为战争而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无论使用怎么样的手段，政治交往实质上仍是继续存在的；而且，战争事件所遵循并受其约束的主要路线，只会是贯穿整个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难道还可作其他的设想吗？难道随着外交文书的中断，人民之间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就中断了吗？难道战争不正好是表达它们的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吗？战争当然有它自己的语法，可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因此，决不能使战争离开政治交往。 假如离开政治交往来考察战争，那么，它就会割断构成关系的一切线索，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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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一种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东西。当战争甚至是彻底的战争，完全是敌对感情这个要素的不受限制的发泄时，也必须这样看问题，因为所有那些作为战争的基础的和决定战争的主要方向的因素，像我在第一篇第一章中所列举的：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双方的同盟者、双方的人民和政府的特点等，不是也都带有政治的性质吗？它们不是都同整个政治交往紧密结合而不可分的吗？现实战争同时并不像战争的概念所规定的那样，是一种趋向于极端的努力，而是一种本身有矛盾的不彻底的东西；这样的战争是不太可能服从其本身的规律的，必须把它看作是另外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就是政治；假如我们再考虑到这些，那么就更必须像上面那样看问题了。政治在使用战争时，总是不管那些产生于战争性质的严密的结论的，它极少考虑最终的可能性，而只以最直接的概然性作为依据。倘若整个行动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不确实性，以致变成一种赌博，那么，每个政府的政治就都想在这场赌博中，用机智和锐敏的眼力超胜过敌人。这样一来，政治就把战争这个摧毁一切的要素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工具，把要用双手和全身气力才能举起作致命一击的可怕的战刀，变成一把轻便的剑，有时甚至于变成比赛用的剑，政治可以用这把剑交替地进行冲刺、虚刺与防刺。这样一来，战争就使秉性胆怯的人所陷入的矛盾自行解决了，倘若这可以算作是一种解决的话。既然战争从属于政治，那么，战争就会带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 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宏伟而有力，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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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能会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所以，当我们这样看待战争时，不但没有必要去忽视这种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而且相反地还应该经常不断地考虑到它。只有依据这样的看法，战争才又成为一个统一体，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所有的战争看作是同一类的事物，而且。。 。 。只有这样，在判断时才会有一个正确而恰当的立足点及观点，而这种立足点和观点是我们制订和评价大的计划时所应当依据的。当然，政治因素并不能深入地渗透到战争的每个细节部分，配置骑哨和派遣巡逻哨，是不需要以政治上的考虑作依据的。 可是，政治因素对制订整个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甚至往往对制订会战计划，却有决定性影响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在一开始就急于提出这个观点。 在研究着个别问题时，这个观点不但对我们用处不大，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可是在制订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时，它却是不可缺少的。一般地说来，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准确地找出理解和判断事物所必须依据的观点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从一个观点出发，我们才会对大量的现象有统一的理解，而且也只有观点的统一，我们才不致陷入矛盾。所以，既然制订战争计划时不能有两个或更多的观察事物的观点，譬如忽而根据军人的观点，忽而根据行政长官的观点，忽而根据政治家的观点等，那么，我们就要问：其他一切都必须服从的是否必然就是政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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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论（下）１１８
我们探讨问题的前提是：政治在它本身中集中与协调内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个人的一切利益和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它无非是这一切利益的代表。 至于政治有时也会具有错误的方向，会主要地为统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这不是这里想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军事艺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政治的导师。 我们在这里只能够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因此，现在的问题仅是：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是政治观点应让位于纯粹的军事观点（假设这种观点可以想象的话）
，即政治观点完全地消失或从属于纯粹的军事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仍是主导的，而军事观点应从属于它。只有在战争是单纯由敌对感情引起的殊死斗争的情况下，才能设想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失。 这样，正像我们上面说过的那样，现实战争无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现。使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那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正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因此，也只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