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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报到处，军队文工团领导不喜欢我，觉得我的个头不高，今后也长不了太高，不会成为很好的演员。但所有的专业舞蹈老师却都认为我很有灵气，将来一定是最有出息的。然而，领导还是决定不要我。当时军队文工团招了30个文艺兵，15个男孩，15个女孩。我落选了，心里非常难受，但我妈妈很高兴。
世上的事，常常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过了一个月后，原先选中的15个男孩中，有一个男孩因父母工作调动到北京，随父母去北京了。男孩走了以后，空缺出一个名额，这时，文工团领导不知道。几个老师一商量，决定赶快把金星叫来顶替这个空缺。老师在楼上刚与我妈妈谈妥让我去文工团的事，我却在楼下不小心把胳臂摔折了。过了一星期后，我胳臂缠着绷带来到了部队。当时，老师都担心，我今后胳臂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影响跳舞。幸好我的胳臂后来痊愈了，没有留下一点残疾。
我是部队文工团年龄最小的一个，只有九岁，身高一米三多一点。而同批招收的文工团队员的平均年龄是12岁。我穿的是最小的四号军装，但军装的裤腰还是到了我的脖颈。所以，我只好把军装拿回去让妈妈改。就这样，妈妈给我改军装改了三年。
部队生活是严格的。被子要折叠得像豆腐块，有棱有角的；牙膏牙刷要摆放得整齐一致；还要按时睡觉准时起床。记得第一次紧急集合时，我被战友叫醒，说是紧急集合，敌人来了！我不懂什么叫紧急集合，又躺下继续睡觉。第二天，我挨了批评，才弄清楚了紧急集合的道理。
军队训练也是严格的。每天早操跑步，我穿着笨重的大头鞋，几乎是被别人拖着跑完全部路程。跑完步，又来到练功房，进行练功排练。我们的排练厅是女子中学的礼堂，礼堂里有很多柱子，两个人一根柱子，背靠着背，用打背包的绳子，把腿死死缠在柱子上。另一条腿被老师用滑轮高高吊起来；正腿、旁腿、后腿，每次一吊就是15分钟。在这15分钟里，前两分钟你还不觉得什么，而到了三分钟以后，那种韧带撕裂般的疼痛让我们叫得像杀猪似的。所以，每天早晨6点半到7点的半个小时，整个练功房就像屠宰场一样。女孩子不敢哭，男孩子却往死里哭。而老师就站在中间，抽着烟，若无其事地看着报纸。这样一练就是三年。
练完功，又穿上军装，排好队去食堂吃饭。部队吃饭不比在家里，你必须拿多少吃多少，不许剩饭，不许说话。有一次，我边吃饭边偷偷讲话，不小心，开口一笑，把饭喷吐了出去。一口粥喷到对面同学的碗里，我对那个同学说：你把饭倒了吧，别吃了。可是队长说：不能倒，给我吃了！那个同学只好恨恨地看着我，把饭吃了。直到现在，那个同学碰到我，还向我提起那碗饭的事。
我们男班13个人，我的个头最小，排在13的位子，所以，我喜欢13这个数字，我和13特别有缘，因为我的生日也是13日。
吃完早饭，回去换上衣服，从早晨8点开始，练习正统的苏联古典芭蕾舞。芭蕾舞训练完后，又开始练毯子功，就是京剧翻跟头。吃过午饭，睡一个小时午觉，起来以后，上民间舞课。学完民间舞，再上京剧、表演课程。
1977~1987：成名之路像个心灵手巧的小女孩（图）
我13岁的时候，我们的学员生活结束了。比我大的学员可以直接上演出班，可是我的个头只有一米四多一点，仍然不符合正式参加演出的条件。但我的编制又属于军区舞蹈队编制，所以，我上午仍然跟着舞蹈队练功，下午队员们去排练舞蹈，我却被安排到舞美队去工作。我的工作是去服装间帮助熨衣服，到化妆组帮助做演出的头饰。我制作头饰特别有耐心，手工活做得非常精细。化妆组的阿姨们感到惊奇，都说，这个小男孩怎么比女人还会穿头饰？而且，我一坐就能坐一下午，样样手工活做得都很到位。特别是耳环、珠子的颜色搭配，我会根据剧目的需要提出许多新奇的建议。一遇到做头饰的难题，有些化妆组的阿姨就说：“金星，还是你来做这个头饰吧。”
除了做服装头饰，我还参与舞台挂灯、打追光灯等工作。夏天，打追光灯很热，工作完毕，我最大的奖赏就是一盒冰棍。打追光灯的时候，我不仅把男孩女孩表演的剧目全部学会了，还会在心里评价，哪个跳得好，哪个跳得不好。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年的时间，奠定了我对舞台布局、服装色彩的搭配等实际运用的基础，使我在第一时间掌握了编导、导演的第一手资料。任何舞台效果都欺骗不了我的眼睛。
有一次，团里排练一个舞蹈《金山战鼓》，表现宋朝爱国女将梁红玉的故事。后来这个舞蹈在大连参加全国舞蹈比赛获得了金奖。这是一个三人舞，由“梁红玉”领两个小儿子跳。我个头小，最多只能演小儿子。但是，连演小儿子都轮不上我。小儿子的扮演者是两个小女孩。不料，在一场演出后，其中的一个小女孩病了，所以，就在我们学员队找了三个小孩做替补，其中就有我。团里决定，由我们三个小孩去学，在两个星期内，谁学会了谁就上。学习过程中，我的旋转、翻身和其他动作都没有问题，都比那两个女孩子强。但有一个动作我不如她们，那就是一出场的扳后腿动作。我的柔软度不如女孩，扳起来十分困难，而两个女孩一出场就把腿扳上去了。队长看了，开玩笑说：“金星，这个出场的动作做不到位你就不能跳。这样吧，如果你一个星期之内能把腿扳上去，我就让你出场。”队长以为，一个星期之内想把腿扳上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听了这话，我刻苦练习，就在一星期之内，我硬是把腿扳上去了。队长看了我的动作吓坏了，说：“这个孩子怎么这样毒啊，说扳上去就给扳上去了？”于是决定让我上这个舞蹈。
我一出场，果然跳得比第一组还跳得好，博得一片赞誉声。由此，中国著名编导家、我们文工团的一位资深的老师发现我很聪明，就开始带着我。一有新剧目，就叫我去按录音。我的任务是给他放音乐。我很机灵，看到他要张嘴说话的时候，就赶紧就把音乐倒回去，重新来一遍。这位老师从我这个动作感觉到，这个孩子太聪明了，太有灵气了。
这位老师编排好动作的时候，无论是男孩动作，还是女孩动作，他都会先让我来试做。在我身上试验好了，没有什么问题了，再交给别的演员正式排练。有时候他设计的动作很危险。我记得有一次排满族的宫廷舞蹈，我从鼓面上摔下来伤了膝盖，但这仍然没有削弱我跟老师练舞蹈的兴趣。跟着这样一个全国知名导演学舞蹈，潜移默化当中，我学到了不少编舞技巧。他既把我当女孩用，又把我当男孩用，所以，我男孩舞蹈跳得很好，女孩舞蹈也跳得很好。有这样一个大导演教授，是我的荣幸。
1977~1987：成名之路“桃李杯”上的《帕米尔牧歌》（1）（图）
1984年毕业回到沈阳军区以后，领导们看了我的汇报表演，都说：“这孩子技术不错，比以前规范多了。”但说归说，团里的演出还是轮不上我，我依然被冷落着。那时，我心灰意冷极了，想着自己从军艺院校回来，舞蹈跳得那么好，还是上不了舞台，干脆改行唱流行歌算了。于是，我舞蹈也懒得练习，天天拿着港台流行歌模仿着唱。
回到沈阳后，我可以经常回家。这时候，姐姐又参军走了，当通讯兵。家中少了一个人，就多了一份寂寞。父亲永远都是那样沉默寡言，母亲总是那么勤勤恳恳地为家里操持生活。母亲总说父亲是“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人”。父亲的面孔给人的印象是“一脸马列主义”。而我和姐姐的长相也很奇怪：姐姐的身材像父亲，粗壮有力量，脸长得像母亲，朴实、平凡；我的脸长得像父亲，俊俏、清秀，身材像母亲，纤弱、小巧。所以，我虽然是一个男孩，但天生却有着女人的风姿，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我的血脉里真正流淌的是女人的血液。
等待是无聊的。但有些时候机遇就是在你万般无奈的时候降临到你身边的。1985年，中国舞蹈家协会准备举办一次全国“桃李杯”舞蹈大赛。这是一次全国专业舞蹈比赛，分为少年组和成年组。13~18岁是少年组；18岁以上是成年组。这时候，我的恩师宋兆昆老师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学唱流行歌曲。
宋老师急了：“你有病啊！你的舞跳得这样好，唱什么流行歌曲啊！”
我说，团里不用我。
宋老师说：“这样吧，你来军艺参加‘桃李杯’舞蹈大赛。”
宋兆昆老师是我的恩师，她在我的人生艺术道路上的影响胜过了我的父母。我是一个幸运儿。在我以后的艺术道路上，总有许多最优秀的艺术家在关键时刻贵人相助。
第二次来到军艺，感到一切都那么熟悉、亲切。为了比赛夺冠，军艺派了两名男演员和一个女演员参加比赛。女演员和我同届，名叫胡琼，是个重庆女孩，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我本来也是要留校当老师，因为我和胡琼是那批毕业生里最优秀的学生。
排练参赛舞蹈是很严格的。五个老师辅导一个学生，每一个动作都必须做到位。宋老师为了培养我们顺利参赛，每天早晨都给我和胡琼做可口的营养早餐。来参加比赛之前，母亲对我说：“你要比赛就要拿第一，这个世界上，拿第二都没有用。”虽然母亲给我灌输了拿第一的思想，但她从来不夸我舞跳得怎样，最多说一句“比别人跳得稍稍好一点”。只有在我生病的时候，她才说：“你的舞的确跳得很好。”有了母亲的鼓励，我给自己立下军令状，在参赛前的三个月排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