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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帝国主义进攻卢沟桥的“七七事变”，从此进入了终生的写作生涯。
无论生活发生了多少转折，我对京剧的热爱从来没有动摇过，虽然我始终只不过是一个外行，然而就凭着整整一年看戏的经验，我竟有过五次登台票戏的历史。
编辑先生要我写这篇文章，我答应写，因为这好歹是一个纪录。写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我几乎忘记还有一次关于京剧的经历，就是我还花钱请老师正经学过一出戏。当然，看戏也是学，不过正式请老师教戏毕竟是另一回事。
抗战开始，剧校内迁，先迁长沙，半年后，亦即1938年再迁战时陪都重庆。重庆是川剧盛行的城市，而我对川剧却毫无理解，亦很少看戏。我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川剧进京，才又迷上了川剧的。
在重庆的这段时期，剧校聘来了刚从英国归来的两位专职教授，即在英国专攻戏剧的黄佐临和金韵之夫妇（韵之后来在上海改名丹妮）。佐临和韵之是一对品学兼优、谦和真挚的学者。两人都是天津世家子弟，同去英国留学。先在牛津和剑桥读大学获得学位，后又同到英国一家专攻戏剧的学校进修专业，佐临学导演，韵之学表演。初到重庆正是暑假期间，两人和我商量，想利用这段假期学点京戏。京戏为中国戏剧艺术的国宝是我们的共同认识，在求学时代，我虽然看富连成的戏不下百出，但确也没有认真学过。于是我在重庆报纸上小广告里找到一个教授京戏的广告，就去找到了这位老师，好像是姓张，名字记不清了，讲好学《四郎探母》中《坐宫》一折，一个星期学两个下午，共四次学完。《坐宫》我早已熟悉，听得烂熟了，但是洋学生出身的金韵之可跟洋人差不了许多，一字一句都得从头学起，连老师都急得满头大汗，我在旁边也等于是个助教一般。韵之是以对祖国京剧艺术的热爱来专心一志地学习的，她很聪明，记忆力也好，又是表演艺术的专家，学来没有很大的困难，然而在京剧最重要的一环，“唱”这方面却过不了关。问题就在于，她是一副多年养成的洋嗓子，又高又尖不说，而且声音发颤，打哆嗦，怎么也改不过来。这出戏在念白、身段、地位、锣鼓家伙点儿、上下场等等方面我们还都学会了，但只由于韵之的唱连她自己也感觉不行而只好罢休了。
往事忆旧录五次票戏记（2）
我已经学过的京剧只有《四郎探母》的《坐宫》这一场，但也没有得到过一次彩排上场的机会，至今感觉遗憾。
国立剧专在重庆上清寺临时校址只有这么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由于日寇飞机不断轰炸，到了几乎无法开课的程度，经校长余上沅先生的积极活动和筹划，将学校搬迁到长江上游靠近宜宾的沿岸小城江安。江安是一个很小的县城，方方正正的四个城门，小到什么程度？外来人说笑话：手里拿一个烧饼可以从东门扔到西门。然而这个小城闹中取静，安宁而又安全。“闹中”，指它的上游是四川的重要城市宜宾，它的下游沪州、江津以至重庆都是著名的商业繁华重镇，而重庆又是战时的陪都。江安小城隐匿在绿竹丛中又有舟楫之便，是当时日寇飞机狂轰滥炸绝对光顾不到的地方。于是移居在江安文庙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得以安心教学，弦歌不辍。至今许多卓有成就，享誉大陆、港、台乃至海外的戏剧电影方面的学者、名家，很多都是当年江安剧专的莘莘学子。
我是在大学二年级正在求学时，由校长余上沅先生的劝说和邀请，进入剧校任职校长室秘书，然后由于学校避乱内迁，再不能回北平继续学业而从此进入世途的。
学校内迁时，余校长委托我为学校找一位能教京剧基本功的教员。我在重庆居然物色到名叫杨福安的中年京剧武生，河北省人，他五短身材，十分敦厚老实，自称是海派武生高福安的徒弟。是什么人介绍的，通过什么关系找到的，现在已完全不记得了。杨福安单身一人来到江安，很安心地担任了京剧基本功的教职。由于武功扎实，教课认真，很得到学生的尊重和好感。他到江安不久，经人介绍与一位江安妇女结婚成了家，估计后来就在江安住下去了。
由于杨福安到来的影响，剧专聚集起一小伙京剧爱好的学生，包括演员和乐队场面人才，因而就有了些京剧清唱的活动。在我的记忆中，有几个学生：张正安、张零、季紫剑……教员中有剧校第二届毕业学生郭兰田，还有教师杨村彬夫人王元美。元美是北京燕京大学毕业生，当时是学校的英文教员，而村彬是成就不凡的剧作家、导演。
抗战时期的江安国立剧专经费有限，生活艰苦。余校长精明能干，除在教学方面尽可能网罗人才提高质量外，在经济上亦想了许多方法改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生活。譬如“凭物看戏”就是方法之一。学校定期举行一些演出，当然主要是演出话剧，观众不必买票，只要送一点实物便可入场，一碗米、一个萝卜、一块肉、一捧花生都可以。当然也有送来大量礼物的，譬如就有人牵了一只羊、赶来一头小猪的观众。每逢演出，江安人几乎倾城出动，热闹之至，如同过节一般。在这里我要写的是我曾参加过的几场京剧演出。
剧校的“凭物看戏”主要仍是看话剧，都演过什么戏我现在已全不记得，但记忆中似乎京戏也曾凑齐一台节目演出过。那次我也被邀参加表演，剧目是《红鸾禧》。我扮演小生莫稽，金玉奴由王元美扮演。扮演金松的是郭兰田，他当时在学校任表演系助教。我们这三个人演出的这台戏只有郭兰田的表演具有一定水平，元美和我则属于“打鸭子上架”，都是硬着头皮上场的，张嘴不成腔调，没板没眼。然而这个戏基本是个话剧，没有多少唱，演来轻松自如，就算大功告成，该有的效果都有，观众看得很开心。
在江安的第二次京剧演出，我参加了一个至今再也想不起来名字的戏。这出戏是当天排在最后的节目，是杨福安主演的，题材取自《水浒传》的一出武戏。我只记得我扮演的是武松一角，除上场下场之外，只是和杨福安扮演的角色有一场开打。
现在回想，外行上台开打实在十分荒唐。京剧是何等规律严整的艺术，九年坐科才学得浑身本领，何况是短打武生！我只是在中学时代看了一年富连成，成为一个混沌戏迷而已，那时候和几个同去看戏的同学小朋友闲下来也抡刀弄棒，也一起翻翻跟斗，跳跳铁门坎；有时是两手各执枪杆的一头，两条腿从枪杆跳过去；或是右手捏住左脚尖，右脚从左脚上跳过去，再跳回去，然后再左脚跳……也练过耍枪耍刀，都是看戏看来的，但是偶尔也得到过内行的指点，譬如富连城科班里当时的红角儿如叶盛章、高盛麟、杨盛春、李盛斌，年纪和我都差不多，在一块儿闲聊时也即兴教过我几手。
就凭着这点儿玩闹的经历，我就在江安剧校的舞台上和杨福安打了几下。当然开打只不过一会儿工夫，我扮演的武松使一把单刀，杨福安扮演的角色使的是一杆枪，最后他一枪扎过来，我摔一个抢背，下场，还落了一个满堂彩。
然而这一个“抢背”摔砸了。观众没看出来，而我由于过分卖力，摔过了头，落地时不是“抢背”而是“抢肩膀”，把脖子窝了一下，从肩膀到脖梗一直疼了三天。
第三次演出似乎是为了庆祝一个什么节日。江安城里一位最年轻的“绅粮”高先生是一个京剧票友，戏瘾极大，常常在自己家里约集城里——包括剧校喜爱京剧的同学一起清唱，还能凑起一个小小的乐队，在星期六或星期天一唱就是半天。这一次的演出决定大轴戏是《空城计》，高先生扮演诸葛亮，派给我的角色是司马懿。
派给我的这个角色使我不能推卸，亦无从选择。但我平时即使偶尔上上弦吊吊嗓子，也从来没有唱过花脸，而这一回却是除了我再也找不出别的人来了。一般名角唱《空城计》大都是前场《失街亭》，后场《斩马谡》。我们则限于人力，一出《空城计》就够张罗的了。江安小城在剧校未迁来之前从未见过京戏，所以服装也是七拼八凑借来的，我扮演的司马懿是由学生中比较熟悉京戏的张正安找了些大白和黑墨画的脸谱，不知从哪儿借来的一双高底靴子破破烂烂还硌得脚疼。大袍穿在外面的更不像话，只有身为大地主绅士的高先生扮演的诸葛亮可能有私房行头，比较起来像个样子。
全场瞩目的《空城计》上场了，诸葛亮开场和老军对话，加唱的八句摇板十分平稳。接下来就是我扮演的司马懿在幕后的一句倒板：“大队人马往西城。”不知是不是由于涂了满脸的大白粉，已经不复保留我的原来面貌，
所以也就完全失去了前两次出场的那种信心不足的尴尬神情，还没上场就憋足了劲，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怎么那么大的嗓门儿？连对京剧纯属外行的江安小城的观众都情不自禁地来了个满堂彩。这无疑是给我最大的鼓励，接下来的戏我真是越唱越来劲，后面的两段快板就更不在话下，观众是用鼓掌喝彩声送我下场的。
整个戏散之后，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围着夸奖我，谁也想不到我表演得这样出色。教务主任曹禺一把抱住我，说：“真棒！”事隔半个多世纪了，我至今记得清楚。尤其是曹禺先生历来在看过任何演出之后，一般都只说“真不易”，教人捉摸不透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而这会儿他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地说：“真棒！”这才是真不易。
大约是在1942年，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在校学生的思想管制，派了一个貌